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莫言、扎西达娃的创作外，陕西作家陈忠实创作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也极有代表性。作品以白鹿两家的世族争斗为线索，融入几十年变化莫测的政治风云，生动地描述了西北地区、黄河流域汉民族历史文化的变迁。作品中对民俗生活的描写，对两性生活及爱情心理的刻画，采取了全景式的描绘和浓墨重彩的渲染，有一种雄浑粗犷的史诗般的风格，明显受到了《百年孤独》的影响，成为90年代魔幻现实主义的又一力作。
（四）先锋小说
先锋文学属于现代主义文学范畴，但它更多地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在20世纪30年代，法国便出现了多重叙事视角的“新小说”，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叙事理论，引起人们对文学本体的进一步探索。参见柳鸣九主编《新小说派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到了60年代，由于现代语言学和结构主义理论的融入和渗透，出现了以文本为叙事中心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包括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崛起，也直接受到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博尔赫斯的迷宫式写作对中国当代作家产生了不小的冲击，一群年轻的作家表现出对文本形式的极度热爱，走上一条后现代探索之路，他们被评论界称之为先锋作家，其作品也被习惯地称之为“先锋小说”，主要有马原、洪峰、格非、孙甘露等。
马原是先锋小说最早的探索者。在《冈底斯的诱惑》中，作者虽然把故事的背景放在遥远神秘的青藏高原，但他却无意于寻根作家对民族传统或乡风民俗的描绘，一反常态地讲起了故事，并在故事中穿插故事。从姚亮与陆高的探险，到猎人琼布的追寻，再到说唱人顿朱和尼珊的经历，三个故事之间并无逻辑联系，唯一的理由是，冈底斯是一块神秘的魔法宝石，它召唤着每一颗虔诚的心灵。此后，马原对讲故事越来越痴迷，在《虚构》中，作者编造了一个叫马原的探险故事，以虚拟的时间和空间描绘出静态的甚至模糊不清的画面，让读者在阅读时弄不清它所讲述的到底是真是假。这便是马原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将文学还原为语言的艺术，而作家的才华则充分体现在他的叙事能力上。
洪峰对强化小说语言的叙事功能也钟爱有加，他的《奔丧》《极地之侧》等作品表现出他对先锋小说的极大热情。《奔丧》明显受到加缪《局外人》的影响，但故事的无意义倾向使他开始向结构主义靠拢。《极地之侧》运用复式的叙事结构，叙述者“我”为追寻爱情来到偏远的漠河，“我”的朋友反复给“我”讲故事解闷，每一个故事都是有关死亡的话题。在“我”找寻女孩朱晶的过程中，越来越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所控制，不仅与所找的人距离越来越远，而且多次碰见朋友故事中的死亡事件，并在最后传来了朋友死亡的消息，从而演绎了一段追寻与死亡的文字游戏。看起来，文学和人生的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处在一种模糊和未可预料之中。
在先锋小说解构语言意义的过程中，孙甘露可算是走得最远的一位作家了。他的《访问梦境》《请女人猜谜》《信使之函》堪称文字游戏的典范之作。在他的小说中，情节被忽略，时空被抹掉，文字被感觉紧紧攫住，小说完全丧失了可供读者仔细思量的意义空间。作者思路的飘忽，语言的精练，想象的诡异，令人惊叹，读者一旦进入文字的迷宫中，便很难找到自己熟悉的路径，轻轻松松地抽出身来。《信使之函》便把这种语言魔力发挥到了极致。
先锋作家对文学的探索，既是对现代派人文精神的超越，更是对传统现实主义强调描写社会生活的全面背离，他们对文学语言功能的开掘大大地缩短了读者与文学的距离，当然也抛弃了大量的“非文学读者”，这是结构主义理论影响的直接后果。杨文忠《结构的意义》，见吴亮主编《结构主义小说？序》，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5—7页。
（五）新写实小说
经历了先锋小说的探索之后，新时期文学有了更多的自觉，文学创作与评论显得更加活跃。当越来越多的读者对先锋小说失去耐心，当语义还原把尚处在启蒙时期的大多数读者推向了阅读困难的泥沼中，新写实小说便在此时应运而生了。最早发表新写实小说的是上海作家李晓，他的小说《继续操练》在《上海文学》（1986年7月）发表后并未引起文坛的特别关注。1987年武汉作家方方发表《风景》载《当代作家》1987年第5期。，引起轰动，稍后有池莉的《烦恼人生》，刘恒的《伏羲伏羲》，刘震云的《新兵连》《一地鸡毛》，苏童的《妻妾成群》，余华的《活着》等。新写实小说的普及还得益于《钟山》杂志社的大力倡导，1989年5月《钟山》杂志开辟“新写实小说大联展”专栏，把已成气候的写实小说推到了文坛的前沿阵地上，使众多的读者和评论家开始特别关注这一文学潮流。
新写实小说在题材选择上和主题表现上与现实主义截然不同，作家深受西方现代哲学尤其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关注个体的生存感受，尽可能以理性的视角描述现实生存的荒诞感，探寻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因此，作家描写日常琐事，把人在现实中的生存荒诞与尴尬真实地描绘出来，凸现了现代人内心的焦虑与无奈。方方的《风景》堪称这类题材的代表作。小说以武汉贫民区河南棚子为背景，描绘了一个下层劳动者家庭苦难与艰辛的生活，父母的打骂，兄弟姊妹间的争吵永无休止，狭小的生存空间与众多的子女形成令人发指的“和谐”。作者不吝笔墨地描绘了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赤裸裸的生存竞争，让我们看到了那触目惊心的人生风景。
新写实小说对叙述语言采取了冷冻处理的方式，作家在作品中排除了个人的主观情感，以客观描述的态度对待笔下的人物，不流露个人的倾向和好恶，作家只忠实于生活本身的过程，颇有自然主义的色彩。刘震云的系列小说《单位》《一地鸡毛》成为这一类小说的文本典范，作品中的主人公生活在一种近乎残酷的真实之中，他们努力奋斗、拼力挣扎，现实的困窘和无奈使他们丧失了理想，甚至看不到希望，但作家既不表现他们的悲苦，也不渲染他们的绝望，只是那么冷静地述说，不动声色地描写，把生活的轨迹真实地记录下来，让读者自己去感受、去评判、去思考。受先锋小说影响颇深的苏童、余华在讲故事时，也把感情降到零度，《妻妾成群》在讲高墙大院内的家庭故事时，作者只是用冷静的审视的眼光描述着那血淋淋的人生悲剧，仿佛在为读者讲着一个古老而久远的历史故事。《活着》也无意为主人公的坎坷命运掬一把眼泪，更无意为主人公的遭遇打抱不平。刘恒在《伏羲伏羲》中描写天青与菊豆的爱情丝毫没有表现出浪漫抒情的色彩，而是通过冷静的细节描写精细地刻画了他们内心的紧张与惶恐，读者不难发现，他们的相爱不过是出自天性——那无法压抑的自然本性，作者要表现的仅仅是这种天性而已。
可见，新写实小说具有鲜明的现代主义特征，它们虽然在叙事文本上具有写实的风格，但其精神实质却与现代主义一脉相承，作家对现实生活的冷静观察和精细描写，对笔下人物内在情绪的极力渲染，对潜藏于心灵深处的无意识地努力开掘，与西方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的直接影响是分不开的。在对性主题的表现中，刘恒的《狗日的粮食》揭示了性不过是简单的生存手段，《伏羲伏羲》更表现了被扭曲、被压抑的性所潜藏的巨大能量，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形象的演绎。从方方、刘震云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存在主义哲学思潮的深刻影响，尴尬与荒诞成为主人公挥之不去的心灵隐痛。
三、寻根文学：民族文学的现代重建
（一）寻根文学的产生和理论倡导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现代主义流行的潮流中，很快崛起了另一股重要的文学思潮——寻根文学。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被翻译介绍到国内，给当时的中国文坛带来巨大的震动和启示。1985年，韩少功正式提出“文学寻根”的主张，并得到了许多作家的声援和支持。郑万隆、李杭育、郑义、阿城、李庆西、李陀等人都是积极的赞同者和参与者，他们先后发表文章对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剖析。韩少功认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里”，然而传统文化之许多富于生命力的部分，不存在于那些正统和“规范”形式的文化遗产中，而恰恰是存在于那些凝固于乡土，“更多地属于不规范之列”的民间形态中。之所以要去寻根，“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韩少功《文学的“根”》，载《作家》1985年第6期。。李杭育的观点与韩少功相近，他认为民族文化的精华，更多地保留在中原规范之外，“规范之外的，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根’，因为它们分布在广阔的大地，深植于民间的沃土”，“理一理我们的‘根’，也选一选人家的‘枝’，将西方现代文明的茁壮新芽，嫁接在我们的古老、健康、深植于沃土的活根上，倒是有希望开出奇异的花，结出肥硕的果”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载《作家》1985年第6期。。阿城则认为，“五四运动在社会变革中有着不容否定的进步意义，但它较全面地对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的态度，加上中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安，使民族文化断裂”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载《文艺报》，1985年7月6日。。因此，当代的作家所要做的，就是接上这个断点。郑义在《跨越文化断裂带》一文中指出，五四运动有隔断民族文化之嫌，“一代作家民族文化修养的缺欠，却使我们难以征服世界。卖风俗，卖生活，卖小聪明，跟在西人屁股后爬行，大约是征服不了世界的”，中国作家若能“跨越民族文化之断裂带”，就可实现“走向世界”的目标。郑义《跨越文化断裂带》，载《文艺报》，1985年7月13日。大多数作家对寻根理论表示赞赏，认为“真正能够在文学史上彪炳中华并闪耀世界的地方色彩及文学流派，其所创造的艺术作品绝不只是纯粹地域固有色的简单涂抹，而必然是在自己的固有色上又糅进、调和了其他文学色彩的丰富世界”，因此，“文学之‘根’并不是植于一处凝固不动的僵化物，而是多向拓进广阔伸展的生命体”。郑万隆《我的根》，载《上海文学》1985年第5期。寻根文学理论对当代文学的贡献远远超过它的瑕疵，它试图摆脱前阶段习惯性思维方式的制约，推动了整体性的思维方式，从原有的“政治、经济、道德与法”的范畴转向为“自然、历史、文化与人”的范畴，从而加深了当代文学的底蕴和容量，揭起了寻根文学的大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