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所不击”是为了“有所击”。不击的是不影响战争的整体目标，可打可不打之敌；而击的是敌军的要害，歼灭必须歼灭的敌人。孙子说：“兵以诈立，以利动”（《军争篇》）这是兵家运用“军有所不击”谋略的关键。在充满诡诈的战场，兵家只有从战争全局和战略目标出发，灵活用兵，趋利避害，主动放弃可打可不打之敌，才能集中力量打击敌人主要目标，从根本上影响战争进程。
公元前200年（汉高祖七年），匈奴冒顿单于带领40万人马，攻打晋阳。汉高祖刘邦亲率大军抗击来犯之敌。匈奴见状，佯装败北，引诱汉军追击。刘邦派去侦察的人回来报告说：“匈奴的部下，大多是老弱残兵，实在不堪一击。”大臣刘敬不同意这种估计，认为这是匈奴施的“示弱之计”，千万不可追击。但刘邦轻敌，生怕放跑了匈奴，就急急带了一队骑兵，孤军深入追了上去。岂知刚到平城（今山西大同），就遭到匈奴40万大军的围攻。这时刘邦才知中计，率军拼死杀出一条血路，退至平城的白登山上，被匈奴兵团团围住，陷入了绝境。这是刘邦不懂得“军有所不击”盲目轻敌所致。后来多亏谋臣陈平设计用黄金珠宝行贿匈奴王后，并以美人计使匈奴网开一面，才得以生还。
战场上的“军有所不击”，不仅仅对“佯北”的“饵兵”不可攻击，还包括出于战略上的需要，对有些能够击败的敌军，也暂不要去打击它。毛泽东在平津战役中，对张家口、新保安等地的国民党军队采取“围而不打”的方针，就是成功运用“军有所不击”的范例。
1948年11月，在华北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已成惊弓之鸟。当时辽沈战役刚结束，淮海战役正激烈展开，蒋介石手中唯有华北部队可作机动的兵力。蒋介石见全国战局不妙，已作了收缩退兵的准备，企图用华北集团一方面阻止我军南下，另一方面退守华东，扼守长江天险。为了不让敌人逃跑，毛泽东命令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于辽沈战役结束后快速入关，配合我华北部队，出敌不意将华北之敌实施战略包围。又命令我军在两星期内对张家口、新保安敌人采取“围而不打”、“隔而不围”的方针，同时，毛泽东又令华东战场我军对杜聿明集团残部暂不作最后歼灭的部署，这样就可以稳住敌军，完成对华北敌军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使华北敌人陷入收不拢、逃无路的绝境。战役发展完全和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我军先是将敌人分割包围在北平、天津、塘沽、新保安、张家口五个孤立据点，截住其西窜或南逃的通路。而后“各个击破”，攻克新保安，解放天津，又兵临北平，迫使傅作义将军率部投诚，和平解放北平。至此平津战役结束，我军消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基本解放华北地区。
毛泽东巧妙运用“军有所不击”的方针，对张家口等地的敌军“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对杜聿明集团残部又延缓最后歼灭的部署，从而稳住了华北敌军，为最后歼灭和和平改编华北敌军打下了良好基础，真是棋高一着，匠心独运，将孙子“军有所不击”谋略运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
“城有所不攻”是孙子在《九变篇》中提出的兵家应变的又一谋略。什么样的城邑不一定要攻占呢？汉简《孙子兵法》佚文有详细解释：“城之所不攻者，曰：计力足以拔之，拔之而不及利于前，得之而后弗能守。……及于前，利得而城自降，利不得而不为害于后。若此者，城虽可攻，弗攻也。”大意是说，不一定要攻占的城市是：估计我方实力足以破之，但破城以后对前进并没有好处；占领后又难以坚守（这类城市攻之无益）……若将部队开到它的前方就可以造成有利的态势，敌人会自动投降，即使形势不利，也不会危及我方的安全，对这样的城邑虽可攻取，也不要去攻占。可见，“城有所不攻”主要是从整体的战略考虑，不能见城就攻。有些城池，可能是敌人引诱我方的陷阱；有些城邑，防守严密，兵力雄厚，又据险关，难以攻占。还有一些城市即便能够将它攻克，但考虑到取之无大益，甚至有大害；弃之无大害，甚至有大利，就不如先搁置一边，暂不攻占。总之，“城有所不攻”的核心，其一是避开敌方陷阱和锐兵之势，攻其兵寡势弱之所，乘势取胜；其二是放弃不影响战略目标，取之无大益，弃之无大害之城寨，集中兵力攻克敌要害之所。
有所不攻是为了有所进攻，兵家用兵在瞬息多变战场，只有懂得应变智谋，因时、因地、因敌、因势而变，才能巧谋制敌，克敌制胜。
“地有所不争”也是孙子提出的兵家应变谋略。兵家用兵，谁都想占地夺城，扩大领区，这样物质、人力都得到了补充。然而，有些地区地旷人稀，资源贫乏，军队占领了又难以生存；有些地区不属于战略要地，对此类地区的攻击，既不能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又难以牵制敌人行动，反而使自己陷于被动；也有一些地区，敌军设防严密又有所戒备，我方难以与之正面交锋。所有此类地域，都应避免正面进攻，属于“地有所不争”之列。
荆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曹操、刘备、孙权为谋取荆州，上演了一场龙虎斗。先是赤壁之战后，东吴的周瑜想乘胜北进，攻取南郡、荆州，岂料吴、魏双方引起一场激战，刘备乘虚而入，兵不血刃巧夺南郡、荆州等地。为争夺荆州，孙权与周瑜又施美人计，以招亲名义欲把刘备骗至东吴幽禁，以换取荆州。可刘备、孔明早有准备，将计就计，使孙权“赔了夫人又折兵”。当时孙权想兴兵进攻刘备，谋士张昭劝道：“主公如忍不住一时之忿，与刘备互相残杀，曹操会乘虚而入。不如我们派人到许都，推荐刘备为荆州牧，曹操以为我们两家团结，不敢贸然攻打东吴。之后，再用反间计，让刘备与曹操互相讨伐，我们坐收渔翁之利，荆州就有可能为我们所得。”孙权深以为然，派华歆带奏表前往许都。
曹操见了华歆后，听说刘备已攻占荆州，一时惊慌失措。其部属程昱看穿了孙权的用意，向曹操献策道：“丞相可施离间计，向兵帝推荐周瑜为南郡太守，程普为江夏太守，并留华歆于朝廷重用。这样孙权为得到南郡、江夏，定会兴兵讨伐刘备，孙、刘火并，我们可乘虚谋利，将他们各个击破。”曹操依计行事，孙权、周瑜为争荆州果真与刘备兴兵征战，自此，刘、孙在赤壁之战中形成的联盟破裂，魏、蜀、吴陷入混战之中。
在这场争抢荆州的混战中，曹操棋高一着，破坏了蜀、吴联盟，可见即使如荆州等战略要地的争夺，也应审时度势，服从于更高的战略利益。
君命有所不受
君命有所不受。
《孙子兵法·九变篇》
将帅在前方挥师搏杀，其用兵布阵却受制于远在千里之遥的君主，而古代交通与通讯工具又十分落后，君主的命令往往与战场形势不符，结果难免导致兵败。所以，孙武明确提出了“君命有所不受”的观点，认为带兵将帅在作战时必须要有充分的指挥权，这种指挥权应相对独立，不应受到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干扰。
显然，孙武并不是一味主张抵制君主的命令，因为将帅是受命于国君组建军队出征的，应该听从国君命令。但是，如果君令不符合战场上的形势，将帅就不能盲目地执行。按照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四变》解释：“君令有所不行者，君令有反此四变（指以上途有所不由等）者，则弗行也。”可见，孙子所言“君令有所不受”是有条件的，这条件如他本人概括的“战道必胜，主曰无胜，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地形篇》）
要做到“君命有所不受”，必须具备三条：第一，将帅要具备高超的作战指挥才能。要能应敌变化，明白什么样的道路不能走，什么样的敌人不能打，哪些城池不一定要攻，哪些地方不一定要争。也就是说，要懂得战争规律，这样才能区分君命与战情是否相符，才能根据战情，通权达变，“君命有所不受”。第二，将帅要具备高尚的人格。只要对战争全局有利，就要敢于违抗君命，不怕承担责任，即使招致杀身之祸也无所畏惧。孙子说，将帅必须“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地形篇》）第三，“君命有所不受”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君主在军事上的瞎指挥。这种瞎指挥有三种表现：“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谋攻篇》）如果君主不乱指挥，君与将的关系就不应是对立的，而是互相依辅，也就不必“君命有所不受”了。
战场上形势瞬息多变，善于因势利导的兵家，对于君命，需要针对战场上的具体情况，决定“受命”还是“有所不受”。
公元227年，魏国新城太守孟达秘密联结蜀吴谋反。屯军于宛城的司马懿获悉后决定平叛。按规定，司马懿发兵需上报远在洛阳的魏主奏准，但这样一来需半个多月，贻误战机。于是司马懿违抗君命，先斩后奏，用8天时间赶了1000多里，等魏主获悉孟达反叛的消息，司马懿已攻克了新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