近代中国学术史上，就与国际汉学界交往之广泛，历时之长久而言，无人能出胡适之右。这种关系，相当典型地反映出国际汉学界各派学者对于中国学术新潮的态度和看法。其中部分史实已为前人有所涉及，如胡适与青木正儿的通信，与钢和泰的交往等。但在胡适研究各种形式的众多成果中，有关情形往往被忽略，不少史实还有待发掘清理。这不仅可从胡适的海外“朋友”方面深入地了解其为人和学术，更有助于认识近代中外学术界的呼应程度。因为胡适毕竟是近代中国“输入新知”方面的重要代表，而“整理国故”虽然并非新知，各方对此又褒贬不一，实际上却是“要照着西方‘汉学家’与受西方‘汉学’影响的日本‘支那学家’的研究方法和范围去作研究”（牟润孙：《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载《大公报》（香港），1977年2月9日。）。胡适自称生平抱三个志愿，即提倡新文学、思想改革和整理国故，虽然都实行无力，反而对后者较为满意。（参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30年12月6日。）甚至曾为其鼓吹白话文学拔刀相助的陈衡哲，也认为胡适真正站得住的成就“还是考据，尤其对几部小说的考据”（程靖宇：《敬怀莎菲女士陈衡哲教授》，载《传记文学》，第35卷第3期（1979年9月）。）。
§§§第一节 留学结缘
胡适在中国学术界崭露头角之际，西方汉学界的概况是：“英、美不如德，德不如法。”（李思纯：《与友论新诗书》，载《学衡》，第19期（1923年7月）。）而胡适与西方汉学界的接触，刚好从较薄弱的英、美开始。1914年8月2日，尚在康奈尔求学的胡适偶读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报》（JournaloftheRoyalAsiaticSociety）当年第7期，见有大英博物馆东方图书部的英国汉学家翟来乐（L.Giles）所写《敦煌录译释》一文，及附录原书影本。《敦煌录》为数年前在敦煌石室发现的古物之一，“所记敦煌地理古迹，颇多附会妄诞之言，钞笔尤俗陋，然字迹固极易辨认也”。而翟氏的释译“乃讹谬无数”，如以中宗神龙年号为渊名，将录手漏笔误为避讳而据以定年代。胡适看后不禁道：“彼邦号称汉学名宿者，尚尔尔，真可浩叹。”随即摘其谬误，作一校勘记寄去。半年后，他收到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书记寄赠的校勘记抽印本，知翟来乐已自认其误，并重新译过，刊于该杂志1915年1月第5卷，又觉得“西人勇于改过，不肯饰非，亦足取也”（《胡适留学日记》，323、549页。先此胡适曾看过翟来乐所译《论语》。翟氏中文译名不一，多写为翟林奈，此据《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38年10月22日。）。
涉足国际汉学，对于康奈尔时代的胡适实为不务正业。但此番试笔，起点不低，翟氏父子相承，在整体水平不算高的英国汉学界可谓出类拔萃，并得到欧陆同行的承认。（参见《ヂヤイルズ博士の讣》，载《史学杂志》，第46编第8号（1935年8月）；梁绳祎：《外国汉学研究概观》，载《国学丛刊》，第2期（1942年1月）。）这对胡适改换门庭不无作用。当年他转学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John.Dewey），选题却是后者完全陌生的《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后以《先秦名学史》为题出版）。胡适在哥大很快结识了德国籍中文教授夏德，这是当时国际汉学界鼎鼎大名的学者。他生于德国，在柏林等大学学习古典语言学，以研究罗马喜剧获得学位。后进入中国海关，先后在广东、厦门、上海、九龙、淡水、镇江、重庆等地任职。其间业余研究中国问题，曾任上海皇家亚洲学会北华分会委员、主席，获普鲁士政府授予的教授衔，并被推举为南德巴燕邦学士院会员。1895年退职后专心致力于中国研究，因在德国占领胶州事件上与李希霍芬意见不合，在国内难以立足，经英国汉学名宿翟理斯等人推荐，1902年起应聘为哥大中国语言文学讲座教授。夏氏论著丰富，水准颇高，尤以广博著称，被视为在美德国籍学者的双璧之一。日本专门研究国际东方学史的石田干之助认为，如果20世纪前半叶称为“沙畹—伯希和—洛佛尔时代（Chavannes Pelliot LauferAge，后者亦译为劳佛）”，此前则不妨叫做“夏德时代”。（参见［日］中村久四郎：《ヒルト教授の经历及び学绩》，载《史学杂志》，第15编第7号（1904年7月）；［日］石田干之助：《フリドリヒ·ヒルト博士逝く》，载《史学杂志》，第38编第7号（1927年7月）。李希霍芬为地质学权威，对于奠定巩固中国地质学基础贡献甚大，但所著《中国》（China，Ergebnisseeigener Reisenunddaraufgegrun deter Studien.5vols.Berlin，1877-1912）一书，“与德人之中国研究，反有不良影响。盖李希霍芬不能读汉书，竟克成此巨著，因使人觉中国研究与汉籍无关也。李书之引古证今，既多舛误，而雨后春笋之摈弃汉书之中国研究，益无足观”。参见《汉学发达史》，111页；翁文灏：《李希霍芬与中国之地质工作》，载《国风》，第3卷第12期（1933年12月16日）；姚从吾：《欧洲学者对于匈奴之研究》，载《国学季刊》，第2卷第3号，1930年9月。）
转学不久，胡适就从夏德处获悉，据端方说，哥大所藏中国政府赠送的《古今图书集成》，并非雍正年初版，而是总理衙门仿印。但“雍正初版并不如后日上海图书集成书局所出活板之精，以原板铜字不完，或有所阙，则假借他字以代之，而上海之板校对极精故也”（《胡适留学日记》，795页。）。据说夏德是胡适论文的主要指导教授之一，可惜胡适日记后来反而不记专业之事，不知两人交往的具体情形。参加胡适博士论文口试的6位评委中，夏德是唯一懂中文的人，则此番口试未获通过，夏德的意见相当关键。因为胡适的直接导师杜威极口称赞这篇后来引起不小风波的学位论文。（参见《陶履恭教授致胡适之教授函》，载《北京大学日刊》，第343号（1919年3月27日）。函谓：“今早到东京，午后往访于新渡户家，彼询兄之近况。恭告以教授而外，复从事于新文学译剧等事。彼甚喜，彼极赞兄之论文。恭告以现著有《中国哲学史》，已经出版，乃根据于前论文之研究更扩充之。”）胡适对自己论文答辩时的表现与反应从来讳莫如深，唐德刚称胡适博士学位稽延的最直接原因，是“那时哥大根本没有看得懂他的论文的导师”，夏德的中文“亦不足以读原著”（唐德刚：《胡适杂忆》，71～89页，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未必属实。因为读原著与审论文并非同一事，胡适的读法在金岳霖看来也不免牵强附会。况且夏德号称渊博，代表作之一又是《中国古代史》（TheAncientHistoryofChina，1908年哥大出版），为其在哥大的讲义，由盘古至秦统一，虽然主要依据《绎史》，未一一深究基本史料（参见齐思和：《评马斯波罗〈中国上古史〉》，载《史学年报》，第2卷第2期（1935年）；梁绳祎：《外国汉学研究概观》，载《国学丛刊》，第1、2期（1941年12月、1942年1月）。），但在欧美汉学界，当是够格评审胡适论文的有数人物。
关于夏德在胡适博士论文答辩时的态度，遍查各书，唯一可以找到的记载是金岳霖间接听闻的一段故事。据说夏德懂天文，“他问胡适：‘中国历史记载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准确的？’胡适答不出来。那位考官先生说：‘《诗经》上的记载“十月之交，率日辛卯，日有食之”是正确的记载，从天文学上已经得到了证实。’”金岳霖估计此言不虚。尽管他对胡适的学问历来不大恭维，这一判断倒并非成见。
值得注意的是1916年4月5日胡适在日记中所发的一段感慨：“西人之治汉学者，名SinologistsorSinoloques，其用功甚苦，而成效殊微。然其人多不为吾国古代成见陋说所拘束，故其所著书往往有启发吾人思想之处，不可一笔抹煞也。今日吾国人能以中文著书立说者尚不多见，即有之，亦无余力及于国外。然此学Sinology终须吾国人为之，以其事半功倍，非如西方汉学家之有种种艰阻不易摧陷，不易入手也。”（《胡适留学日记》，860～861页。）似显露其心得与不满。
与此相对，后来为南高学派要员、主张以人文主义救实用主义之弊的刘经庶（伯明），先胡适三年以《老子哲学》获美国西北大学博士，其学位论文为另一德籍美国汉学名家劳佛所激赏。（参见郭秉文：《刘伯明先生事略》，载《学衡》，第26期（1924年2月）。）而且据说哥伦比亚大学是当时对中国学生来说最容易过关的两所大学之一，“在那里读博士学位是懒汉之举”（《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拉铁摩尔回忆录》，100页。）。夏德不久即退休，1920年返回德国，从此闭门不出，罕与外界交往，通信亦不复，两人之间毫无联系。胡适后来竭力推崇杜威，却几乎不提夏德之名。1926年他赴欧羁留数月，并曾到德国，虽有经济上的限制，可是从未起顺便参拜师门之意，异乎情理及其“旧道德楷模”的禀性，除非二人不大投缘。（参见姚从吾：《欧洲学者对于匈奴的研究》，载《国学季刊》，第2卷第3号。该文称夏氏死于1926年。据1927年7月《史学杂志》第38编第7号石田干之助《フリドリヒ·ヒルト博士逝く》，夏德逝世于1927年1月13日。）
§§§第二节 贵族与帝师
胡适虽未获得学位，归国后却暴得大名，1922年哥大校长函邀其讲中国文学和中国哲学史，为其谢绝。这时的胡适，不仅忙于学术与政治，而且因为已成名流，出入于北京上流社会的社交界，与欧洲汉学家的交往机会也逐渐增多。当时各国来华人士不少，其中喜欢文学者于1919年组织了文友会，定期举行演讲等活动，有数十人参加。其成员与各国驻华使馆保持密切联系。胡适因此与流亡的俄国东方学家钢和泰和时任帝师的英国汉学家庄士敦经常来往。
钢和泰出身沙俄时代爱沙尼亚贵族之家，大学时就前往柏林研究梵文和印度文学，1900年用德文发表了博士论文。短期访问波恩大学和牛津大学后，进入俄国外交部，然后到彼得堡大学任梵文和印度学副教授。这时其研究兴趣转向中亚及中印关系，特别是佛教领域。1916年，他代表彼得堡科学院去日本，适逢俄国革命，其财产被没收，1917年来到北京，以便进一步研究中印佛教关系，特别是从中国史料里寻证据考迦腻色迦王的年代。经香港大学校长爱里鹗（CharlesNortonEdgcumbeEliot，治印度教与佛教）推荐，1918年胡适请钢氏到北京大学教授梵、藏文和古印度宗教史等课程。此事胡适称为香港大学对中国学术的最大贡献。（参见《胡适的日记》，547页；胡适：《南游杂忆》，见杨犁编：《胡适文萃》，630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91；Ernst Schierlitz，“In Memory of Alexander Wilhelm Baronvon Stael-Holstein”，in 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华裔学志），vol.Ⅲ，fasc.Ⅰ（1938）。后文称钢和泰到北大任教在1922年，但据胡适1937年3月16日日记：“民国七年，我因SirCharlesEliot的介绍，请他到北大来教梵文，并教印度宗教史。他的古宗教史是我替他口译的，我们合作两年，我得益不少。”则当在1918年。胡适口译古印度宗教史课，从1921年10月起。1923年后黄树因继之。黄不幸夭亡，由江绍源接替。（《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23年9月20日））他在文友会听过钢和泰关于“佛陀传说中的历史的部分” （Whatishistoricalinthe BuddhaLegend）等学术演讲，又共同参与推动文友会倡办的“东方学图书馆”，并经常一起进行学术交际活动，知道钢“是俄国第一流学者”，“他的学业名望是欧洲东方学者都公认的”，了解其从事的汉、梵、藏等文本佛经对勘，对中国大有益处，而国内无人能及，加上港督和美国公使都对钢男爵特别礼重，呼吁“中国应该为世界爱惜此人”，因而对其敬重有加。（参见《胡适的日记》，44、63、65、66、94、218～220、228～229页。）
1921年10月起，胡适为钢和泰的古印度宗教史担任口译，每周两时，这也使他自己“得益不浅”，由此获得的关于佛教经典各种版本与教派关系，印度、锡兰历史传说与佛教的渊源等知识以及同时向钢氏初学梵文，当是全无佛教知识的胡适为续写中国哲学史后来大胆涉足禅宗史研究的重要契机。1922年底，钢和泰在北京大学成立25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讲“近年新疆的考古学上的发明”，由胡适担任口译，演说稿发表后，引起同校教授叶瀚关于《般若经》的两点质疑。胡适代钢氏作答，指出所疑二点皆是叶的误会，而非钢的错误。答词中对《迦叶品》的如数家珍，显然得益于深通《宝积经》的钢和泰。（参见［俄］钢和泰（章廷谦笔记）：《近年新疆考古学上的发明》，载《北京大学日刊》，第1151—1153号（1923年1月10—12日）；叶瀚：《钢和泰博士演说近年来新疆考古学的发明之质疑》，载《北京大学日刊》，第1156号（1923年1月16日）；胡适：《代钢和泰先生答叶浩吾先生》，载《北京大学日刊》，第1159号（1923年1月19日）。）
此外，钢和泰在东交民巷台基厂奥国使馆旧兵营俱乐部的寓所是当时北京来华外国人士的一个社交中心，胡适于此结识了不少文化人。而钢和泰的许多研究需求，也往往由胡适出面疏通解决。如钢和泰提出要求北大给他一个“东方语言学部”的名义（只是印一些写上“国立北京大学印度中亚学部”的信封信纸），以便与欧洲各东方学研究机构接洽，为北大索取各种书报，并便于在中国找人参与巴黎、伦敦、柏林东方学者的整理《佛藏》事业，胡适即代向蔡元培提出申请，并主动建议将久同虚设的图书馆“东方室”交由钢管理，断言“将来一定有大成绩”（《胡适的日记》，228～229页。）。胡适还答应设法为北大谋藏文的《全藏》，作为其校勘佛经的底本，甚至借钱为钢和泰垫款买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