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上海滩上海的租界消逝了，南京的国民政府倒台了，杜月笙权力基础的两大柱石不复存在了。上海将是一个全新的模样。上海滩的舞台上，杜月笙落魄过，流浪过，委屈过，风光过，黑过，也白过，旧上海所有的场面，他都经历过，所有的面目，他都见识过，现在，终于轮到他来谢幕了。
1949年上海易手之前，杜月笙仓皇离开上海。这仍然是一种政治考虑。
当时蒋介石一再邀请他去台湾，而共产党则透过不同的渠道告诉他，既往不咎，希望他留在上海。
杜月笙的决策是，上海不留，台湾也不去，先往香港避一避，看看风向再说。但他通过中间人向共产党保证，他留在上海的门徒，绝对不会搞破坏“新上海”的事情。其实杜月笙还有一个秘密，他身边最为亲近的人也未必知道，那就是杜月笙长年和中共地下党的人有接触，甚至还保护、帮助过不少地下党人。他所操控的报纸，在国共内战正酣的时候，甚至冒着被查封的危险，登载了几条“新华社”的“反动消息”。即使他最后分派跟随他多年的手下人出路时，他还按照黄炎培（民盟的领袖，和共产党关系非常密切）的意思安排了人去台湾，而将自己最得力的、功劳最大的手下留在大陆。这其中也许有一些现今犹未可知的秘密。他又在布局经营了，但他抱定主意，“小心行得万年船”，不敢留在上海孤注一掷。而他的老搭档黄金荣，现在已经八十高龄，再也不想跑路了。
上海解放初期，黄金荣蛰居在家，深居简出，不问外事，似乎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他开始一两年倒还是过了一段逍遥日子，因为一来他已八十岁了，算是半死老虎一只，而解放初期百废待举，人民政府要处理的事千头万绪，还轮不到来专门“照顾”他。二来，黄金荣毕竟还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标志人物，从维护稳定以及保持统战的用意和策略出发，也不应急于拿他来弄得一些正在看风向的势力人心惶惶。
但到了1951年初，伴随着朝鲜战争而来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出于社会改造的目的和新的保持稳定的策略，黄金荣所代表的那些势力，就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于是黄金荣的日子开始屈指可数了。首先，门口时不时有大批群众高呼口号，要求批斗这位大恶霸。一封封控诉信、检举信，如雪片般飞进市政府和公安机关，恳请政府做主，为民报仇。继而于1951年5月20日，上海《新闻报》、《文汇报》刊出了《黄金荣自白书》，在“自白书”中，他自称“自首改过”、“将功赎罪”、“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云云，说的自然是他自己都不认识的一套“新话”。以八十老翁的衰朽残年，上海滩风光一世的黄金荣最后一次“跌霸”。
此时在香港的杜月笙正在“读”香港《大公报》转载的“黄金荣自白书”。
杜身体衰弱。所谓“读”，就是由管家万墨林念给他听。 连听两遍，杜月笙长长舒了口气，显得若有所思，轻声说：“我懂了，我懂了！” 他悟到了什么？
秘密也许就在黄金荣自白书的行文之中。据现在的资料披露，黄金荣写自白书时，不止一稿。初稿与第二稿原件如今都存在上海市档案馆，但察其内容却有较大出入。第一稿中，黄金荣在坦白自己一生罪过时，将杜月笙牵连进来，对其揭批甚为卖力，有点落水求伴的意思。当时主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长潘汉年看了，却将此稿退回，责令黄重写，结果第二稿中，里面却找不到杜月笙的名字了。
这自然是出于统战的策略：现在，黄金荣是猫爪下的老鼠，而杜月笙却是天上的风筝，要收他回来，就不能将手里的线剪断了，而公然揭批，自然是逆道而行，等于将大陆政府现在鞭长莫及的杜月笙推到台湾海峡那一边，精明如潘汉年者，当然“不取也”。 杜月笙混了一辈子江湖，当然明白此中深意。自此以后，他一再拒绝了蒋介石邀他去台，而时时萌动回大陆的念头，临终之际，仍叮嘱其家人，要将自己葬回上海浦东故乡。但等不到落叶归根，他就已经殒命异乡，还死在了黄金荣的前面——黄金荣是1953年发热病倒而不治身亡的，杜月笙则是1951年因哮喘病逝于香港。
而在他的家乡，旧上海也一并消逝了。军阀，赌场，烟枪，工潮，小报，青帮，印度和安南招来的巡捕，法国和英国不招自来的军舰，欧洲来的传教士，日本窜过来的浪人，俄国流亡来的艺术家，所有这些旧上海的世间万象，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都如海市蜃楼一般消逝了。黄浦江的朦胧雾色中，现在浮现的是高耸入云的大厦，闪光耀眼的玻璃幕墙。
没有了杜月笙的上海，黄浦江依然在流淌，上海滩依然在一日日生长，长成更胜往昔的繁华模样。至于上海滩的洋人们，我得说，上海是和他们相干的，即使化为灰烬，它也仍会流淌在他们的记忆里，只要他曾在旧上海流连。英国人回来了，只是再不能够坐在外滩那座宏大典雅的文艺复兴风格的房子里了。这座1873年建成的英国领事馆，多少年来都是上海的一张别致名片，现在它成了上海外滩建筑群中最古老的一座，唯一的十九世纪的建筑物。 美国人，法国人，日本人，俄国人，犹太人，这些人都回来了。杜月笙却没有回来。他的灵柩后来移往台湾，葬在了汐止，隔着一条海峡，和他当年演绎龙虎风云的上海滩，朝夕相对。
台北的汐止和上海的浦东，看地图，隔得那么近，看历史，却隔得那么久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