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每个人都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能选择自己所生活的时代，你愿意将自己一生可数的光阴置于哪个时间段？这虽然是一厢情愿的问题，但却透露了一个信息：人，始终难以摆脱欲知往事的诱惑。
我的答案是，中国的7世纪和8世纪，也就是隋唐之交的百年。
在那里，盛世就像一个精心炮制、虚幻而又深刻的镜中世界。在这本小书里，你看见的同样是帝王将相，可又不是你所熟悉的面孔。在那散落的尘埃里，隐逸着别样的风情。它不仅仅属于某一个人，更属于投身其间的每一个人。它对你的魅惑有多大，你对它就有多少的好奇与怕。
历史不是帝王将相的功德簿，更不是这个大帝那个大帝的起居注。对于那些毫无头绪的历史叙事，作为一个写作者，必须要有强烈的现场参与感。那些天地间的号哭、月光下的阴谋、酒宴上的酣畅，无不是人情利害在时间里降妖捉怪。对于那些历史上肯定发生过而史书没有记载的事情，你要看到它们，嗅到它们，最好能触摸到它们的心跳。
英国历史学家卡尔说：“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真相从来就没有远离我们，只是我们远离了真相。我认为，对于历史书写者而言，越是趋向于主观，就越是显得客观，越是想趋向于客观，就越是让人觉得主观。
在长期的历史写作过程中，我常常会陷入一种困惑。为了行文之美，文学可以虚构；而对于史学而言，多一分虚构是不是就多了一分伤害——对真实的伤害。有人说，纪实和虚构才是历史写作的“任督二脉”，介乎两者之间是自由出没的世界。那里没有真相的主导，名和物各归其位，人和事各有章法。每个历史写作者，都像是一个炼金术士，他们拿着一个坩埚，要掌握好配方和火候，才不至于炼出的是一块焦炭。到底是纪实多一点儿，还是虚构多一点儿，事实和想象力各占多少比重，每个历史写作者的心里都握有属于自己的那个秘方。掌握的方子不一样，炼出的东西往往各有各的精彩，各有各的糟粕。重要的是，动手前要想好，你要将手上的这块金属疙瘩做成一个好看的佛像，还是一个难看的猪头，或者是别的什么玩意儿。
历史经常会丢三落四，会人为涂饰，会张牙舞爪。就好像面对一面白墙，我们的想象力仅限于这是一面白墙。如果有一天，突然闯进一群抽象派涂鸦者，将那面白墙涂抹得天马行空。那么还是这面墙，面对它的时候，我们的猜测，我们的推断，我们的想象，也随之活跃起来。同样道理，在面对那些面目全非的文本记录时，我们反而会更容易看清楚所谓的真相，因为我们的推断更多元，我们的猜测更繁杂，我们的想象更辽阔。往事留下的信息只言片语，史料少于史实，这是历史学的一个永恒困境。常常听人说，历史不能假设，可是离开了假设，那些陈年旧事真就是原来的样子吗？历史的天空深邃无比，那些纷繁复杂的人与事在其间摇曳多姿，它们都有开端和结束，有虚幻与真实，一个披金挂银的盛世，一个血脉贲张的乱世，无不是由理性和诗性交织构成的全景式的维度。
我赞成这句话，一切历史都是推想，有时候，文学比史学更真实。
是为序。
宗承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