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卓红博士《川西茶馆：作为公共空间的生成和变迁》（《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6期）认为，川西茶馆的功能复杂丰富，但最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团体之间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交往行为。民国时期，茶馆的形态是非常丰富的，而发生在茶馆里的交往行为就更是五花八门，涉及社会的各个阶层和生活的各个层面。
茶馆固然是平民的社会交往场所，同样是行帮、会社的办公场地。旧成都被大大小小的行帮“公会”及封建会社（俗称码头）划分成了若干利益集团和势力范围，而且这两者往往还互相联系着。茶馆作为社会生活中重要的公共空间，很快便成了它们的办公室。各行各业有形或无形的“同业公会”，大多以某茶馆为中心形成一个个松散的组织。同行们经常在茶馆聚会，以便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如：行情的涨落，原料产品的集散，劳资纠纷的动向，大宗交易的看货样，小宗买卖的现场成交等，这些有形无形的组织，俗称“帮口”。如春熙路的“饮涛”属“金银帮”；东大街的“包馆驿”属“棉纱帮”；下东大街的“闲居茶馆”是纱布业的；上东大街的“流芳”、城守东大街的“掬春楼”、春熙南段的“清和茶楼”是丝绸帮的；南门火巷子茶馆属“米帮”；安乐寺茶馆属“纸烟帮”（1949年前被“银元帮”压倒甚至取代）；安乐寺对面新“商场茶社”、春熙东段“江楼茶社”、大科甲巷“观澜阁”是印刷业的……
由此可见，茶馆的行帮势力划分，体现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特色。
同时，茶馆还具有“救济所”的功能。据史料记载，一些生活无着的人，实在走投无路了，到茶馆去求救，往往都会得到一些资助。据说知道去茶馆求救的人，还有一些是“犯了事”的人，求救也就带有一定的隐秘性：求救者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去茶馆喝茶。堂倌来给茶客掺第二次水时找不到茶盖
（掺了茶要帮茶客盖茶盖），求救者揭起桌上的草帽露出茶盖。堂倌见此即会邀客人后堂说话。与客人对话的就是茶铺老板，问清事由，茶铺老板一般都会助以
盘缠，指以前程。
社会上的风吹草动，固然是茶客们的谈资，而发生在茶馆里的稀奇事，自然是手到擒来，被茶客们演绎成“一地鸡毛”。铁波乐在《民国成都茶客轶闻》（《成都晚报》2009年1月4日）里，就记载了“睡诸葛”张斯可的趣事。
张斯可，资中马鞍乡人，家道殷实，就读于资州中学堂，上课时爱打瞌睡，可是老师提问他又心知肚明，应答如流，人称“睡诸葛”。他后来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跟随过钟体乾、刘存厚，后来投奔刘湘，任教导师师长。他虽然贵为“师级干部”，却很少带兵，甚至连军装都很少穿过，其穿着是一袭长衫、
一副眼镜、一根手杖、一双布鞋，于是人们又称他“长衫军人”。
为了察听民情和联络政情，他经常都要到梁园、鹤鸣、饮涛、枕流等各界社会名流会聚之所的茶馆饮茶。据说，他在饮涛坐定，就排开了他独创的一种与众不同的双碗茶阵势，一碗泡成都的花茶，一碗泡重庆的沱茶，他细品慢啜，啜一口花茶，头部仰靠在椅子上，闭着眼睛养一会儿神，然后又饮一口另一只碗里的沱茶，喝了之后又“睡”。他沉默寡言，很少与人高谈阔论，但是如果有“谈事情”的人来了，就开始口似悬河、谈笑风生了。找他“谈事情”的人是与他一样的“长衫军人”，有的是刘文辉的幕僚，有的是邓锡侯或杨森、田颂尧的幕僚。在那军阀混战的年代，军阀们时而打、时而和、时而友、时而敌，幕僚们虽然各为其主，但他们都有私交，茶馆里便是他们互通情报或秘密谈判的绝佳场所。这些人的实质相当于各路诸侯的“外交官”。在这群幕僚中，张斯可是最能干的。作为刘湘的高级顾问，他提出了“统一全川、饮马黄河、问鼎中原”的长远目标。他还代表刘湘到北京联络冯玉祥抗日反蒋，又到广西与李宗仁、白崇禧和中共代表张云逸共同签订了《川、桂、红协定》（红指红军），主张团结一致，共同抗日。1949年后，张斯可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委员，四川省人大代表和省政协常委。晚年时，他仍爱坐茶馆，仍爱饮“双碗茶”，以此颐养天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