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老子和儿子唱反调的事特多。老子保守，儿子往往就激进，越是有出息的儿子就越有激进的可能。中进士入翰林之后，谭钟麟死了，回家守制的谭延闿很快就跟鼓吹改革的立宪派搅在了一起，高票当选湖南咨议局议长。接下来辛亥革命，“山大王”焦达峰做了湖南都督，没多长时间就被刺杀，谭延闿被推上都督的椅子，从此落入“革命阵营”，二次革命反袁（世凯），国民党阵营的四个省督独立，也有他一份。此后谭延闿在湘督位置上几番上下，率领残余湘军跟随孙中山东奔西走，参加北伐，时而省长，时而督军，时而总司令，时而军长，最后做到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院长。
谭延闿在国民党内人缘极好，因他是文官，人称“文甘草”。中药配伍各有禁忌，唯有甘草跟什么药都能配合一起用。凡被人叫做甘草的人，往往有副特别好的脾气，谭延闿为人之随和，是出了名的。湘督三易上下，每次都安之若素，走之从容，做官时，下属进门不用报告，有座便坐，有烟自取享用，而谭延闿不论什么时候都和颜悦色，了无怒容。即使被当面羞辱，他则装作不闻，即使被部下卖阵差点做了俘虏，他也不过是苦笑着摇摇头而已，所以，他的第二个外号叫谭婆婆。谭延闿人有名气，字也写得好（要是开门卖的话，完全可以卖个好价），他一直做着大官，按道理字不太好求，但湖南各地饭铺酒店到处都有他的墨宝，随便一个马弁副官，都可以替人求字，谭搭纸费墨，没有二话。其中也许有些是秘书长之类的代劳，但都得到他的首肯，肯将名义假借的。大革命时期，国共时有摩擦，左派右派壁垒分明，但是唯有谭延闿，左派当他站在左边，右派当他站在右边，两边的攻击炮火，都擦不到他的边。反过来说，这种人的用处也不大，他做到行政院长，也不过是国民党内各个实力派都能接受的作为缓冲用的沙袋、一个军人政权的点缀。
谭延闿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赶上了一个武人当家的时代，遍地烽火，到处打仗。“左也是东洋刀，右也是东洋刀”（袁世凯语），帮会、土匪、教门也各逞威风，有枪就是草头王，枪多气粗，各以实力说话。谭延闿一介贵胄公子，不幸又是读书种子，中过会元，点过翰林，虽然据说在第一次做都督的时候曾经在武人面前露过一小手——可以双手使枪，而且枪法极准，但依然没有武人拿他当自己人，因为他不是士官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也不是保定系（保定军校毕业）。而他自己也没有亲自下部队，带兵打仗，实现从文人到武将的转变，所以，尽管他当过的官尽是些“武职”，督军、司令、军长之类，但始终成不了一个带兵官，顶着那么多貌似军阀的头衔，却从来掌不了实权，实际上却是秀才遇见兵，不仅有理讲不清，而且很容易被人架空，甚至赶走。
在那个时代，文人混在武人堆里，做幕僚也好，做“长官”也罢，往往带有很大危险性，弄不好就会被上下左右的野心家们给牺牲掉。可是由于谭延闿的好脾气，左右圆通，这种危险对他来说却似乎不存在。下面的武夫可以架空他，出卖他，驱逐他，但却没有人敢冒湖南乡里舆论的大不韪杀掉他。至于上面和左右的武人，由于他的圆通，对人不构成威胁，也安全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说，谭延闿是近代的冯道，苟安于乱世，靠的就是心平气和，处世圆通。据说，谭50岁那年，有人做祝词曰：“茶陵谭氏，五十其年，喝绍兴酒，打太极拳，写几笔严嵩之字，做一生冯道之官，立德立功，两无闻焉。”谭氏闻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连称奇才。说实在的，这祝词虽然刻薄了一点，但对于谭确实再贴切不过了。
谭延闿的时代，是中国现代的转型时期，可是，转型转成了文官沦为骄兵悍将的摆设，只有像冯道一样，心平气和，唾面自干，才能文运长久。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悲哀。
唐八先生
八先生是个女人，名叫唐群英。唐群英这个名字，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了，但是在辛亥革命后的几年里，全国上下有头有脸的人物，有谁不知唐群英呢？当时的京剧略等于今天的流行歌曲，可是京沪两地的名角，无论生旦净丑，没一个能抵得上唐群英名气大。不过，当时的人们之所以知道唐群英，主要是她带领娘子军的三次“大闹”：一闹临时参议院，砸了玻璃窗；二闹国民党成立大会，在众目睽睽之下煽了宋教仁一个耳光，临时参议院议长林森出来劝解，话还没出口也挨了一下（一说，林森缩得快，没有打着）；三闹《长沙日报》社，这次当事的男人见机得早，都溜了，唐群英砸烂了报馆排字房，害得当天的报纸出不了。
这些故事，听起来像是水泊梁山孙二娘的勾当，其实却不然。唐群英在历史上本是个很正面的人物。首先出身名门，其父亲唐星照，本是湘军宿将；长大嫁入曾家（曾国藩）做媳妇，依旧是名门名媛。其次觉悟很早，在家为人媳的时候，就跟秋瑾结为死党（也是亲戚），丈夫死后便奔走革命，到日本留过学，是华兴会的最早的成员之一、同盟会的元老。其三，革命勇敢，辛亥革命时，唐群英组织女子北伐队，虽然没有真的出兵开仗，但名声却连袁世凯并清廷的摄政王都有耳闻。唐群英三次大闹，理由都很正当，前两次都是为了男女平等（当时叫做“平权”）问题，闹临时参议院是因为《临时约法》没有提男女平权；闹国民党成立大会，是因为党纲上删去了“男女平权”的条款。砸玻璃、打耳光其实还是小意思，按唐群英在报上的宣言，对不承认男女平权的臭男人，她们是要以炸弹、手枪对付的。大概是当时像唐群英这样的女子少了点，军火也不够充足，一场对男人的战争才没有打起来。
不过，唐群英的第三次大闹却跟男女平等没多少关系。1913年2月，一位仰慕唐群英的有名男士求之不得，未免有点神经兮兮，在《长沙日报》上登出一则启事，说是某年某月某日，唐群英将和自己结婚。唐群英闻后，带人到报馆问罪，要求报纸出刊更正。报馆主编说，那是一则广告，广告哪有更正的道理。两下说不通，娘子军这才动的手。这事最后闹到官府，一个要赔偿设备损失，一个要赔偿名誉损失。当时的湖南都督谭延闿两边都得罪不起，自己掏腰包赔了报馆了事。
唐群英的时代，中国的女权运动还处于初起的激情岁月，觉悟了的女子个个都很激愤，对男人的压迫相当痛恨，说起话来，张口闭口“恶男子”、“臭男人”，而争女权的目标也很宏大，都是为了国家的强盛、民族的自立。
但不经意间，女权主义者对自己的名节都很在意，做女侠可以，但风流韵事是没有的。自家已是单身的寡妇，对于一个苦苦的追求者的出格表白，居然以更加出格的行为对付，唐群英的愤怒显然跟自己的名节受损有关。这一点，比起五四和大革命时期革命女性的“一杯水主义”来，有天壤之别。
三闹之后，唐群英在政治舞台上再没了动人的表现。但她娘家的家族却很以出了这么一个女中豪杰而感到自豪，破例将她列入唐氏族谱，称她为唐八先生（她在族中行八）。她家乡的族人，也称之为唐八公公（按传统社会的惯例，女人是不会入娘家的族谱的，她们的位置如果有的话，也应该在夫家的族谱上）。从某种意义上，唐群英力争女权的奋斗，痛骂并怒打臭男人的结果，是为自己争得了一个男人的名头和地位。
革命·诗·酒·佛·女人
将这样几个词堆在一起，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似乎都有点不敬。但我下面要说的事情，的确跟这些词都有关系，而且无论如何也提炼不出更合适的题目，所以只好这样将就了。记得好像“诗·酒·佛”这样的堆砌，本是鲁迅先生打算做论述六朝文学的题目，既然我素来景仰的鲁迅先生都能如此用，我再堆上点别的，凑成一盘，估计也算不得什么。
南社是清末江南文人结的诗社，从一开始就是个大杂烩。上面讲的几个词汇所代表的东西，南社里都有，而且革命，或者说反满的内容尤其浓烈。这也没办法，谁让清朝皇帝在200多年里老是对江南的文人看不上眼，制了又制，压了还压，制造了那么多文字狱、那么多科场案。眼看满清大厦将倾，又有上海的外国租界做掩护，江南文人不抓紧时间捣乱更待何时？捣乱的诗人中喜欢佛的不少，既喜欢佛也喜欢女人，或者说尤喜欢女人的更多。不过，真的做了和尚的却只有两个，一个是苏曼殊，一个是李叔同。
苏曼殊是先做和尚，然后光着头穿西装、闹革命、吃花酒、作诗弄画。李叔同是先穿西装（甚至穿西式的女装演茶花女）、闹革命、吃花酒、作诗作画，然后出家当和尚。就做和尚的境界而言，苏曼殊做的是花和尚，而李叔同做的是戒律严格的苦和尚。虽然有这样的不同，但这两人相同点更多，都才华横溢，学什么像什么，于诗于画均有可观者。当然，也都很有女人缘，走到哪儿都有女人围着。李叔同出家后，还有女人找上山来，在山门苦等。
从古到今，诗人和诗都离不开女人。唐朝是诗的王朝，害得后世怎么做都超不过去，其实，多亏了当时男女界限不严，男男女女凑到一块，浅斟低唱，帽落袜滑，不唯妓家，良家妇女也乐在其中。女诗人鱼玄机跟男诗友唱和，可以涉及性器官（集句“山气日夕佳，众鸟欣有托”说的是某诗人有疝气并用了疝气带）。公主可以带着相好招摇过市，甚至为相好求考官行方便。进士及第，放榜日，得意者一窝蜂拥进妓楼。歌伎舞儿不仅床上功夫了得，做起诗来也不让须眉诗人浪漫的，居然有在妓女大腿上写诗的，这种事如果放在后来，不进大狱也得终身禁锢。都说悲愤出诗人，其实女人也培育诗人，如果没有女人，诗人多半是作不出诗来的。所以，苏、李二位招女人喜欢，对近代诗与画的繁荣，的确大有好处。
二位更有佛缘，毕竟他们都遁入了空门。无论是苏曼殊这种花和尚，还是李叔同这种苦行的律宗和尚，在佛教的某种境界里，都是可以成正果的，他们的确也成了正果。
当然，二位跟革命也有缘，他们都是反满革命的鼓吹者，甚至在诗画里都不忘渗透着革命的意义。显然，革命从来都跟浪漫的诗人有着难解难分的缘分，只是，浪漫的诗人往往不知道革命完了之后做什么。
同样与革命、诗酒、女人和佛都有缘的南社诗人兼画家是钱化佛。此公没有出家，但特别喜欢画佛，只是所画的佛个个都闭着眼睛。人问为什么？他说：我佛慧眼，不要看人间的牛鬼蛇神！钱化佛在辛亥革命时是员勇将，参加过攻打南京制高点天保城的战斗。杀进去的时候，清军做的稀饭尚在，结果便宜了包括钱在内的敢死队。
既然革命后的世界是个佛都不忍看、不愿看的天地，那么诗人皈依佛门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茶壶、茶杯和牙刷
辜鸿铭有句名言，男人和女人，就像茶壶和茶杯，一个茶壶可以有几个茶杯，一个茶杯不能有几个茶壶。意思是说，男人纳妾，享齐人之福，是天经地义的。辜鸿铭“学在西洋”，是西方文化熏出来的人，西方文化的要点之一就是一夫一妻制，比照亚当夏娃严格执行，即使贵为国王，也得遵行不贰，拈花惹草偷腥可以，但像中国皇帝那样三宫六院的不行。西方世界千余年来，除了极少数的化外之地存在个别的例外，比如美国的摩门教，还真是一体遵行。可是，为什么偏偏一肚子洋墨水、中国字都写不好的辜老先生回到中国，在欧风劲吹的当口，硬是公开鼓吹纳妾？是跟他的保皇政见一样借题反潮流，还是为了使他那“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的豪言壮语名副其实？（他纳了一个日本的妾。）现在委实是弄不太明白了，但我估计跟这两条都有点关系。
辜鸿铭说了这句很是冒犯时髦女士的话，摇着脑袋后面小得不能再小的小辫子，依旧我行我素去了，根本不理会背后先进男女们的叫骂，这些人叫骂得越凶，他老人家越是高兴。不过，先进的人们在批判的同时，往往在私下里不得不承认这句名言比喻的高明（尤其是男士），时间一长，大家未免有点中毒。大诗人徐志摩追上美女陆小曼，尽管有许多曲折和不快（尤其是对于小曼的原配王赓而言），毕竟是一段文人佳话。徐志摩圈子里的人多半还是替他高兴。当时很有名的画家、也是徐志摩的好友邵洵美，特地为他们画了一幅画：一个茶壶，一个茶杯。题曰：志摩是茶壶，小曼是茶杯。大大地幽了好朋友一默。
小曼笑纳了邵洵美的礼物，但却发表了自己关于男女问题的见解。她说，男人和女人，不应该是茶壶和茶杯，而应该是牙刷和口腔，每个人应该有自己专用的牙刷。
陆小曼顺应时代的潮流，维护了女人的权利，其比喻可以跟辜老先生媲美，不愧为一代美女加才女。只是她在日后的实践中，却只顾了女权而忽视了男权，虽然有客观原因，毕竟寻下了情人，并且开支巨大，让丈夫在徒呼负负的同时，还要两地奔波讲课挣钱，最后年纪轻轻就死于非命，让喜爱他诗歌的人少了不少享受和激动。
自古以来，男女之事，神鬼难言之，说不清道不白的。时间一晃，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可是不仅纳妾的依然我故（据女士们说，现在的包二奶，还不如纳妾，因为没有名分，男人也不太负责），婚姻关系中，乱用牙刷的事情大有愈演愈烈之势，造成了眼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性和婚姻关系的紊乱，大大超过资本主义高级阶段的美国。这是好事还是坏事，说不清。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我们的观念有点乱了，实在不知道是该守旧还是应该迎新，应该抱着茶壶还是拿稳了牙刷。
冷寂的共乐园和热心的唐绍仪
珠海是座新城，满眼望去，楼是新的，路是新的，连街上的行人大多也是近几年才来的。人们操着南腔北调的普通话，我这个北面来的游客，无论打什么交道，一点都不费力。到珠海，人说有三大“玩点”——海岛、温泉、高尔夫，我一点都没碰，最想看的是跟唐绍仪有关的东西。就这样，我被珠海新结识的朋友李更带到了共乐园——一个当年唐绍仪据说花了40万两银子建起来的私家园林。就这样，我见识了珠海被挤在角落里的“旧”。
共乐园很大，里面有山，山不高，但起起伏伏，到处都是小径，随你乱走。那天是星期天，但是园子里根本没有人，静得吓人，硕大的芭蕉树叶子直直地横在小径上，居然一点踩过的痕迹都没有。共乐园里当年的痕迹已经不多了，只有一个汪精卫题字的门柱，还算完整，再就是一些断石残片。朋友告诉我，这个园子，在“文革”中遭到很大的破坏，但不知为何单单留下汪精卫的墨迹，看来多半是因为不知情，因为柱子上的题款早在汪精卫出事那年就被磨掉了。园子里的建筑只剩下一个很小的三层小楼，名叫观星阁。小楼修得糙，格局很小，楼梯仅容一人上下，阁顶有圆台，小而窄，又没有什么视野，只能看天，名曰观星，倒也合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