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传廷剪影
同事们在一块聊天，说到王传廷时都有种感觉：传廷是个风流才子，有文才，有口才，早年在舞台上演戏还有不错的艺才。艺才、文才、口才三位一体，结构了他的人生三部曲，或者说结构了他从低音部到高音部、从单旋律到多声部的三个乐章。这三个乐章大部分是在凉山舞台上演奏的。
1951年，中共南充地委书记孙先余和宣传部部长张平，坐着吉普车到各个单位各个学校搜捕“艺术细胞”，看上谁就把谁“抓”到吉普车上，带回地委。东“抓”一个西“抓”一个，把一些还没脱掉奶气的娃娃像组装零件似的拼凑起来，拼凑成一部小小的文艺机器——中共南充地委宣传队。传廷就是被孙先余从武胜中学“抓”来的一个十七八岁的高才生。按演员的标准衡量，他是我们这伙人当中最够格的一个，身材挺拔、仪表堂堂、聪明机敏，言谈举止都透出一个演员的气质。果不其然，他登台亮相就闪烁出可人的艺术光彩。在川北文代会上献演一出《田园新歌》，他和漂亮迷人的袁亚群配对饰演男女主角，演得神形俱佳，风情万种，宛若轻风与柳絮，徐徐依依，情意绵绵，甜了那个“田园”，甜了那个“新歌”。
这一艺术生活的乐章，在传廷一生中短暂得一闪而过。当我们这伙唱唱跳跳的年轻人被凉山一笔录取，嘻嘻哈哈有时又哭哭闹闹用青春的双脚跋山涉水，一步一步走进凉山的雷波后，他很快被领导机关看中，调到工委宣传部从事机关工作。从此，他的文艺工作画上了句号。
那是一个开山放炮、开路搭桥，变革自然同时变革社会的轰轰烈烈的年代。离开了我们这个小小集体的王传廷，两三年后，从硝烟弥漫的民主改革烽火中，回到当时的首府昭觉，从零开始另开一条新路，他和一批志同道合者办起了凉山开天辟地以来第一张报纸——《凉山日报》，当起了新闻记者。以“川丁”的笔名，用明快、质朴、生动而犀利的文笔，经常出现在报纸的显要版面上，引起读者的注意。我读“川丁”，一开始就读出一种魅力：没有初涉笔者的浮华、虚张和矫饰，没有故作艰深的稚嫩，没有包罗万象的冗杂，有的是严谨、洗练和隽永。我读“川丁”，读出一个新闻开拓者的辛勤和奋进、啃食典籍与攻读社会的刻苦，读出寻找自我、实现自我的一颗燃烧的心。在此后相当长的岁月，这张四开报纸犹如一块拓荒者的处女地，经他和他的同事们不停地耕耘、播种、除草、施肥，使之年复一年开花结果，成为中共凉山州委当之无愧的喉舌。来自嘉陵江边这位四川一丁，也在这张报纸上打上自己长长的人生印迹，献出了青春，也实现了自身的价值。
在这几十个春夏秋冬里，展现在传廷面前的，不尽然都是鲜花、美酒和爱情，不尽然都是诗、画和音乐，也不尽然是走到哪里就有人来陪、来侃、来请教，一路的尊敬，一路的潇洒。他也有过悲伤、有过眼泪、有过噩梦，甚至有过绝望；人生百味之中，他同样品尝过酸、辣、苦、麻。就在那个人妖颠倒的动乱年代刚刚开始，第一片阴霾笼罩大小凉山的时候，他连神都没回过来，就当头一棒，第一个被抛出来，成为凉山第一个“罪大恶极的罪人”向全州示众，在大小凉山赫赫然公布他的“罪行”。接着是下放、劳动、管制……尽管后来历史作出证明，那不过是一场可笑的误会，一次活天的冤枉，但毕竟不好受，是长达好几年的心灵折磨，还加上皮肉之苦！一个兢兢业业、尽心尽力埋头于党的新闻事业的人，一下子变成了罪该万死、死了喂狗狗都不吃的人类历史“狗屎堆”。几年“牛棚”生活，像置身于但丁的炼狱，是上天还是入地，令他备受熬煎。还好，他总算走过来了。
几十年的记者生涯，虽然喝够了苦水，却也饮足了甘泉。传廷长期涉足于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等多种领域组合的社会生活之中，用他那支新闻记者的笔解剖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断充实着他的“临床”经验。这为他后来的走向积累了知识准备了条件，顺理成章地成为凉山州委宣传部部长。
有一次，我在某个场合这样说道：在我们一起进入凉山这批文艺工作者中，混得最好的是王传廷。人们笑我一个混字用词不当。其实这个词绝不像一般人理解的那么狭窄和肤浅，它很有人情味儿，它蕴涵着追求、奋斗、拼搏，蕴涵着随意、潇洒的人生之旅，蕴涵着不同人的不同生存状态。达尔文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生态规律，同样符合万物之灵的人，就看你混得如何了。宣传部部长这个官儿，是不那么好混的，这个角色并不那么好演。客观来看，我们这位朋友在凉山意识形态舞台上，的确领过多年风骚：讲台上，引古论今的思辨，妙语连珠的演讲；书面上，笔底生辉的论题，洋洋洒洒的文章；宴会上，妙趣横生的言笑，豪气爽朗的碰杯；闲暇中，还有一手龙飞凤舞的字墨。可以说，不少人梦寐以求而不可得的，他得到了。但掀开他的心理层面，却又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有时去传廷的办公室，也去过他家里的书房，偶尔会翻翻稿子，翻翻书。从那一摞又一摞的笔记本，一叠又一叠的文字底稿和那五六只高接天花板的书橱中存放着的四五千册藏书，我不无感慨地想到这位老朋友的刻苦、勤奋和什么都喜欢自己动手的笔耕精神。宣传部部长的会很多，这样会那样会，上头的下头的，还有不少擦边的，迎来送往的，等等。这些会不去不行，去了不讲话，不说几句也不行，这就为难了，马马虎虎应付一下，签个到喝杯茶吃顿饭，这也不失为一种办法。但我知道传廷是不会干的，因为在他的案头有着：“三不说、两不写”的座右铭。记得那是一幅全绫精裱的手书单条，“三不说”是：外行话不说，没有针对性的话不说，语不破的话不说；“两不写”是：应景文章不写，东拼拼西凑凑没有自己见解的文章不写。于是，他每次都事先作构思，打下腹稿，每次都得找点资料，甚至查一下词典，每次都得一二三、ABC甚至甲乙丙丁拟出一个提纲，写出一个草稿，尽可能做到言之成理、持之有据，有那么一点儿知识，那么一点儿新鲜和趣味。这就是他常常与朋友和熟人道及的口头禅：或讲话，或为文，一定要通过自己的思想，即使是引用经典、文件，摘取资料，也得先“消化消化”；只要这样做了，就会得到提高，取得效果；退一步说，万一出现失误，以后要作检讨，也才说得出个子丑寅卯。问题是，这个工作即使做得细微谨慎，其结果也免不了有非议，左边的说你右了，右边的骂你左了。可以说，那数不清的“需要”、数不清的讲话、数不清的“万万不可”使他少听了许多心里话，疏远了不少朋友，失去他的潇洒自如和一个普通老百姓的逍遥自在。摆在他面前的，既是一个绚丽的花环，又是一剂不好吞咽的苦药。花环不一定闪光，苦药却有无穷的回味。毕竟他在凉山工作了四十年，领导和群众都比较了解，在文工队，在工作团，在报社，在宣传部和教育学院，都留下他的足迹。这足迹，有时是向前进，有时是停在那里，踩出深深的脚印，有时又是绕着圈子，留下蹒跚、重复的痕迹。1992年，正当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周年的时候，传廷受州委的委派，同一位副州长带领凉山歌舞团漂洋过海，东渡日本访问演出，使他的足迹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节拍向外延伸，留在异国他乡。
那天，传廷告诉我们，他已年届花甲，很快就要离开宣传部部长岗位，去重操旧业办《攀西开发报》，那时搞点写作，做些研究。由此，我想起了刚进凉山时那一张张娃娃脸，想起了那时脆生生的欢声笑语和激情的泪流，还想起了一句人人藏于心底的话：革命，我把我交给你了，你安排吧。而凉山，则以母亲的柔情和温馨、父亲的仁慈和宽厚对我们说，来吧孩子，我们用大山的胸怀拥抱你。那时，我们没有祈祷万能的上帝，没有得到过什么恩赐。仰望苍天，上帝如是说，你们自己去造人吧。我们得益于凉山的好山好水，得益于千千万万彝族兄弟姐妹，采撷的是凉山的花草，吮吸的是凉山的甘露和灵气，造了我们这一个个大写的人。这就够了，这就够了。
泸山脚下，西昌街头，还有那皓洁的一轮建昌月，给我们留有不多的时间和空间。大山，你把我们紧紧地抱住，抱紧点，再抱紧点。
注：原载《开拓者的足迹》。作者：陈元通，又名阿通。《凉山文学》副主编，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