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胡先生“不用典”之论最精，实足祛千年来腐臭文学之积弊。弟尝谓齐、梁以前之文学如《诗经》、《楚辞》及汉、魏之歌诗乐府等，从无用典者（古代文学，白描体外，只有比兴。比兴之体，当与胡先生所谓“广义之典”为同类；与后世以表象之语直代事实者迥异）。短如《公无渡河》，长如《焦仲卿妻诗》，皆纯为白描，不用一典，而作诗者之情感，诗中人之状况，皆如一一活现于纸上。《焦仲卿妻诗》尤与白话之体无殊，至今已越千七百年，读之，犹如作诗之人与我面谈。此等优美文学，岂后世用典者所能梦见！（后世如杜甫、白居易之写实诗亦皆具此优美。）自后世文人无铸造新词之材力，乃力竞趋于用典，以欺世人；不学者从而震惊之，以渊博而称誉；于是习非成是，一若文不用典，即为俭学之征。此实文学窳败之一大原因。胡先生辞而辟之，诚知本矣。惟于“狭义之典”，胡先生虽然主张不用，顾又谓“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则似犹未免依违于俗论。弟以为凡用典者，无论工拙，皆为行文之疵病。即如胡先生所举五事，（1）（3）（5）虽曰工切，亦是无谓；胡先生自评谓“其实此种诗尽可不作”最为直截痛快之论。若（2）所举之苏诗，胡先生已有“近于纤巧”之论。弟以为苏轼此种词句，在不知文学之“斗方名士”读之，必赞为“词令妙品”，其实索然无味，只觉可厌，直是用典之拙者耳。（4）所举江亢虎之诔文，胡先生称其“用赵宣子一典甚工切”，弟实不知其佳处。至如“未悬太白”一语，正犯胡先生所云用典之拙者之第五条：胡先生知“灞桥”、“阳关”、“渭城”、“莼鲈”为“古事之实有所指，不可移用”，则宜知护国军本无所谓“太白旗”，彼时纵然杀了袁世凯，当不能沿用“枭首示众”之旧例；如是，则“悬太白”三字，无一合于事实，非用典之拙者而何？故弟意胡先生所谓典之工者，亦未为可用也。
（2）文学之文用典，已为下乘。若普通应用之文，尤须老老实实讲话，务期老妪能解；如有妄用典故，以表象语代事实者，尤为恶劣。章太炎师尝谓公牍中用“水落石出”、“剜肉补疮”诸词为不雅。亡友胡仰曾先生谓曾见某处告诫军人之文，有曰，“此偶合之乌，难保无害群之马。……以有限之血蚨，养无数之飞蝗”，此实不通已极。满清及洪宪时代司法不独立，州县长官遇有婚姻讼事，往往喜用滥恶之四六为判词，既以自炫其淹博，又借以肆其轻薄之口吻；此虽官吏心术之罪恶，亦由此等滥恶之四六有以助之也。弟以为西汉以前之文学，最为朴实真挚。始坏于东汉，以其浮词多而真意少也。弊盛于齐、梁，以其渐多用典也。唐、宋四六，除用典外，别无他事，实为文学中之最下劣者。至于近世，《燕山外史》、《聊斋志异》、《淞隐漫录》诸书，直可谓全篇不通。戏曲、小说，为近代文学之佳者，小说因多用白话之故，用典之病尚少（白话中罕有用典者。胡先生主张采用白话，不特以今人操今语，于理为顺，即为驱除用典计，亦以用白话为宜。弟于胡先生采用白话之论，固绝对的赞同也）；传奇诸作，即不能免用典之弊，元曲中喜用《四书》文句，亦为拉杂可厌。弟为此论，非荣古贱今，弟对于古今文体造句之变迁决不以为古胜于今，亦与胡先生所谓“有《尚书》之文，有先秦诸子之文，有司马迁、班固之文，有韩、柳、欧、苏之文，有语录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此文之进化”同意，惟对于用典一层，认为确是后人劣于前人之处，事实昭彰，不能为讳也。
（3）用典以外尚有一事，其弊与用典相似，亦为行文所当戒绝者，则人之称谓是也。人之有名，不过一种记号。夏、殷以前，人止一名，与今之西人相同。自周世尚文，于是有“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种种繁称，已大可厌矣。六朝重门第，争标郡望。唐、宋以后，“峰、泉、溪、桥、楼、亭、轩、馆”，别号日繁，于是一人之记号多乃至数十，每有众所共知之人，一易其名称，竟茫然不识为谁氏者，弟每翻《宋元学案目录》，便觉脑疼痛，即以此故；而自来文人，对于此等称谓，尤喜避去习见，改用隐僻，甚或删削本名，或别创新称。近时流行，更可骇怪。如“湘乡”、“合肥”、“南海”、“新会”、“项城”、“黄陂”等等，专以地名名人，一若其地往古来今，即此一人可为代表者然；非特使不知者无从臆想，即揆诸情理，岂得谓平。故弟意今后作文，凡称人，悉用其姓名，不可再以郡望别号地名等等相摄代。（又，官名地名须从当时名称，此前世文人所已言者，虽桐城派诸公，亦知此理。然昔人所论，但谓金石文学及历史传记之体宜然；鄙意文学之文，亦当守此格律。又文中所用事物名称，道古时事，自当从古称；若道现代事，必当从今称。故如古称“冠、履、袷、裳、笾、豆、尊、鼎”，仅可用于道古；若道今事，必当改用“帽、鞋、领、裤、碗、盆、壶、锅”诸名，断不宜效法“不敢题糕”之迂谬见解。）
（4）一文之中，有骈有散，悉由自然。凡作一文，欲其句句相对与欲其句句不相对者，皆妄也。桐城派人鄙夷六朝骈偶，谓韩愈作散文为古文之正宗。然观愈之《原道》一篇，起首“仁”、“义”二句，与“道”、“德”二句相对，下文云，“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又云，“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皆骈偶之句也。阮元以孔子作《文言》为骈文之祖，因谓文必骈俪（吾友刘申叔先生即笃信此说，行文必取骈俪。尝见其所撰经解，乃似墓志。又刘先生之文，专务改去常用之字，以同训诂之隐僻字代之，大有“夜梦不祥，开门大吉”改为“宵寐匪祯，辟札洪庥”之风，此又与用僻典同病）。则当诘之曰，然则《春秋》一万八千字之经文，亦孔子所作，何缘不作骈俪？岂文才既竭，有所谢短乎？弟以为今后之文学，律诗可废，以其中四句必须对偶，且须调平仄也。若骈散之事，当一任其自然；如胡先生所谓“近于语言之自然而无牵强刻削之迹”者，此等骈句，自在当用之列。
（5）胡先生所云“须讲文法”，此不但今人多不讲求，即古书中亦多此病。如《乐毅报燕惠王书》中“蓟丘之植，植于汶篁”二语，意谓齐国汶上之篁，今植于燕之蓟丘也。江淹《恨赋》，“孤臣危涕，孽子坠心”，实“危心坠涕”也。杜诗，“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皇枝”，“香稻”与“鹦鹉”，“碧梧”与“凤皇”，皆主宾倒置。此皆古人不通之句也。《史记》裴骃《集解序索隐》有句曰，“正是冀望圣贤胜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愈于《论语》‘不有博弈者乎’之人耳”，凡见此句者，殆无不失笑。然如此生吞活剥之引用成语，在文学文中亦殊不少；宋四六中，尤不胜枚举。
（6）前此之小说与戏剧在文学上之价值，窃谓当以胡先生所举“情感”与“思想”两事来判断。其无“高尚思想”与“真挚情感”者，便无价值之可言。旧小说中十分之九，非诲淫诲盗之作（诲淫之作，从略不举。诲盗之作，如《七侠五义》之类是。《红楼梦》断非诲淫，实是写骄侈家庭，浇漓薄俗，腐败官僚，纨袴公子耳。《水浒》尤非诲盗之作，其全书主脑所在，不外“官逼民反”一义，施耐庵实有社会党人之思想也），即神怪不经之谈（如《西游记》、《封神传》之类）；否则以迂谬之见解，造前代之野史（如《三国演义》、《说岳》之类）；最下者，所谓“小姐后花园赠衣物”，“落难公子中状元”之类，千篇一律，不胜缕指。故小说诚为文学正宗，而前此小说之作品，其有价值者乃极少（前此文人，最喜描写男女情爱。然彼等非有写实派文学之眼光，不过以秽亵之文笔，表示其肉麻之风流而已，故并无丝毫价值之可言）。弟以为旧小说之有价值者，不过施耐庵之《水浒》，曹雪芹之《红楼梦》，吴敬梓之《儒林外史》，李伯元之《官场现形记》，吴趼人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孟朴之《孽海花》六书耳。曼殊上人思想高洁，所为小说，足为新文学之始基乎。此外作者，皆所谓公等碌碌，无足置齿者矣。刘铁云之《老残游记》，胡先生亦颇推许；吾则以为其书中惟写毓贤残民以逞一段为佳，其他所论，大抵皆老新党头脑不甚清晰之见解，黄龙子论“北拳南革”一段信口胡柴，尤足令人忍俊不禁。至于戏剧，南北曲及昆腔，虽鲜高尚之思想，而词句尚斐然可观；若今之京调戏，理想既无，文章又极恶劣不通，固不可因其为戏剧之故，遂谓为有文学上之价值也（假使当时编京调戏本者能全用白话，当不至滥恶若此）。又中国旧戏，专重唱工，所唱之文句，听者本不求甚解，而戏子打脸之离奇，舞台设备之幼稚，无一足以动人情感。夫戏中扮演，本期确肖实人实事，即观向来“优孟衣冠”一语，可知戏子扮演古人，当如优孟之像孙叔敖，苟其不肖，即与演剧之义不合；顾何以今之戏子绝不注意此点乎！戏剧本为高等文学，而中国之旧戏，编自市井无知之手，文人学士不屑过问焉，则拙劣恶滥，固其宜耳。
梁任公先生实为近来创造新文学之一人。虽其政论诸作，因时变迁，不能得国人全体之赞同，即其文章，亦未能尽脱帖括蹊径，然输入日本文之句法，以新名词及俗语入文，视戏曲小说与《论》、《记》之文平等（梁先生之作《新民说》、《新罗马传奇》、《新中国未来记》，皆用全力为之，未尝分轻重于其间也），此皆其识力过人处。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及梁先生。
至于当世所谓能作散文之桐城巨子，能作骈文之选学名家，作诗填词必用陈套语，所造之句不外如胡先生所举胡先骕君所填之词，此等文人，自命典赡古雅，鄙夷戏曲小说，以为偎俗不登大雅之堂者，自仆观之，此辈所撰，皆“高等八股”耳（此尚是客气话；据实言之，直当云“变形之八股”），文学云乎哉！（又如林纾与人对译西洋小说，专用《聊斋志异》文笔，一面又欲引韩、柳以自重；此其价值，又在桐城派之下，然世固以“大文豪”目之矣！）
钱玄同白1917年2月25日
（原载1917年3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1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