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希和因得敦煌文书而驰名宇内，一些出国考察而有心于固有文化者也慕名顺道拜访参观。1910年10月26日，赴欧美游历的张元济在巴黎设法将遗书浏览一遍。其函告汪康年记述了有关详情：“彼时本欲录存，无如法国国家十分郑重，不许常人观览，弟由公使馆介绍，特别许可，且由伯君伴往，跬步不离，重房密屋，光线甚乏，而伯君又匆匆欲行，故只能略观大概。而弟亦以行期太迫，不能再往。因晤伯君，知英人某先彼至敦煌，所得亦甚富，到英访得，亦入国家图书馆矣。其珍秘一如法人，四部不如伯君多，而佛经及其他古物则远过之。其四部书亦已商妥，将来亦可影照也。”（《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745～1746页。1909年罗振玉见伯希和后，即函告汪康年有关信息，所以后者问张元济是否抄得目录。）
同年12月，担任在美国举行的万国监狱改良会议中国代表的大理院刑庭推事金绍城，归途考察欧洲各国监狱审判制度，在巴黎曾致函伯希和等，商请往观敦煌秘籍，未得回复，只见到沙畹。（参见金绍城：《十八国游历日记》。金氏1902年留学苏格兰皇家书院，习政治经济，曾遍游欧洲诸国及美利坚，考求其人文学术。参见袁荣法：《金北楼先生家传》，见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1辑。）法方保管的严密引起一些中国学者的不满，指责伯希和并未真心履行诺言。其实此举并非针对中国学者。据说伯氏将文书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东方部的一个房间里，亲自掌管钥匙，引来不少法国同行的攻击。（参见《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185～186页。）
此外，当时已有留学生接触法国的汉学家，如帮助沙畹从事古籍考释的吴勤训、魏怀等。留学巴黎大学攻法律的冯承钧，毕业后进法兰西学院研究，“时彼邦硕学如沙畹、伯希和、鄂庐梭（L.Aurousseau）辈，皆与承钧相师友，学问相劘切”（《冯承钧》，载《传记文学》，第32卷第6期；王静如：《冯承钧教授传》，载《燕京学报》，第30期（1946年6月）。）。后冯氏翻译法国汉学家的著述达500万言，其中伯希和所著占大比重，成为中国学人了解这位大师的重要中介。
尽管中国学者与伯希和的交谊缘于敦煌文书，对此心情却极为复杂。1909年罗振玉致汪康年函即称此为“极可喜可恨可悲之事”，所恨者国宝遭劫，“此书为法人伯希和所得，已大半运回法国”；所喜者已影印部分，并可尽照其余；所悲者不知是否尚有劫余。（参见《汪康年师友书札》三，3169～3170页。）后来陈垣编《敦煌劫余录》，序中直陈：“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继至敦煌，载遗书遗器而西。”有人劝他不要直接提名，因为二氏来华，在学术界集会上彼此还常见面，而且“劫余”二字太“刺激”，是否改一名称。陈垣答道：“用劫余二字尚未足说明我们愤慨之思，怎能更改！”（刘乃和：《书屋而今号励耘》，见《励耘书屋问学记》，153～154页。陈垣此说，主要当针对伯氏。）1922年，胡光麃获中国政府颁发嘉禾奖章，“而伯希和之名亦赫然为另一受奖者。当时以为我们祖先留传下来的宝贵文化遗物，竟为外人予取予携大包小捆饱载而去，反而政府予以奖励，是为赏罚不明，因而虽获奖而终未领受”（《百年来影响我国的六十洋客》，载《传记文学》，第38卷第3期。）。20世纪30年代王重民因伯希和的支持赴法，又获睹其主动提供的笔记手稿，却感叹：“但有关敦煌学史料，竟被伯希和辑录而去，且被封闭在木匣中几三十年。言念及之，感慨万端。”（王重民：《英伦所藏敦煌经卷访问记》，见《敦煌遗书论文集》，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另一方面，中国学者与此重大新发现结缘，又由于伯氏，不仅因此而保存了一批劫余文物，更得到精华副本来归的希望。况且留存文物遭劫更甚，反不如法国保管之善。加上伯希和为汉学专家，与斯坦因、华尔纳（L.Warner）等不同，确能以学者态度对待秘宝，所以一般倾向于将他与斯、华等人区别对待。1935年，北平的一批学者联名发表公开信，反对政府将故宫博物院等公私方面收藏的古物运往英国伦敦举办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其中对担任选择委员的伯希和也予以谴责，指其“向与英人斯坦因至甘肃敦煌，行贿当地道士，发掘古室，盗取无数唐代以前之古物，至今犹存巴黎国家图书馆与英伦博物馆中，不知凡几。前岁斯坦因卷土重来，举国上下监视其行动，一时彼竟无所措其手足。今若欢迎伯希和参加此项挑选工作，不免前后歧视，自贬其尊严。英国之推此人来华，或有用意”（《我国学术界反对古物运英展览》，载《北平晨报》，1935年1月20日。签名者为王力、李碧芸、林徽音、侯宗濂、陈之迈、陈岱孙、赵诏雄、朱君之、沈性仁、金岳霖、秦宣夫、沈有鼎、陈铨、熊佛西、朱自清、周培源、金岳荣、浦薛凤、张荫麟、张真如、刘信芳、李健吾、时振纲、姚鸿翥、梁思成、李濂、张奚若、杨景任。）。傅斯年即撰文代为辩解道：“论伯君与敦煌卷子之关系，应详察当时之经过与责任，未便与斯坦因氏混为一谈，此为事实与公道之问题。”要求区别学者与古董商或博物院之典守官。（参见《论伯希和教授》，见《傅斯年全集》，第7册，2350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傅斯年的辩词在史实方面亦有舛错。但所指出反对者两年前曾欢迎伯希和，则为事实。1933年2月11日，王力宴请伯氏，作陪者有罗常培、王庸、刘子哲、王静如、李方桂、刘半农、黎锦熙、冯友兰、叶石荪、刘盼遂、浦江清、朱自清等。参见姜建、吴为公编：《朱自清年谱》，118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而北平学术界似乎接受这一申辩，二度发表反对宣言时，即不再牵涉伯希和。（参见《平市学术界第二次宣言反对古物运英展览》，载《北平晨报》，1935年1月27日。此次签名者为司徒乔、朱君之、朱自清、沈性仁、沈从文、吴世昌、李健吾、林徽音、金岳霖、梁思成、黄子通、许地山、秦宣夫、张真如、刘敦积、熊佛西、闻宥、钱稻孙、顾颉刚。）
§§§第二节 礼尚往来
伯希和声名鹊起，虽与敦煌遗书关系密切，却并非依赖垄断材料。作为国际汉学的领军主帅，其过人头脑和深厚功力，一开始便令中国学术界刮目相看。傅斯年总结其学术特色道：“伯先生之治中国学，有几点绝不与多数西洋之治中国学者相同：第一，伯先生之目录学知识真可惊人，旧的新的无所不知；第二，伯先生最敏于利用新见材料，如有此样材料，他绝不漠视；第三，他最能了解中国学人之成绩，而接受人，不若其他不少的西洋汉学家，每但以西洋的汉学为全个范域。”（《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载《北平晨报》，1933年1月15日。）
伯希和是语言天才，精通14门外语，而且博闻强记。他主张与中国学者交流，得力于汉语能力强和中国学术熟。他是传教士以外，西方汉学界中罕有能讲流利北京话的学者。在这方面，导师沙畹和同辈马伯乐、葛兰言等亦远为逊色。马伯乐虽来华多次，也“喜与中国人士接交”，但只能“强作汉音，殊有风趣”（高名凯：《马伯乐教授》，载《燕京学报》，第30期（1946年6月）。）。直到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举办巴黎大学中国学院时，仍是“欧人中之能中文者，有如凤毛麟角，欲聘相当人物，殊为难得”（代理巴黎大学中国学院中国政府代表刘厚报告：《巴黎大学中国学院概况》，载《中法大学月刊》，第4卷第2期（1933年12月1日）。）。缺乏语言工具，就没有沟通的桥梁。而且，伯希和并非单纯口语流利，文字功力也相当深厚。1906年他率考察队在喀什拜访当地官员时，人们对这位年轻洋人所说“流利而漂亮的中国话”以及“能熟练地引用中国古书上的词句并能朗读会客厅内对联上所写的句子，无不大吃一惊”（《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178～179页。）。王国维乃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旷世奇才，1909年初次见面时尚不知伯氏于中亚历史语言造诣精深，已肯定“博士优于中学”（《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见《观堂译稿》上（见《王国维遗书》卷四十二，1927年秋校印本。））。深知欧美汉学界底细而曾经被伯希和怠慢的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承认：“与许多主要依赖懂外语的中国人替其翻译中文资料的‘专家们’不同，伯希和确实自己动手搜集材料，并能较好地理解这些材料。”（《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拉铁摩尔回忆录》，41页。据说，“在欧洲和美国职业汉学家中流行的姿态是，声称或者有时假装自己的汉字写得如此之好，以致他们亲自做全部的工作。事实上，他们大多数人依靠懂英语或法语的中国人来承担为其搜集材料的主要工作，自己只是将其润色一下”。同上书，41～42页。）
伯希和没有一般汉学家对中国当代学术的轻视，充分认识和肯定清初以来的学术发展与成就，认为：“中外汉学大师之造就，堪称殊途而同归，尤以清初康熙以来，经雍乾而至道光，名家辈出，观其刈获，良足惊吾欧洲之人。此果何由，亦由理性之运用与批评之精密，足以制抑偏见成说，其达到真理之情形，实与西方学者同一方式，无足怪也。”因此，他对于继承前贤的当代中国学者，也“寄有无限敬重与希望”（《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载《北平晨报》，1933年1月15日。）。更为重要的是，伯氏此说并非当面市好，1926年10月26日，他在德国法兰克福讲演中国戏剧，提出：“治‘中国学’须有三方面的预备：1.目录学与藏书；2.实物的收集；3.与中国的学者接近。”并批评德国的中国学“殊不如人”。（参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
在接近中国学者方面，伯希和身体力行。民国以后，除保持既有联系外，还不断结交新知。第一次世界大战起，伯希和再度入伍，担任副官，“从军达达尼斯海峡，既而复有事西伯利亚”（《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见《观堂译稿》上。），与中国学者的联系一度较疏。1916年，他调到法国驻华使馆任陆军武官次官，行前曾致函罗振玉，告以调任消息，并为写影古卷轴十余种。（参见罗振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卷下，516页。）7月，他在上海拜访了张元济，观看涵芬楼所藏旧书。张做东在寓所宴请伯氏，招沈曾植、叶昌炽、张石铭、缪荃孙、蒋汝藻等作陪。叶昌炽《缘督庐日记》记其事道：“晨起，案上有书，张鞠生京卿招晚酌，言有法国友人毕利和，即在敦煌石室得古书携归其国者，今来中土，研究古学，甚愿与吾国通人相见。”是晚由六时饮至三鼓，宾主畅叙甚欢。（陪客中原定有刘承幹，因服丧未至。参见《艺风老人日记》，丙辰六月廿二日（1916年7月21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影印；《张元济日记》，9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张元济年谱》，127页。）其间伯希和还与缪荃孙等有所交流。《艺风堂友朋书札》存伯希和来函一通，谓：“奉手书，承惠赐小丛书及钞本《岛夷志略》，谨领以谢。嘱钞《沙州志》，俟弟到北京后，遵即钞呈。午前十下钟时，当诣前请教，借壮行色。”（《艺风堂友朋书札》下，1028页。另据1916年7月26日王国维致罗振玉函：“昨日哈园宴客，晤褚礼堂，知伯希和近日过此赴北京使馆武官之任。今日过乙老，始得其详。此次伯君过沪，张菊笙宴之，请乙老往陪。伯出《舜典释文》照片（并有《周易释文》）。乙老劝菊笙及蒋孟平印之，菊笙许诺，然不知能付印否耳。”（《王国维全集·书信》，95～96页））
清廷垮台后，不少文人学者散出京师，上海、天津、青岛等地成为遗老的聚居之所，其中不乏政治保守而学术造诣深厚的“通人”。当晚座中除几位藏书刻书及版本目录学家外，沈曾植更是清末民初的一代大儒。王国维许为光宣以后学术之准的，“以为亭林、东原、竹汀者俦也”，并说：“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其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见《观堂集林》卷23。）尽管王国维内心对其别有褒贬，但如果学术正统确为一线单传，沈曾植无疑是那一时代中国文化的学术所寄之人。
清末民初，适逢学术因时剧变之际，中外交汇，史料出新，固守者不免落伍，开通者与时俱进。罗振玉、王国维等人信守学不分中西新旧的卓见，承继中国学术正轨而发扬光大。柯劭忞于蒙元史，董康于民间文学，也均有重要贡献。欧战期间，伯希和任职北京，而罗振玉避居日本，罗与之“仅通一信，彼邦战事方烈，亦无考古之余兴矣”（《艺风堂友朋书札》下，1005页。）。直到欧战结束，伯希和于1919年5月归国，“将返巴黎，重莅讲席”，途经上海，与东归的罗振玉邂逅，“乱后重逢，相得益欢，畅谈两时许，户外大雨如注，若弗闻也”（《永丰乡人行年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伯氏还约张元济于礼查饭店晚餐，并托购《金石录》、《择是居丛书》，订购《道藏》、《四部丛刊》等书。（参见《张元济年谱》，169页。）此后，伯希和又介绍其友人来见张元济，往观涵芬楼旧书。（参见《张元济日记》，1920年3月11日。）
新文化运动兴起，中国学术发生重大变化。在一味引进新思潮之后，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促成中西新旧文化在学术层面进一步交融。一批新进学人乘此大势，进入新潮学术的主流。这时沙畹已经过世，其巴黎学派的领袖位置，由伯希和接替。1921年，伯希和当选为法兰西研究院评议员，“此为法国各界学者所得之最高荣誉，汉学家而得此选者唯伯希和与（马伯乐）教授二人”（高名凯：《马伯乐教授》，载《燕京学报》，第30期（1946年6月）。），而后者获此殊荣在15年后的1936年。作为进入法国最高学术层的第一人，伯希和的成就显然已经超过沙畹，将欧洲汉学推进到与其他学科并驾齐驱的地位。1918年沙畹逝世后，伯希和参与在国际远东研究中举足轻重的权威刊物《通报》的编辑，从1925年起担任主编，1935年出任法国亚细亚学会主席。“此先生学问发扬光大之时期也”，“每一文出，学者辄奉为权威，各国学术团体多赠以荣誉学位或约为通讯研究员。盖先生已获得世界学者之地位矣”（翁独健：《伯希和教授》，载《燕京学报》，第30期（1946年6月）。另参M.罗克：《伯希和诞生一百周年》，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8）。）。随着地位的变化，伯希和主动与中国学者联系的机会虽然减少，但对于日益增多的登门访客和求教者，仍然予以热情的帮助和关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