夔州路之施州。据《武经总要》前集卷一九，夔州路施州领羁縻州五个：西高州、富州、顺州、奉化州、天赐州；其中富州、顺州、天赐州在荆湖北江羁縻州中可得其名，两者紧邻，在一个羁縻州群区域内。《元丰九域志》和《宋史·地理志》都没有施州羁縻州的记载，应是“开边”实际效果的反映。崇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中书省枢密院奏皇城使康州刺史知施州史宗咏申：“承枢密院札子，夔州路转运司奏昨被旨进筑施州城寨，今已建两寨五隘七铺，开拓地土疆界近五百里。”［清］徐松：《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九之一九。 熙宁时期开边情况或有失载。此外，渝州（恭州）领有一个羁縻溱州，熙宁八年九月有“渝州獠贼菊曩二、木琴、木斗等二十余族犯边”，在宋大军的攻击下，僚人首领木斗“举溱州地五百里来归”［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八，熙宁八年九月庚午条；《宋史》卷三三四《熊本传》。，宋在其地新置南平军，羁縻溱州不复存。
荆湖北路羁縻州分布在北江流域和南江流域。北江羁縻州主要在沅水下游地区，更主要集中在其支流酉水一带。《武经总要》前集卷二〇载，北江溪洞州即羁縻州共三十六个，《元丰九域志》卷一〇载数同。北江羁縻州又被称为“誓下州”，源自五代。后晋天福五年，楚国击败溪州彭氏，双方订立“天福盟誓”，楚对溪州实行羁縻统治。溪州彭氏通过盟誓，也确立了自己的盟主地位，成为都誓主，其他羁縻州成为“誓下州”。《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八一载：“初，北江蛮酋最大者曰彭氏，世有溪州，州有三：曰上、中、下溪，总二十州，皆置刺史，而以下溪州刺史兼都誓主，十九州皆隶焉，谓之誓下州。”宋初，誓下诸州逐渐“内附”，溪州彭氏是其中“最大者”，“北江诸蛮隶辰州，在黔之西南，阻五溪，汉黔中地，为羁縻州三十六”［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二八《盘瓠种》条。此当指大者而言，北江地区宋代存在过的羁縻州数实不止此马力：《北宋北江羁縻州》，《史学月刊》1988年第1期。嘉祐二年（1057），彭氏出现内讧，久而未决。宋朝廷接受辰州布衣张翘于熙宁四年（1071）开拓南北江的建议，乃以章惇经制荆湖蛮事，废都誓主制，后虽于元祐初年恢复了都誓主，但已衰弱而没什么影响了。荆湖两路原羁縻州陆续被宋朝政府开拓成为直属州县安国楼在《试论宋代对羁縻州的官封》一文中已经注意到，“荆湖路边区的羁縻州到南宋时已不复存在”，载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编《宋史研究论丛》第5辑，2003年。
南江地区主要指沅水中游一带，亦即其支流的儛水、辰水流域。史载“南江，本唐叙州，五代失守，群蛮擅其地，虚立州名十六，国朝并隶辰州，许令贡奉”［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六，熙宁五年闰七月庚戌条。《武经总要》前集卷二十有南江二十羁縻州，其中有十四州与《元丰九域志》同，南江地区羁縻州数共有二十四。《元丰九域志》卷六沅州下有记，熙宁七年收复溪峒黔、衡等十七州，“即唐叙、锦、奖州地置州。治卢阳县”。熙宁七年四月丙戌诏置沅州，以懿州新城为治所，即所谓“收复”南江羁縻州地设置。南江羁縻州主要分属三支不同姓氏集团，据《文献通考》卷三二八《盘瓠种》载“南江诸蛮”，舒氏有叙、峡、中胜、元四州，田氏有蒋、锦、懿、晃四州，向氏有富、鹤、保顺、天赐、古五州，共列十三州。另有可考者马力：《北宋南江地区羁縻州考》，载《文史》第34辑，中华书局，1992年。，此不详述。三姓虽彼此不时有争，然也大体能维持均势。熙宁三年，南江之“硖州峒酋刻剥无度，蛮众愿内属”［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六，熙宁五年闰七月庚戌条。熙宁六年正月，“章惇言：辰州南江溪洞尽以内属，其新归地自西以北，环数千里，依险团族甚众，遣官于懿、峡、富、锦、黔州分建城寨。是月，石鉴言：峡、富等十七州首领舒光秀等与蛮一知五百余人纳器甲归朝，已劳遣还其地。惇又言：辰州南江知州管内军衙首领等，各乞纳土为王民”［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二，熙宁六年正月壬申条《考异》引宋国史《神宗史·南江传》。宋政府新设沅州以统之，下辖三县，南江羁縻州基本不复存在。
此外，在荆湖路还有对羁縻诚、徽二州的开发，二州初在新设沅州治内。王象之引北宋末《图经》记后周时，杨氏据此地十洞，世袭其职，为羁縻诚、徽二州［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七二，“靖州沿革”条。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首领杨氏多人相继归附宋朝。元丰三年（1080）以徽州为莳竹县，元丰四年建正州诚州。招纳原溪峒民入州县“团籍”，编入了当地的保甲体制；“许百姓置田”《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八七。，纳入了土地私有制的范围。后来进而将所属溪峒各姓首领“补充班行”等，使之“事体一同”［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七，元祐元年五月甲子条。诚州数易名，徽宗崇宁二年（1103）改为靖州（治今湖南靖县）。另外还有如熙宁年间“开梅山”（今湖南安化、新化一带）一类对溪峒蛮的一系列行动，成为“开边”的有机组成部分。
随着熙丰变法的失败，“开边”政策受到全盘否定。《长编》卷四五三载，元祐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丙午，辅臣面奏：“乞以湖北之渠阳寨复溪洞之诚州，补其旧族杨光潜之子昌达为刺史。”刘挚说当时“议者争言欲弃其地，朝廷重其事，故废诚州为军，余裁废有差”。《宋史》卷四九三《蛮夷传一》载元祐初傅尧俞上奏要求废罢沅、诚二州，旋废诚州为渠阳军，沅州不废。是时诸蛮复叛，遂诏谕两湖及广西路：“国家疆理四海，务在柔远。顷湖广诸蛮近汉者无所统一，因其请吏，量置城邑以抚治之。”自后，五溪郡县弃而不问。元符三年（1100）十月十四日徽宗敕，将荆湖、广西新开的道路和新置堡寨等“无用”而并予废罢［清］徐松：《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九之一九。罢废之后的原羁縻州地，处于“群龙无首”的境地，致使“蛮夷叛服不常”，南宋嘉泰三年（1210）湖南安抚赵彦励乃上言建议重立酋长以镇抚之，“以蛮夷治蛮夷”［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三七《御边》。遂有“湖南溪洞总首”的设置，而羁縻州则不再重设。四
从宋各地的“羁縻州”存废情况及其变化可以看出，宋代的“羁縻州制度”虽承袭唐代而来的，但不像唐代那样较为规整，治理模式也并不固守于一。不“规整”，是指宋代没有整齐划一的“羁縻州制度”，政策诏令的针对性很强，因时因地有所不同。如北宋中期广西侬智高事件平定之后，“参唐制，分析其种落”，对当地的羁縻州进行了重新规划。北宋末平定梓州路“泸夷”之乱后，对当地的地方行政作了重新设置调整，将部分羁縻州纳入直接管辖的范围而未再重置羁縻州。又如范成大说：宜州管下的羁縻州中，“其尤者曰南丹州，待之又与他州不同。特命其首领莫氏曰刺史。月支盐料及守臣供给钱”胡起望、覃光广校注《桂海虞衡志校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9页。再是，羁縻州之封赐名号等制度性问题各地差异很大，如宋兵部官员所说：“溪洞知州、蛮官赐名目，只出官告，其例不一。”多因其旧而授之。例如，西南蕃首领龙彦瑫于乾德五年（967）遣使来贡被授为“归德将军、南宁州刺史、蕃落使”，而其有前朝名号“知西南蕃南宁州蕃落使”；雍熙二年（985）九月，“蕃王龙汉璿自称权南宁州事兼蕃落使”遣使来贡，“并上伪蜀孟氏所给符印，请降真命”，诏授其为“归德将军、南宁州刺史”；太平兴国六年六月十一日，以董绍重继为“检校司空使持节保州诸军事、保州刺史”等职，成都府路威州所属保州为唐开元中所置羁縻州，“绍重则部人之自相承袭者，继来请命，朝廷皆因而授之”［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一〇、五之一一。，因袭前职而授，均表现出政策的承袭性和一定的随机性，具有“因俗而治”的特点。
“治理模式”不一，比较前面所论及的成都府路威州、茂州所属两类羁縻州就很清楚。两州虽然相邻，但情况却很不相同。在威州，宋朝政府长期保持了对其所属羁縻保州、霸州土刺史的任命，是“标准的”羁縻州。但茂州旧领的羁縻州首领则不需宋朝政府的任命，不过沿袭唐代州名且予以默认而已，“羁縻州将”甚至“各佩唐印”［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四九《茂州·风俗形胜》引《图经序》。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三记“蛮自推一人为州将，治其众，州将常在茂州受处分”，亦即到茂州接受当地官员的指令，随意性很强，对于时常发生的双方争执和纠纷，则“与之讲和而誓，习以为常”［宋］杜大珪编《琬琰集》下编卷一六《冯文简公京传》。既无官封，又无进贡，但它们在宋代史籍上都被认作是羁縻州，二者的差异，反映了羁縻州统治的不同模式。南宋赵升《朝野类要》卷一《羁縻》：“荆、广、川峡，溪峒诸蛮及部落藩夷，受本朝官封，而时有进贡者，本朝悉为羁縻州。”对羁縻州提出了两个标准，一是受王朝官封，一是时有进贡。如果用这两项或者是其中一项作为判断标准，宋代的羁縻州制度显然是残缺不全的。反过来说，如果以被称为羁縻州的情况来看，这个标准就不能完全成立。
由于朝廷缺乏对羁縻州的全局性政策规划，资料来源既有不同，各书所载，颇有出入，没有总体的统计数字就很容易理解。宋代各地的羁縻州前后变动甚大，反映出宋王朝与羁縻州关系的不确定性。一些羁縻州入宋以来本来就不存在，数次开边又使许多其他地方的羁縻州不复存在，史籍辗转相承，并不一定可靠。至于南宋时期，除广西路和夔州路部分地方外，其他地区的羁縻州已经基本消亡或名存实亡。《太平寰宇记》取材既基本来自前朝，《武经总要》所记亦有如《四库》馆臣批评是“诸番形势，皆出传闻”，两部典籍多袭用唐边陲行政区名如“都督府”不改。《元丰九域志》和《宋史》等史籍未能明辨于此，误解就难以避免。所以我以为，从某种程度上讲，史籍所载的宋代羁縻州状况是一个模糊而又扩大了的“虚像”，未能反映出南宋时期羁縻州存废的实际情况。
如前所述，宋代所谓的羁縻州有许多并未受官封，也并不进贡。相反，有许多部族首领既受官封，也要进贡，但并不被视为“羁縻州”。例如，地处大渡河之南（今四川凉山州）被称为“东蛮”的邛部、两林、丰琶三部族关于东蛮三部，《宋史》卷四九六《蛮夷传》、《宋会要辑稿》之《蛮夷五》等多有记载。，与宋朝政府的往来密切，按规定或三年、或五年一贡，朝廷赐予各级首领归德、归化将军或司戈等封号，然却并未以羁縻州视之。应该注意的是，无羁縻州不等于不实行“羁縻”统治，不过形式不同而已，羁縻州仅是宋代羁縻统治的形式之一。羁縻统治形式的多元化正是宋代边疆民族政策的一个特点，所谓并不完整的“羁縻州制度”也非本文所能概全，此又另当深论了。
（原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4期）岷江上游宋代的羌族“羁縻州”
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处岷江上游的汶川、理县、茂县三县，是现今羌族（1990年统计共19万2568人）的主要聚居区。早期活动于我国西北地区的“羌人”是我国最古老民族之一，在春秋战国以至南北朝的漫长历史时期中，活动极为频繁，并不断地融和于其他民族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缔造民族之一。现今汶川、理县、茂县三县的羌族，是南下羌人的一支或几支，自唐宋以来，就相当稳定地聚居于现今之地。这种格局的形成，与唐宋时期在这里实行的羁縻州制有着极大关系。在宋代，这里的羌人羁縻州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它深刻地反映了“羁縻”统治的内涵及其发展趋向。本文拟就对羌族“羁縻州”问题以及宋朝政府对该地区的经制政策作一考察，同时揭示出宋代羁縻统治具有典型意义的两种模式。一、唐宋岷江上游羌人羁縻州的辨析
岷江上游的羌人羁縻州是在唐代开始设立的，在当时主要属于“茂州都督府”所辖。但唐宋有关此地羁縻州的记载却很不一致，主要史料有如下数种：
《旧唐书》卷四一《地理志四》载：“茂州都督府，羁縻州十。维、翼两州，后进为正州。相次为正者七，今附于都督之下。”其下所记先后成为正州的“翼、维、涂、炎、彻、向、冉、穹、笮”等九州，并称：“右九州，皆属茂州都督。永徽后，又析为三十一州，今不录其余也。”而《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所载茂州都督府下的羁縻州有“涂、炎、彻、向、冉、穹、笮、蓬鲁”等八州，未记最早成为正州的翼、维两州。又在“蓬鲁州”下注云：“永徽二年（651），特浪生羌董悉奉求、辟惠生羌卜檐莫等种落万余户内附，又析置州三十二。”其下列有31个羁縻州州名，连蓬鲁州则合32之数。所记31州州名为：姜、恕、葛、勿、提、占、达、浪、分、敛、补、赖、那、举、多、尔、射、铎、平祭、时、箭、婆、浩、质、居、可、宕、归化、奈、竺、卓。此32州中除“时、宕、达、可、居”5个州在《旧唐书》、《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宋史》、《元丰九域志》和《武经总要》中尚可印证外，其他27个州均无明确记载。据初步分析研究，它们基本不属本文所要论述的岷江上游羌人的活动范围之内，故当置而别论。
宋初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七八《剑南西道·茂州》下云：“茂州都督府羁縻州十，维、翼二州后进为正州，相次为正者七，其六州并废，惟维州见在。”都督府乃唐代之设，且文字与《旧唐书》同，则《太平寰宇记》抄自此可知，不过补充了宋时“其六州并废，惟维州见在”的新情况。唐宋时的茂州，治今茂县。
《宋史》卷四九六《蛮夷传四》载：“茂州诸部落，盖、涂、静、当、直、时，飞、宕、恭等九州蛮也。”但其卷八九《地理志五》却记为：“领羁縻州十，当州、直州、时州、涂州、远州、飞州、乾州、可州、向州、居州。”二处所记，合者5个，余皆不同。《元丰九域志》卷一〇所记隶于茂州的羁縻州十，与《宋史·地理志五》合《宋史·地理志五》所记十州中有“远州”，《元丰九域志》记为“达州”，当为传写之误。另外，《元丰九域志》记松、扶、翼、当、悉、恭、柘、真、保、静十州为利州路“化外州”，而《舆地广记》不载羁縻州，仅记松、当、悉、静、恭、柘、翼、真、乾以及姚、巂十一州为成都府路“化外州”，扶州为利州路“化外州”［宋］欧阳忞：《舆地广记》卷四。欧书成于政和年间。今有李勇先、王小红校注本，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姚、巂不在岷江上游范围，不论。二书所记名号相合者九，不同的是前者另有“保州”，后者另有“乾州”。
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曾公亮等人上进《武经总要》，其前集卷一九《边防·益州路》载：“唐置茂州。又建都督府，管羁縻十七州。东至绵州四百里，西至威州二百二十里。州北陆行百五十里至翼州。又二百里至松州。又三百里至茅州。西南陆行三百七十里至涂州，州西北陆行至吐蕃栖鸡城。”其所记的17个羁縻州州名为：静、恭、当、直、时、岩、涂、达、松、飞、柘、乾、悉、可、翼、向、居。
诸书所记颇有出入，矛盾不少。后之论者，难究其竟，多引一为据而已。今列表附后并略作辨析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