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汉击北匈奴，窦固、耿忠部至天山，击呼衍王，追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留吏士屯伊吾卢城(今新疆哈密西)，耿秉、秦彭绝漠六百余里，至三木楼山李贤注：“匈奴中山名。”，来苗、文穆至匈奴河水上(《后汉书·窦固传》)。十七年，窦固、耿秉“出敦煌昆仑塞，击破白山虏于蒲类海上，遂入车师”(《后汉书·明帝纪》)。汉和帝永元元年(89)，窦宪等“与北匈奴战于稽落山(今蒙古戈壁阿尔泰山)，大破之，追至私渠比鞮海(今蒙古邦察干湖)林幹编《匈奴历史年表》以为“稽落山，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西北部的额布根山”，“私渠比鞮海，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乌布苏泊”。（97页），窦宪遂登燕然山(今蒙古杭爱山)，刻石勒功而还”(《后汉书·和帝纪》)。永元三年，窦宪、耿夔“出居延塞，直奔北单于廷，于金微山斩阏氏、名王已下五千余级，单于与数骑脱亡，尽获其匈奴珍宝财畜，去塞五千余里而还，自汉出师所未尝至也”(《后汉书·耿夔传》)。
敦煌汉简所见“大军方路驿出令发桼过”(128)，“新道适千里”(130)等内容，可能就反映大军远征，千里攻伐的情形。
秦汉时期，中原往北方草原大漠交通之规模与行程的最高纪录的保持者，可能确实是所谓“弧弦而出斗”(《盐铁论·和亲》)，“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盐铁论·备胡》)的远征军人。大漠行军要克服恶劣的气候条件和地理条件，要时刻准备在运动中作战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深入敌国腹地不是别的，正是一次猛烈的进攻获得成功的结果，因而同进攻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战争论》，第3卷，1139页），联想到史籍中所数见远征军败没的记载克劳塞维茨在关于“行军”的论述中曾指出：“缺乏给养和宿营条件，道路很坏或破坏严重，军队要经常保持战斗准备，这些都会造成军队力量的过分的消耗，使人员、牲畜、车辆和被服受到损失。”“如果必须在战区内，即在敌人的眼前进行长途行军，那么战区行军和长途行军两种不利的条件就会同时出现。在人数众多而且其他条件不利时，损失就可能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他举出拿破仑远征莫斯科的战例。1812年6月24日拿破仑渡过涅曼河时，他准备进攻莫斯科用的巨大的中央军团有301万人，8月15日到达斯摩棱斯克附近时，已经损失了1055万人，在52天内连续行军大约70普里的过程中，仅病号和掉队的就损失了95万人，约占总兵力的1/3，三星期以后，在博罗迪诺进行会战时，法军损失已经达到144万人(包括战斗伤亡)。又过了8天，到达莫斯科时，法军损失已经达到198万人。而法军退却后追击法军的俄军从卡卢加地区出发时为12万人，到达维尔那时就只剩下3万人了。当时俄军在战斗中的伤亡多么少，这是尽人皆知的。克劳塞维茨指出：“因此，如果人们想要在战争中进行频繁的行军，那就必须作好兵力将遭受大量损失的准备。”（《战争论》，第2卷，574~579页），更应当充分肯定这种交通活动的意义。
事实上，秦皇汉武等有作为的帝王建立和巩固大一统的专制帝国的功业，是与千百万军士转战千里的交通实践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