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来，坊间诸多电视剧、电影对清朝皇帝的“戏说”和导游刻意为之的温情脉脉的溢美，加之几位学者、作家对于清朝统治者不负责任地过度美化，距离我们今天最近的清帝国历史，反而变成了最让人迷惘、最令人感觉时空混乱的历史；而恰恰由于入关之后的南北屠戮、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以及鸦片战争以来的丧权辱国，使得清末以来发轫的那种极具情绪化的“反清”思潮，依旧在“夷夏大防”的传统悖论下不断发酵。
清朝的历史，黑暗与光明，专制与开拓，偏狭与雄壮，相依相存。
梳理和分析过后，可以发现，所谓的康雍乾三朝“盛世”，其实是清朝三个皇帝对于国内民众极具机心的高压统治，绝对不似某几个教授、作家在电视荧幕上满含热泪宣讲的那般“深仁厚泽”；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恰恰是这几个满洲皇帝与前代汉人王朝统治者民族地位迥异的特质，他们才能够创造性地构造出那种“多民族共同体”的宏大疆域格局。而且，他们独辟蹊径的“汉化”设计，他们为了政权“合法性”而努力开创的早期全球化视野，他们雄才大略地整合多民族于一体的“大一统”功绩，以及他们处心积虑为扩大帝国版图时所采取的无比清晰的政治统治术，至今让我们后人浩叹不已。
探究清史，我们可以发现，清朝上层统治者，在有关处理前朝遗产以及对汉民族的文化身份认知方面，有着他们卓尔不群的独到之处——相比“五胡”时代和元代的非汉族统治者，满洲统治人群透穿了“汉族血统论”的封闭隔膜，从王朝伦理的高度，吸纳和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进而强化了他们自身统治的合法性，推广了一种罩合宇内、恣肆恢宏的“中国”认同感和自豪感，并且逐渐使得清王朝的治理技术日趋合理化。在他们的悉心经营下，清朝才能在千万平方公里的境域内，成功建立起独特的政治新秩序。
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帝宣布，废除历代沿用了两千年的“万里长城”！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标志性事件，象征着中华民族意识的崭新觉醒，成为帝国前所未有的新思想和新观念，也是对儒家思想彻底地推陈出新。从那时开始，中华国家“天下一家”的梦想才真正得以实现。
康熙帝所撤除的“长城”关防，破天荒地从民族心理上拆除了甚于土石的华夷界限，一举打破了自我封闭的华夏意识。回首望去，这位清朝皇帝所撤除的，不仅仅是限隔北方游牧民族与内地汉民族的建筑屏障，更是横亘了几千年的华夏民族内部分离的藩篱。此举空前扩大了中国政治地理的概念范畴，使得长久以来分割内外“华夷”的坚固物质实体，最终成为象征华夏民族巨龙腾飞的一个巨大的、崭新的心理坐标！
书写历史，特别是清史，肯定要遵循班固所向往的理念：“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为此，只有尊重扎实可靠的叙事伦理和历史伦理，只有保持“对权力说真话”的勇气，只有耐心倾听历史良心的声音，才能够揭示生活的真相，才能够发现历史中隐藏的那些灼人的秘密，继而写出人性复杂而深刻的本质。
如果要写出一部与众不同的清史，需要把清朝时代的人当作那个时代独特的个人来写。对于任何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既不能曲意回护，也不能有目的性地刻意贬损。为此，笔者不单单要为作为胜利者的帝王将相树碑立传，也要把一切具有人类良知的小人物纳入描写范围。
当然，在清朝历史写作中，笔者所追求的“客观性”，并非物理意义上的还原性呈现。历史不是摄像机，不能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客观回放。笔者所要展现的历史，乃包含着自觉而高远的目的性，也就是竭尽全力要展现那些蕴藏在历史深处的、高度成熟的理性意识和历史意识！
只有满怀着对一个时代的人、生活、精神的一种特定的宽厚、平恕的态度，才能对历史进行冷静的描述；只有深藏着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自高而下的温柔怜悯，才可以让我们内心充满了正义感的无畏精神，才能够让我们的写作洋溢着自由和伟大的性质，才可以使得我们的书写意志俨如淬火钢刃般锋利无比，才能画卷般地展示波澜壮阔历史中的美与丑、善与恶、明与暗、洁与污……
所有这一切，缺一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