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成都平原洪灾频繁，经过治理者两千多年的不懈努力，成都形成二江环抱、绿水穿城的生态格局。
春熙路、科甲巷早已难觅河水的踪迹，但“老成都”偶尔还会提到“解玉院”。流沙河先生说，千年前的大慈寺的西墙，贴近今福兴街、科甲巷、城守街一线，墙外有解玉溪的潺潺流水，由今梓潼桥正街（当时还是河床）流到这里来，沿着墙外一直向南流去。寺的西墙开有侧门，入门即解玉溪院。取名玉溪，可知此院必在解玉溪的东岸。广政元年（938）上巳节（阳历3月上旬）孟昶19岁，在此院宴从官，人人赋诗。这是仿效兰亭曲水流觞之会，文人雅事……玉溪院的位置，估计在今四川省图书馆附近。
在1949年之前，由于城市水利工程废弛多年，城里的一条御河和一条金河均成为生活下水道，淤积严重，成了十足的烂泥沟。下莲池等处蚊蝇孳生、垃圾腐烂，成为瘟疫的发源地。有一年成都霍乱流行，死亡人数成千上万，最早发作的病人就生活在御河和金河沿线。由于内外江河道多年失修，每年夏天洪水泛滥，金河率先进水，使东南城区成为一片汪洋，许多城市贫民窟轰然倒塌，男女老少死于洪水；或者家产荡然无存，流离失所，造成惊心动魄的劫难。
1936年夏季，九里三分的成都连降暴雨，市内街道水深过膝，多处成灾。有报纸报道说，这是“三十年来无此大雨”，“为十五年所仅见”。继7月暴雨水灾之后，同年8月底，再遭水害。《新新新闻》1937年9月2日这样报道说：“7月9日至18日，8月31日至9月1日两次大水，锦江水涨，淹没望江楼马路，城内淹没街道百余条。中、下莲池水深三尺，府河水涨高至二丈余，沿途田土，房屋、禾稼、冲毁无算。”又说，“入秋以来，兼旬大雨，成嘉（成都至乐山）、成雅（成都至雅安）两路中断车运。最近三、四日来又复每夜大雨。31日晚，狂风暴雨终宵，本市土墙倒坍者不下数百家。正府、鼓楼、三倒拐、复兴、科甲巷、南纱帽街等各街巷以及低洼处马路积水盈踝，铺面、公馆入水更深，有及尺许者。春熙路、东大街口汪洋一片。”在这样的水势面前，“华华茶厅”也在所难免。
如此规模的暴雨水灾，无疑又使成都的灾情雪上加霜。科甲巷由于巷
子弯曲而狭窄，洪水不过是漫袭，除了损失一些物品，居住者生命无大碍。春熙路笔直而宽阔，洪水流速更快，加上商家的货物又多，交通瘫痪，根本无法转运，慌得团团转，俨然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洪水退去之后，春熙路成为一个混乱的“晒场”，一些商家只好将来不及转移的被打湿的货物进行甩卖，让平民百姓捡了许多便宜。
1937年的水灾之后，成都大约平静了8年。到1945年，8年前的暴雨水灾又再次重演。这一年的七八月份，雨水连绵不断，不时还暴雨倾盆。城中到处是泽国汪洋，许多街道可往来舟楫，上千户人家无处栖身。交通阻滞，工商停业，城市彻底陷于瘫痪。当时的报纸用了一个词，就叫“停市”。
但厄运总是接踵而至。1947、1948、1949年连续三年，成都又遭到洪水的冲击。
1947年7月初川西地区连续数日的暴雨，造成了成都特大洪水。7月7日，外西百花潭等处河道，水位骤增一丈六尺左右，沿河百余栋房屋被洪水冲毁，青羊正街、横街水深数尺，十二桥、晋康桥、宝云桥、小桥等处桥梁荡然无存，附近树木、围墙全部倒塌。被淹没的街道包括春熙路南段、总府街、青龙街等二十余条。《申报》1947年7月12日对成都洪灾的一篇专题报道写道：“建筑百年的安顺桥和六十余年的万福桥，俱为洪水淹没冲毁，其余大小桥梁冲毁六十余座。不及走避的沿江居民千余人随洪水作波沉，一切财产尽为巨浪卷席一空，造成六十余年空前第一次大水灾……豪雨迄五日始告截止，但市区仍成一片泽国。记者登城楼鸟瞰灾情，但见四野茫茫，洪浪滔滔，被冲毁的房舍、家具什物、尸骨、牲畜，以及沿江仓库中储藏的盐、煤、木柴、货物，滚滚逐波而下。灾民扶老携幼，凄凄惶惶，争登高处避水，刻画出洪水的恐怖惨景。7日洪水渐退，记者再到灾区察勘，昔日繁盛游乐之区，仅剩荒烟乱草，一片瓦砾……倾家荡产的灾民，呼天抢地，痛哭流涕，惨绝人寰。”
一个月后，成都再降大暴雨，春熙路北段彻底被淹，成为泽国。城市立即停电、停水。大雨从1947年8月12日，一直持续到14日夜晚。春熙路北段是地势较高的地区，连此处也被淹没，可以想象其灾难的程度。到了15日下午，洪水才从北段退去，露出的大街，宛如狰狞的河床。
洪水虽然退去，米价立即暴涨，政府声言“平抑粮价”，结果是市场无粮出售，民众怨声载道。这一时期，粮、油、柴、炭、布等价格均暴涨，其增长幅度与5年前相比为：中熟米63倍，玉蜀黍31倍，猪肉60倍，菜油53倍，土布75倍，农地市价75倍，炭60倍，盐50倍，柴30倍，到6月底市场米价每双市斗高达260万元（法币）。在这样的几近“抢劫”的物价面前，寸土寸金的春熙路也难以承受。一些居民已成灾民，无家可归，沿街乞讨，就睡在大街沿上，路有饿殍，其状惨不忍睹。
这一串紧锣密鼓的大洪水，一浪高过一浪，让春熙路遭到巨大洗劫，加上物价狂涨，一些商铺因此再难恢复元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