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滨海文化区与并海交通
秦汉时期，经济较为发达的滨海地区表现出大略相近的文化倾向。其文化特征形成的交通条件，是以并海道为主干的交通体系。
战国时期与秦国霸权有较强对抗力量的国家，正是临海的楚、齐、燕三国。旅大、营口、鞍山、辽阳、锦州、沧县、平度、招远、海阳、即墨、胶县、日照、莒县、莒南等地曾集中出土战国货币，说明当时滨海地区已经成为商业比较活跃的先进经济区。在很早就因“便鱼盐之利”（《史记·齐太公世家》）得富强之资的齐国，“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北有勃海之利”（《史记·高祖本纪》），显然以所谓“鱼盐之海”（《史记·苏秦列传》）为资源之优势。《史记·货殖列传》：齐太公“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至而辐凑”。 而吴地“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也有“东有海盐之饶”（《史记·货殖列传》）的经济背景。
滨海文化区以西汉行政区划计，有辽东、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勃海、平原、千乘、齐、北海、东莱、胶东、琅邪、东海、临淮、广陵、丹阳、会稽18郡国，占《汉书·地理志》所载“迄于孝平，凡郡国一百三”的174%，民户则占全国总数的2078%至2088%，人口占全国总数的1845%至1933%。《汉书·地理志》载全国户口总数与各郡国户口合计数字有出入，故有两种统计结果。战国、秦及西汉前期，这一地区的户口数与全同总数的比率可能更高。东汉行政区划滨海17郡国辖地大于西汉滨海18郡国。根据《续汉书·郡国志》提供的顺帝时代的资料，这一地区的民户及人口分别占全国户口总数的1475%和1661%，较西汉时又为下降。
滨海地区经济之富足，使得秦汉中央政府往往采取抑遏政策以保证政治中枢所在地区据有经济领先的地位，每当国家府库空乏时，也首先想到以强制方式掠取这一地区的人力与财力。秦王朝“使天下蜚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输将自海上而来，一钱之赋耳，十钱之费，弗轻能致也，上之所得者甚少，而民毒苦之甚深”（贾谊：《新书·属远》）。汉武帝时出兵朝鲜，“置沧海之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又通西南夷道，以致“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于是，“东至沧海之郡，人徒之费拟于南夷”（《史记·平准书》）。
《汉书·终军传》记述，武帝“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风俗，偃矫制，使胶东、鲁国鼓铸盐铁”。御史大夫张汤劾偃矫制大害，以为应依法处死。徐偃自作辩解，“以为《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万民，颛之可也”。张汤以法劾责，然不能诎其义。终军则驳斥说，古者诸侯国异俗分，百里不通，所以有不受辞造命颛己之宜，今天下为一，万里同风，徐偃巡封域之中，怎么能称作“出疆”呢？“且盐铁，郡有余臧”，“胶东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鲁国西枕泰山，东有东海，受其盐铁。偃度四郡口数田地，率其用器食盐，不足以并给二郡邪？将势宜有余，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徐偃于是“穷诎服罪”。看来，中央政府对滨海地区独立的经济实力颇多疑忌，切望削弱其“有余”、“有余臧”的资财基础。吴王刘濞据吴地，以“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史记·货殖列传》）取得“实富于天子”的经济地位，当时人称：“汉并二十四郡，十七诸侯，方输错出，运行数千里不绝于道，其珍怪不如东山之府。转粟西乡，陆行不绝，水行满河，不如海陵之仓。”（《汉书·枚乘传》）这种经济形势之对比终于导致威胁中央政权的大变乱，成为汉王朝统治者难以忘怀的历史教训。而“削藩”的战略，首先即收回沿海地方的控制权。参见王子今：《秦汉帝国执政集团的海洋意识与沿海区域控制》，载《白沙历史地理学报》第3期，2007年4月。
尽管秦汉中央政府都长期以所谓“强本弱末”（《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强干弱枝”（《汉书·地理志下》）的原则剥夺削弱滨海地区，这一地区的经济实力依然雄冠关东。田肯说刘邦语所谓“此东西秦也”（《史记·高祖本纪》），即肯定滨海地区与关中地区地位相当，成为全国经济一东一西遥相对应的两个重心地区。
滨海地区文化发展水平也居于先进地位。《汉书·地理志下》说，齐地“至今其土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 王先谦《汉书补注》引苏舆曰：“‘土’疑‘士’之讹。” ，“汉兴以来，鲁、东海多至卿相”。西汉秩位二千石以上的高级官员出身东海郡者与出身鲁国者相并列，均多达19人，仅次于出身京兆尹者。参见李泉：《试论西汉高中级官吏籍贯分布》，载《中国史研究》，1991（4）。 《汉书·儒林传》记西汉文士212人，籍贯可考者191人，滨海郡国共60人，占3141%。可见滨海地区文化方面的优势。最集中者有鲁国31人、琅邪19人、东海17人、齐郡12人。仅滨海琅邪、东海、齐郡3郡就达48人，占2513%。在狭长的滨海文化区中地域居中的这3郡，当时已成为全国的文化重心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