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御览》卷九七〇引《风俗通》：“五月有落梅风，江淮以为信风。”信风即定期定向的季风。宛委山堂本《说郛》卷七四崔寔《农家谚》又有“舶风云起，旱魃深欢喜”句。“舶风”后又称“舶趠风”，指导致江淮地区梅雨天气并继而造成久晴的伏旱的夏季风。苏轼《舶趠风》诗：“三旬已过黄梅雨，万里初来舶趠风。”自注：“吴中梅雨既过，飒然清风弥旬，岁岁如此。湖人谓之舶趠风。是时海舶初回，云此风自海上与舶俱至云耳。”叶梦得《避暑录话》亦云：“常岁五六月之间梅雨时，必有大风连昼夕，逾旬乃止，吴人谓之舶趠风，以为风自海外来，祷于海神而得之。”又宋人徐照《送尘老》诗：“好风名舶趠，相候立江边。”元人高德基《平江纪事》也写道：“梅雨之际，必有大风连昼夜，谓之舶趠风。”若《说郛》所引确为汉代农谚，风名“舶”，当然可以作为当时“海舶”航运已经利用季风的例证。
《北堂书钞》卷一三八引曹植《九咏》：“停舟兮焉待，举帆兮安追。”说当时船人甚至停舟以待“信风”。班彪《览海赋》：“翼飞风而回翔”，王粲《游海赋》：“翼惊风而长驱”，都形容借季风而得航运之利的情形。《艺文类聚》卷七一引李尤《舟楫铭》：
舟楫之利，譬犹舆马。载重历远，以济天下。相风视波，穷究川野。安审惧慎，终无不可。
“相风”，当然是指对风向、风力的观察测定，所谓“视波”，则似乎意味着当时有经验的航海者已经重视对海流的利用。先秦时人已开始注意海流的规律。《庄子》所谓“海运”（《逍遥游》），所谓“海水三岁一周，流波相薄”（《艺文类聚》卷八引《庄子》），都指海流这种海水有规律的运动方式。孙绰《望海赋》中写道：
或适于东，或适于西。商客齐畅，潮流往还。各资顺势，双帆同悬。倏如骕骅背驰，挐如交集轻轩。张溥编：《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六一。
所谓“潮流往还”，“各资顺势”，说到当时海上航运对潮汐与海流的利用。孙绰晋人，然而航海技术的这一进步至迟在东汉中期已经实现。马融作于汉安帝元初二年（115）的《广成颂》中写道：
方余皇，连舼舟。张云帆，施蜺帱。靡飔风，陵迅流。发櫂歌，纵水讴。《后汉书·马融传》。
“摩飔风，陵迅流”者，似可说明除利用风力而外，航海者也可以借助海流条件远航。
对于与航海成败有关的其他条件，秦汉时期的航海家们也曾经予以特别的关注。
《汉书·艺文志》列入“数术略”中“天文”一类，有6种海中数术书：
《海中星占验》十二卷；
《海中五星经杂事》二十二卷；
《海中五星顺逆》二十八卷；
《海中二十八宿国分》二十八卷；
《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
《海中日月彗虹杂占》十八卷。
班固说：“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然星事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沈钦韩《汉书疏证》：“海中混茫，比平地难验，著海中者，言其术精，算法亦有《海岛算经》。”这批海上星占书共计136卷，已全数佚亡，其内容可能即张衡《灵宪》所谓“海人之占未存焉”，已无从详考。《隋书·经籍志三》有“《海中星占》一卷”，“《星图海中占》一卷”，又有两种“《海中仙人占灾祥书》三卷”，以及“《海中仙人占体及杂吉凶书》三卷”，“《海中仙人占吉凶要略》二卷”。《开元占经》中也多有“海中占曰”的内容，然而难以判定其中是否有汉代海中数术书的遗存。其篇幅数量之繁博，一方面反映海上航行之艰险，需要以神秘主义方式在凶象丛生时增强出航者的自信，另一方面，又说明当时的航海人员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海上航行的经验，可以总结为“占验”之书进行出航前景的预测。
《汉书·艺文志》在这6种“海中”数术书之前又列有5种书名以“汉”字起首的“行事占验”书，即：
《汉五星彗客行事占验》八卷；
《汉日旁气行事占验》三卷；
《汉流星行事占验》八卷；
《汉日旁气行占验》十三卷；
《汉日食月晕杂变行事占验》十三卷。
这5种“行事占验”书估计与后6种“海上”数术书属同一系统。称“行事占验”或“行占验”，当用于“行”即交通活动中。吕子方认为“所谓‘汉’应指大陆”吕子方：《汉代海上占星术》，见《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下册，217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似接近确解。云“汉”者，可能亦为出海者对海外人而言。推想前5种以“汉”字标识者可能是出海前占问用书，后6种当为出航途中用书。
进行海上远航时至为重要的，是方位与航向的测定。《淮南子·齐俗》：“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寤矣。”《文选》卷四二应璩《与从弟君苗君胄书》李善注引《淮南子》，作“见斗极则晓然而寤矣”。当时航海人员多利用天文知识导航，星占之术亦由此发达。更为可靠更为理想的导航方式，是使用罗经提供方向基准。指南针是初级阶段的磁罗经，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磁铁的指极性很早就为古人认识，战国时期，《韩非子·有度》中已经记述了称作“司南”的早期磁铁指南仪器《韩非子·有度》：“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论衡·是应》中也写道：“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对于“司南”的形制有不同的认识。参见张荫麟：《中国历史上之“奇器”及其作者》，载《燕京学报》第3期，1928年6月；王振铎：《司南指南针与罗经盘（上）》，见《中国考古学报》第3册，1948年5月；刘秉正：《司南新释》，载《东北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1986（1）；王锦光、闻人军：《〈论衡〉司南新考和复原方案》，载《未定稿》，1987（6）。估计秦汉时期简易的指南仪应当已应用于远洋航业。《初学记》卷二五引《晋宫阁记》曰：“灵芝池有鸣鹤舟、指南舟。”宫苑池沼中有所谓“指南舟”，说明魏晋时期船舶配置指南仪已经较为普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