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都市的交通地位
在中国城市发展史的各个阶段中，秦汉时期是特别重要的时期。
秦汉时期的都市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其政治军事作用十分显著，地域影响之广阔，也远远超过前代。秦汉最大的都市咸阳、长安和洛阳，已经形成世界影响，成为东方文化的中心。
“都市”，原本有人文总汇之义。“都”本有汇集之义。《管子·水地》：“人皆赴高，己独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为都居。”注者以为“都居”即“聚居”，“都，聚也”。《穀梁传·僖公十六年》：“民所聚曰都。”《公羊传·僖公十六年》何休注：“人所聚曰都。”《尚书·尧典》：“曰幽都”，孔安国传：“都谓所聚也。”《释名·释州国》：
国城曰都，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
都市以人口之密集，本身形成了优越的交往条件。美国城市史专家芒福德曾经指出，城市是“文化传播中仅次于语言的一项最宝贵的集体发明”，“人才由于城市中交流密切，其面临的机会则比小型社区中多许多”[美]芒福德著，倪文彦、宋俊岭译：《城市发展史》，58、116页，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2月。芒福德还说：“对话是城市生活的最高表现形式之一”，“城市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社交圈子的扩大，以至最终使所有的人都能参加对话。不止一座历史名城在一次总结其全部生活经验的对话中达到了自己发展的极顶。”（123~124页）。秦汉都市之中，豪族之家“连骑相过”，“冠带交错，方辕接轸”；游侠领袖“结党连群，寔蕃有徒，其从如云”；又有所谓“五县游丽辩论之士，街谈巷议，弹射臧否，剖析毫厘，擘肌分理，所好生毛羽，所恶成创痏”（张衡：《西京赋》）。民间集会，也往往形成“方轨齐轸”，熙来攘往的场面，以致“朱帷连网，曜野映云，男女姣服，骆驿缤纷”三国吴人薛综注：“骆驿缤纷，往来众多貌。”（张衡：《南都赋》）。都市因交往之便利，创造了促进自身繁荣的条件，也形成了实现区域领导的地位。
都市作为政治中心，不仅表现在皇帝贵族定居于此，享有“属车九九，乘轩并毂”（张衡：《东京赋》）一类交通特权，而且表现在这里亦被作为各个政治集团的主要活动据点。《汉书·游侠传》说：“代相陈豨从车千乘，而吴濞、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布衣游侠剧盂、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史记·游侠列传》说：“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可反映其交游圈规模的史料，有“剧盂母死，自远方送丧盖千乘”；郭解任侠，“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贤豪，夜半过门常十余车，请得解客舍养之”，因徙茂陵，曾使卫将军为说情（《史记·游侠列传》）； 万章“门车常接毂”；楼护“母死，送葬者致车二三千两”；陈遵“宾客满堂”，“门外车骑交错”；原涉“在所闾里尽满客”，后有罪，“宾客车数十乘共送涉至狱”（《汉书·游侠传》）。汉代郡国多设学校《汉书·循吏传·文翁》记载，文翁“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汉书·平帝纪》：“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中央则有太学。汉武帝初置太学，“元帝好儒”，“更为设员千人”。成帝末年，太学又“增弟子员三千人”（《汉书·儒林传》）。汉平帝元始五年（5），诏征天下通知诸学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汉书·平帝纪》）。王莽奏言“为学者筑舍万区”（《汉书·王莽传上》）。东汉益崇好儒学经术，于是“四方学士”“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后汉书·儒林列传》）。遂修起太学，“起太学博士舍，内外讲堂，诸生横巷，为海内所集”（《后汉书·翟酺传》）。《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汉明帝亲自到太学讲经，“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汉顺帝又扩建太学，“更修黉宇，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汉质帝时，“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于是有“东京学者猥众”之说。而郡国有学，私学益盛，“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申公“归鲁，退居家教”，“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余人”，“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于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数”（《史记·儒林列传》）。“王莽时，（唐）林、（王）吉为九卿，自表上师冢，大夫博士郎吏为许氏（许商）学者，各从门人，会车数百两，儒者荣之。”西汉儒学“传业者浸盛”，“大师众至千余人”（《汉书·儒林传》）。据《后汉书·儒林列传》，时诸儒多有“门徒常数百人”，“教授常数百人”者，又如张兴“声称著闻，弟子自远至者，著录且万人”；曹曾“门徒三千人”；牟长“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杨伦“弟子至千余人”；魏应“弟子自远方至，著录数千人”；杜抚“弟子千余人”；楼望卒，“门生会葬者数千人”；张玄讲学，“诸儒皆伏其多通，著录千余人”；颖容“聚徒千余人”；谢该“门徒数百千人”；蔡玄“门徒常千人，其著录者万六千人”。，都市于是成为“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的文化中心。都市作为经济中心的作用，首先体现为政府以专制形式对全国经济行使统制与领导的职能。此外，民间商人也以都市作为其经济活动的主要基地，“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汉书·食货志》），“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后汉书·仲长统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