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医生的数量远远不足。2009年，全国平均每千人拥有医生约1.7人，而美国约为2.6人。同时，我国医生的整体素质也不高。据卫生部统计，在乡镇卫生院，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技术人员不足23%；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具有高级职称的技术人员不足4%。我国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机构的利用率仅为30%，而国际平均水平是50%~80%。这说明，基层缺乏患者信任的好医生。
我国的好医生为什么这么稀缺？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医生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不高，投入大、产出低，风险大、收入低，这样的职业很难具有吸引力。例如，在每年的高考状元榜上，尖子生几乎没有学医的，医学院校的生源质量呈下降趋势。在我国就业人口中，从事医疗卫生工作的比例不足1%，而英国为6%、美国为4%。
从全世界来看，医生都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好职业。绝大多数国家医生的收入相当于社会平均工资的3至5倍。这是因为，医生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高技术的职业，如果医生的收入无法体现其资源的稀缺性，就很难吸引最优秀人才学医从医。但是，我国医生的收入属于中等水平，基层医生的收入还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例如，2009年，北京市社区医生的人均工资是4.2万元，而当年北京市职工的人均工资是4.7万元。为此，全市社区医生流失率达10%。直到2011年，北京市社区医生年薪才涨至5.8万元。同时，医生的劳动技术价值被严重低估，技术收费无法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和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挂号费不如停车费”、“看病的不如算命的”，就是最生动的注解。同时，医生的形象长期被扭曲甚至妖魔化，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闹”事件频频发生，医生普遍缺乏职业尊严感。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病人越来越多，疾病也越来越复杂，医疗需求出现“井喷”。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需求的增加可以刺激资源的供给。然而，医疗卫生行业却出现了一个悖论：一方面，社会的医疗需求猛增；另一方面，人们学医从医的积极性却在下降，好医生的供给量不能有效增加。这说明，现行医疗卫生体制的资源动员能力还很低，一个源源不断“制造”好医生的机制尚未形成。
医生是医疗行业的核心，也是医改的主力军。解决看病难，关键在医生。如果不能充分调动医生的积极性，医改就很难成功。因此，提高医生的薪酬待遇，尊重医生的劳动价值，是增加好医生供给的重要手段。只有最大限度解放医疗生产力，增强医疗卫生行业的资源动员能力，创造有利于好医生成长的社会环境，看病难才会得到根本缓解。
医生最看重什么
2008年初，《中国青年报》和丁香园网站联合开展了一项关于医生的调查：63％的受访医生表示，让他们最感快乐的事是“治愈患者疾病，取得患者信任”，这个比例甚至超过了“经济收入增加”和“职称得到提升”。
有位受访医生这么描述他的幸福和快乐：“千方百计抢救成功重危患者之后，那种成就感无法用语言形容；外出时遇到并不熟识的面孔，向你热情地打招呼，自豪感油然而生；在餐馆吃饭，旁边的客人向你点头，虽然你已不记得他是何许人也，可结账时才发现他已经替你结过了，这是病人对医生最朴实的回报。”
虽然这个调查仍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至少纠正了社会上对医生的一部分误读。当前，不少人认为，医生过分追求经济利益，他们吃“回扣”、拿“红包”，把金钱看得越来越重，把病人看得越来越轻。其实，这种观点是片面的。
应该承认，在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确实有一部分医生见利忘义，放弃了职业操守。但是，绝大多数人依然坚守理想，怀着一颗仁爱之心，悬壶济世，救死扶伤。因此，他们最大的快乐就在于用自己的医术治愈患者的疾病，并得到患者的尊重和认可，这也是医生实现自我价值的最佳途径。
也许有人问：医生真的不看重钱吗？假如患者做手术不送“红包”，医生会不会故意做坏？其实，这是一个“伪命题”。作为医生，谁都想妙手回春，没有人想把病人治坏。至于有的病人没有获得满意疗效，甚至发生了医疗事故，大多是客观因素造成的，而非医生主观故意。因为医术是医生立身之本，谁敢拿患者的生命开玩笑，谁就是拿自己的名誉开玩笑。一旦上了手术台，医生的心中就不会有任何杂念。患者命悬一线，吉凶未卜，医生如履薄冰，哪可能故意让手术失败，甚至还恰到好处地留点“病根”？这不仅在技术上很难把握，而且在主观上也不符合常理。
当然，医生也不是超凡脱俗的“圣人”。对于自己付出的劳动，他们也渴望得到回报。但是，这种回报必须是出于患者由衷的感激。北京协和医院著名妇科专家郎景和教授曾说：“我通常不接受病人的礼品，但不绝对。哪怕是很贵重的礼物，如果里面没有蕴含真挚的情感，我也不看重。医生在高强度的生死搏斗中，和病人是战友，他需要病人对花费在他身上的心血和劳动予以理解和敬重。”
可见，医生最看重患者发自内心的敬意。他们渴望患者报以真诚的感激，而不是厚重的礼金。例如，手术前必须给医生送“红包”，就是长期流传的“潜规则”。由于多数患者是出于畏惧和无奈，因此“红包”里并没有多少真情。这与其说是对医生的尊重，不如说是一种商业交易。这样的“潜规则”若不废止，对于医患双方都是一种负担，也是一种污染。
美国《读者文摘》曾通过征文评选“在这世界上谁最快乐”，最佳答案有三个：一是历经风险开刀后，终于挽救了危急患者生命的医生；二是忙碌了一天，为婴儿洗澡的妈妈；三是作品完成后，自己吹着口哨欣赏的艺术家。可见，医生更看重自己的职业成就感。
生命是无价的，无论多少金钱，都换不来鲜活的生命。所以，对于医生付出的辛勤劳动，患者只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就足够了。
教授之死折射媒体浮躁
2009年11月，央视播出了《公益医院非法行医，北大医学教授惨死北大医院》的节目，称“在校学生无证行医导致死亡事故”。记者用大量生动的“事实”，证明了北大医院存在严重的“非法行医”现象，是一家“草菅人命”的医院。
与几年前的哈医二院“天价药费”相比，这条新闻的轰动性毫不逊色。但是，看过节目之后，有人义愤填膺，也有人质疑追问：事实真的如此吗？
众所周知，真实、客观、公正、平衡，是新闻的生命所在，也是媒体的公信力所在。一篇报道能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关键是看其基本事实是否站得住。从这则报道来看，很多事实都有“硬伤”。
例如，该报道称，医学生于峥嵘在参与抢救熊教授时，没有行医资格，属于“非法行医”。这也是整个报道的核心事实和最大“卖点”。但是，记者的调查显然不够扎实，导致报道严重失实。根据北大医院在法庭上出具的证据，在给熊教授诊疗期间，于峥嵘已经于取得了《医师资格证书》，发证日期是2005年12月16日，但其《医师执业证书》当时尚在办理中。根据卫生部规定：“已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并具备申请执业医师注册条件的医师，非本人原因导致未获得《医师执业证书》前，在其受聘的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和工作时间内的执业活动不属于非法行医。”这就是说，教授之死与“非法行医”没有任何关系，一些媒体炒作的“学生治死教授”更是缺乏依据。
新闻播出后，卫生部也给予回应：医学生和试用期医学毕业生在医疗机构的临床实践活动是医学教育中的临床实践活动，而非正式的行医。对这种活动的管理，是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我国刑法对于“非法行医”的具体界定，不包括医学生和试用期医学毕业生从事临床实践活动。卫生部和教育部明确规定：“试用期医学毕业生在指导医师的监督、指导下，可以为患者提供相应的临床诊疗服务。”事实上，即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很多医院里也有医学实习生，他们可以协助医生从事临床活动，如书写病历、填写各类检单、对患者实施有关诊疗操作、参加手术等。显然，这是医学教育的特殊规律。而北大医院的医学生参与抢救熊教授，也都是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的，没有任何违法之处。
又如，央视记者引用患者家属的说法，认为医生没有用抗凝药物，导致病人术后发生肺栓塞并发症。其实，病人术后该不该使用抗凝药，是个纯学术问题，目前骨科学界尚存不小争议。抗凝药是把双刃剑，不使用可能肺栓塞，使用了可能大出血，很难有绝对的结论。在临床上，骨科病人由于长时间卧床，发生深静脉血栓的概率很高，而深静脉血栓又极易引发肺栓塞。而一旦发生肺栓塞，抢救成功率极低。这说明，医学是一门具有复杂性和局限性的科学，很多病情的发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的连医学专家也难以预料，或者无能为力。因此，苛求医生的诊治没有任何疏漏，不符合客观规律。
央视记者还引用了另一个说法：抢救过程非常粗暴，病人先是肋骨胸骨骨折，然后刺破心脏，同时又造成肝脏破裂，最终由于大出血而放弃抢救。这显然歪曲了事实。稍有医学知识的人都知道，心肺复苏术一般适用于心跳停止的病人。这至少说明，先有病人心跳停止，后有医生按压胸廓，而这也是绝地求生的唯一正确选择。事实上，心肺复苏时按压胸廓很容易造成肋骨骨折，而肋骨骨折又会损伤脏器。但是，心肺复苏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按压力度，力度越大，心脏泵血越好，但对胸廓的损伤也越大。在紧急抢救中，这样的做法完全符合医学规范。
在这则新闻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记者使用了很多主观性很强的字眼，例如“惨死”、“离奇死亡”、“蹊跷”、“屡伤人命”等，令公众不寒而栗。这样的词句虽然吸引眼球，但毕竟不如客观描述更有说服力。因为新闻的最高境界是用事实说话，而非渲染煽情。同时，记者似乎忘记了新闻的“平衡原则”。在医患双方的纠纷中，记者从头到尾都在引用了患方的证词，而缺乏对于医方的采访，尤其是没有医院关键当事人的说法。无论何种原因，这都使报道的客观性大打折扣。
之所以出现这些“硬伤”，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因为记者调查采访不深入，有的是因为听信了一面之词，有的是因为缺乏医学常识，还有的则是受利益驱使。从根本上说，这与记者的新闻素养有关，更与媒体的浮躁之风有关。
近年来，我国新闻界出现了一种不良倾向。很多媒体一味追求吸引眼球，盲目迎合受众需求，甚至靠不断增加负面新闻来提高收视率、收听率和阅读率。其后果是：记者不再靠事实引导公众，而是靠情绪引导公众；媒体不再忠于事实真相，而是忠于公众的情绪。这种错误的新闻价值观，助长了记者的急功近利，催生了大量的失实报道，“纸馅包子”就是一个沉痛教训。
我国的医疗卫生领域问题很多、弊端很多，自然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从积极的角度看，媒体开展舆论监督，揭露丑恶现象，有利于推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维护广大群众的利益。但是，舆论监督的出发点应该是建设性的，只有出于善意、出于诚意、出于公心、出于良心，才能推动社会进步，促进医患和谐。如果把舆论监督仅仅当成吸引眼球的手段，故意制造“轰动效应”，就会使媒体丧失原则，记者丧失良知，最终失去公众的信任。
被误读的医学
2010年，苏州一家医院招聘“标准化病人”，用于医学生的临床实习。谁知，此举引发了不少质疑。有人认为，“标准化病人”是标准的“忽悠”人。也有人认为，用假病号培养不出真医生。其实，这是对医学的误读。
所谓“标准化病人”，就是健康人扮演的患有某些特定病症的病人。医学生根据这些“病人”的症状，提出诊断及治疗方案。“标准化病人”就是一份“活试卷”，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出学生的综合水平和实践能力。在欧美发达国家，“标准化病人”早就被运用于临床教学和医师执业考试中，在我国也不算什么新鲜事。但是，由于公众不熟悉医学教育的特点，所以引发了不必要的争议。
医学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科学之一。一名医生，即便付出毕生精力，往往也只能熟悉一个专业、一个学科，而无法成为“医学通才”。因此，在医学知识上，医生是绝对权威。但是，长期以来，很多医生都习惯于躲在手术室、病房和实验室，而很少有人愿意面向大众做科普，从而导致我国医学科普严重滞后。据卫生部调查，我国公民的健康素养普遍偏低，很多公众连一些基本医学常识都不具备，甚至存在严重错误的认识。这也是公众误读医学的主要原因。
大众传媒是医学科普的重要舞台，记者是医学科普的重要力量。如何把深奥的医学知识“翻译”成白话，考验着记者的综合素养。只有既遵循医学规律，又遵循传播规律，才能讲好“医学的故事”。但遗憾的是，少数媒体记者在医学知识欠缺的情况下，采访作风又很浮躁，结果出现很多违背医学常识的报道。
例如，某记者在报道北大医院一起医疗纠纷时称，医生因抢救粗暴导致患者死亡。其实，“抢救”是个广义词，包括有心跳、有呼吸的危重病人，和无心跳、无呼吸的“临床死亡”的人。对有心跳的危重病人抢救存在抢救不当致死，对无心跳、无呼吸的“临床死亡”的人，只有抢救的成功与不成功，不存在“抢救致死”的说法。正常的心肺复苏的时间一般是半小时，国内外的心肺复苏案例表明，半小时内不复苏的，99%的没希望了。但也有极少例外，出现过1小时外心肺复苏的。本案中，在心肺复苏1小时左右，熊教授没有任何复苏的迹象，医院要求进行体外循环取栓复苏，但家属不同意，说等阜外心血管病医院专家，前后等了两个小时，而等待期间不能停止心肺复苏，造成心肺复苏时间长达3小时以上。这么长时间的按压，肋骨会100%断裂，不断裂就说明按压力度不够。
类似的事还有很多。例如，四川发生一起车祸后，急救医生判断伤者死亡。但奇怪的是，“死者”在殡仪馆却发生了心脏复跳现象。于是，医生受到处分。事实上，人死后心脏复跳现象虽然罕见，但确实存在。早在20世纪70年代，医学界就发现很多心跳停止患者可以恢复自主心跳，并产生一系列复杂病理生理状况，这一现象被称为复苏后综合征。
可见，医学的复杂性远远超过公众的想象力。作为媒体记者，只有尊重医学规律，树立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才能最大限度减少对医学的误读，传播科学、权威、准确的健康知识，促进医患之间的互信与理解。
“高兴死了”医院赔
据报道，2009年重庆一低保户朱某因病住院，社区领导前来看望，承诺为他报销部分医疗费用。朱某听后情绪非常激动，因血压升高导致主动脉破裂而死亡。重庆北碚区法院判决医院赔偿9万余元，理由是医院降压不力，没有告知病人控制情绪等注意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