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汉传佛教为中心
印度佛教于两汉之际传播到中国内地，一直到宋代，前后约历经10个世纪之久。这是外来文化第一次长时间地输入中国。佛教的传入，带来了伟大的印度文化，还带来了希腊文化、波斯文化，由此而形成了规模非常宏伟的中外文化交融现象。
佛教传入中国和中国对佛教的吸纳，梵典华章，交相辉映，各显异彩，其间积累了不同文化对话、交流的丰富经验，这是中印两大文明古国异质文化的成功交流，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可圈可点、甚堪玩味的典范之一。这一文化交流的伟大实践，展示了中华民族在吸收外来文化方面的充分自信、博大胸襟的开放性与同化力，也体现了佛教适应不同地域、满足不同民族精神需求和与时俱进的开拓性文化品格。
佛教在中国的长期流传过程中，逐渐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佛教中国化，形成了中国化佛教。本文着重就佛教中国化与中国化佛教的界说、佛教中国化的必然性及其历史进程，以及中国化佛教的基本内涵与重要特点做一论述，请方家指正。
一、佛教中国化与中国化佛教的界说
佛教中国化不是抽象或象征性的话语，也不只是一种学术史意义上的脉络梳理，而是佛教教义在中国的实现途径和实现方式。也就是说，佛教中国化作为一个特定命题，是指佛教徒在推动佛教流传的过程中，逐渐使印度佛教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实际相适应、相结合，接受中国社会环境的影响和改造，从而在教义思想、仪轨制度和修持生活诸方面都发生了变化，打上了中国社会的深刻烙印，具有鲜明的中国民族性、地域性和时代性特征，纳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巨流，转变为中国文化的品格和旨趣，形成了有别于印度佛教的独特精神风貌。
佛教中国化，包含佛教的民族化、地域化和时代化三层意义。
佛教的民族化。中国是大国，是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印度佛教的传入与中国各民族的地理分布有直接的关系。佛教约于1世纪经新疆少数民族地区传入内地汉族地区，并于7世纪分别传入中国的西藏地区和云南傣族地区。佛教结合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和历史传统，在中国形成了具有不同民族气派、形式、性格和特征的三大支：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南传上座部佛教。三支分别运用汉文、藏文和傣文译出佛教经典，分别着重弘扬大乘佛教、密教和上座部佛教的教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佛教汉化、藏化和傣化的总称，就是佛教中国民族化，而佛教中国民族化，也就是佛教中国化。
和中国汉族是由古代华夏族与其他民族长期混血而成的情景相仿，汉传佛教也是由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僧侣乃至侨民游僧共同创造的。东汉以来，来自西亚、中亚和南亚的域外僧人和我国新疆于阗、龟兹、疏勒等地僧人，深入内地译经传教。隋唐佛教八大宗派中的三论、唯识、华严、密和禅诸宗的创立都有非汉族僧侣参与，或者是直接由非汉族僧侣创建。汉传佛教实际上融汇了多民族佛教精英的智慧，融进了多民族的思想文化，体现了多民族共创的融合性格。藏传佛教也受汉传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影响。汉藏佛教是交融的，两者共同构成中国佛教的主体。在佛教民族化的结构中包含了两个层次：一是由民族上层人士、知识分子所代表的着重阐扬经典教义的精英佛教，二是民间社会奉持的以念经拜佛为主的大众佛教。这两类佛教的分流是中国佛教的一大特点。前一层次是佛教民族化的主导，后一层次是佛教民族化的基础。这两个层次的佛教是有所不同的，但又是相互影响的。佛教的地域化是说，由于中国疆域辽阔，不同地域不同地区的情况差异较大，这种差异对佛教中国化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佛教的地域性差异有三：自然环境——各地山、水、土地、气候、位置、生物各不相同；文化环境——中国各个地域民风习俗的差别，文化心理的不同；政治环境——中国主要江河山脉的东西走向，决定了南北的地理区别。值得注意的是，自秦统一中国以来，经济重心虽从南北朝开始逐渐南移，但政治中心则一直在北方。这些地域环境的差异，形成了佛教中国化的地域性特征，如石窟雕塑北方多南方少；不同地区僧侣生活习俗差异很大；一度北方佛教重修持，南方佛教偏于义理；中国历史上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三武一宗灭佛，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四个皇帝的毁灭佛教事件。），除唐武宗灭佛外，其余三次都发生在南北分裂时期，而且都发生在政治重心所在的北方，南方政权则从未灭佛，等等。中国佛教地域化的色彩，丰富了佛教中国化的内涵。佛教的时代化。这是指佛教在传播的过程中，要和当时的现实需要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不断推进中国化内涵的拓展。为什么说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也包含时代化呢？这是因为：第一，历史是不断发展的，古代的王朝更替就给佛教带来不同的挑战或机遇，要求佛教做出适应当时王朝统治需要的回应。第二，不同时代的背景与特征不同，如和平或战争、统一或分裂、繁荣或衰弱、开放或封闭等不同状况，都给社会不同人群带来了不同的宗教需求，从而要求佛教与时代气息相应，满足该时代不同人群的具体精神需要。第三，中国思想文化潮流是不断演变的，不同时代的主流思想给予佛教的影响极大。第四，佛教传播是一个逐渐扩大、深化的过程，由一般弘法到自主创造的过程，如译经讲经、撰写经论、分派立宗，在不同历史时代佛教主体的活动重点是不同的，是带有时代特征的。这些时代因素都会反映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之中。
以上佛教的民族化、地域化和时代化"三化"综合为"一化"，即佛教中国化。"三化"的相互结合，构成了佛教中国化的基本内涵。
如果说佛教中国化是一种实现方式和现实追求，那么，中国化佛教就是佛教中国化的成果和结晶。也就是说，佛教中国化必然形成中国化佛教，中国化佛教是佛教中国化的必然结果。中国化佛教同样作为一个特定命题，是指佛教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僧人吸取佛教一般义理结合中国实际的创造，是中国式的佛教思想与实践方式，是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都与印度佛教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同属于以解脱人生痛苦为基本宗旨的佛教，两者的联系、一致性是十分显然的，但两者在具体内容与形式上又确有显著的不同特点。
有人认为，佛教就是佛教，不存在中国化问题。我们认为，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看待佛教在不同地区、国度的流变和演进，以及这种演变的社会根源，如何看待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的差异，如何看待佛教结合中国实际的新发展，如何看待中国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认为，印度佛教是脱胎于印度社会，活动在印度社会，是印度的宗教，而中国佛教虽来源于印度，但活动在中国，扎根在中国，是经过改造的佛教，是创新性的佛教，中国化的佛教是中国的宗教。
与佛教中国化和中国化佛教的界说相关，还有一个人们常说的佛教化，即佛教化中国的问题。我们认为，佛教的中国化过程和中国化的佛教形成，使佛教渗透到中国文化和生活的许多方面。例如，佛教的一些教义融入中国文化之中，带来中国一部分人价值观念的新变化，佛教的文学艺术感化、教化中国人，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又如，在某些地区佛教信仰实现了普遍民间化，也使民间习俗佛教化，以及带来一些人名、地名、姓氏的佛教化（例如，唐代以来，以寺院、佛、菩萨、法器、佛教活动等为名的地名，仅北京市区就有300多处。），等等。凡此都表明了中国部分文化的佛教化，表现了佛教对中华民族心理与文化意识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同时，我们也认为，从整体来说，中国并没有佛教化，中国没有整体佛教化，理由是中国人并没有普遍地接受和认同佛教信仰，更没有以佛教为主要信仰，在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中，儒家和道家是中国固有文化的主流，儒家更居于主导地位，而佛教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是为传统文化儒、道、佛三家之一，且居于辅助儒家的地位。也就是说，印度佛教在中国是中国化了，且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但中国并未在整体上佛教化。
二、佛教中国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一）佛教中国化的必要性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为什么一定要中国化呢？其必要性何在？原因很多，重要的有三点：
1.中印两大国自然环境和社会结构的差别
发源于印度的佛教要在中国流传，涉及中印两大国的空间性互动，即由南亚到东亚的地区性沟通。中印两大国的自然环境差别很大。印度位于南亚次大陆，地处热带，每逢旱季，气温高达摄氏四十多度，热风过处，草木枯萎，蛇虫匿迹，人们犹如居于"火宅"之中。因此，印度文化也被人称为"炎土文化"。佛教的"苦"的理念和出世思想，以及斋戒、沐浴、坐禅等宗教生活的形成，都与气候炎热有关。位于东亚大陆的中国，地处温带，自然环境与印度有很大的差异。不同的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形成人们不同的生活价值取向和生活习惯。这就要求佛教做出相应的调整。
中印两国古代的社会基础不同。古代印度盛行种姓制度，主要是四种姓，即婆罗门等四个社会阶级。（四种姓为婆罗门（婆罗门教僧侣和学者，掌管祭祀）、刹帝利（王族和士族，掌管政治）、吠舍（从事农、工、商的平民）和首陀罗（奴隶）。不同种姓血统不同、习俗不同、社会职业和地位不同。）在中国则是以家族制为中心、按血统远近区别亲疏的宗法社会。古代印度在政治上或实行贵族统治，或实行共和制，长期以来小国林立，统一时间相对较短。中国自秦汉以来是中央高度集权的专制社会，国家统一时间远远长于分裂时期。
印度神权高于王权，中国则王权在神权之上。这些差异是佛教在中国传播遇到的一大社会问题。中印两国国情的又一重大差别是，印度是一个几乎人人信仰宗教的典型的宗教国家，人们重视来世，盛行出家修行。相对而言，中国则是一个以追求个人人格提升和天人合一境界为人生和社会价值取向的人文国家。人们注重家庭和家族延续，重视现实。如何使宗教信仰相对淡薄的中国人能够接受和信仰外来的佛教，如何吸引佛教的信仰者，获得社会精英的认同、支持和社会大众的靠拢、拥护，实现佛教的民间化、大众化，是佛教在中国传播遇到的又一重大问题。佛教在中国面对的国情不同，佛教在中国是否得以流传决定于它能否满足中国社会的需要。佛教为了在中国传播，就需要适应中国国情，
在理论话语和实践方式方面都做出相应的改变。2.佛教与儒、道文化的歧异约在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同时，也就是公元前6世纪，中国形成了儒家和道家学说。儒家思想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生命意义与价值，重视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宣扬以道德提升人生和以"德治"、"仁政"、"王道"治理社会为最高理想。道家以"自然"为本位，强调自然是人生的根本，主张顺应自然，张扬自身本性和个体自由，回归自然。在道家思想基础上，后来又形成了以合道成仙为主旨的道教。儒家的人本主义和道家的自然主义，构成了中国固有文化的两大传统，奠定了中华古代文化的基础和走向。佛教重精神轻肉体、重解脱轻生命、重来世轻现世、重神灵世界轻世俗世界，是以"众生解脱"为主旨，宣扬众生要通过修持，以求从烦恼、痛苦、压力、紧张、困惑和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进入大自在的"涅槃"境界。佛教强调现实的存在是痛苦的，涅槃境界是幸福的。佛教的解脱主义思想，显然与儒、道两家的思想主旨的具体内容有相左的一面，而且儒、道思想尤其是儒家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儒家的道德礼法作为中国文化的内核，关乎人生和社会的意义系统，一直在主导着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这样，如何回应儒家的思想，就构成了佛教能否在中国传播的关键性因素。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文化，若要加盟于中国文化生态结构中，落地扎根，开花结果，是存在需要排除的障碍和克服的困难的。佛教传入中国后，儒家和道家（含道教）分别从自身本位立场出发来排拒佛教和迎接佛教。如儒家责难沙门不向国王顶礼是不忠，沙门落发出家，是断子绝孙，是大不孝。道家以长生成仙理念指斥佛教的人皆当死的思想，等等。又，佛教传入早期，儒、道两家只是以比拟的手法认同佛教，如儒家以"杀身成仁"比拟大乘佛教菩萨行，道家以无为思想比拟佛教"法身"（"法身"，成就佛法的永恒常住的精神象征。），中国人还以道术定位佛教。可见佛教若要在中国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与儒、道文化相磨合，而这种磨合也就是佛教中国化的实践。3.
印度佛教一般义理与中国僧人具体实践的矛盾佛教义理对所有佛教信徒都具有规范意义，而佛教传播和佛教修持则是信徒的一种具体实践，佛教义理与佛教传播、修持二者不是等同的，是有矛盾的，印度佛教在自身的不断演变中呈现出的前后差异就说明了这一点。至于佛教传入中国，其主要媒介是传译和讲习。在翻译方面，佛典本来就难理解，又因大小乘佛典混杂一起传入，不了解佛教的发展次第脉络，就更难理解了。要将梵文译成汉文，有时也很困难，中国人和印度人的思想方法又不同，也影响文字的理解和表达。这些条件的制约，必然导致翻译难免有错解、模糊和不准确的地方。在讲习方面，讲授者根据自己所学所知的讲，听讲者是借助原来中国文化知识去理解，实际上就是通过中国固有思想与印度佛教思想的比较而接受佛教思想的。这两方面的情况都是推动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佛教的传入不可避免地要受信仰者本人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带上民族的特点。僧团内部由于谋求各自的生存和发展，也会产生分歧，并带上派别的特点。僧人面对不同弘法对象（如社会精英与一般大众）的不同要求，也带来了教化的内容和方式的差别。僧人受地区差异和时代潮流的不同影响，导致对佛教义理的理解差异。凡此种种情况，都决定了中国僧人的传播实践与修持实践是历经变化而千差万别的。中国僧人尤其是其中的精英人物，根据中国社会实际情况和人们信仰需求，既坚持佛教解脱主义的根本立场和基本义理，又摒弃了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一些理念与规定，并结合新的实际提出新的学说和修持模式。可见，由于中国佛教传播者与修持者的实践活动的多样性及其与佛教一般义理的差别性，决定了佛教必须结合中国僧人的具体实践，发展印度佛教，推进佛教中国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