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可以称得上是大悲大喜的一年。这年年初，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离开了他所深深热爱的中国人民，全国陷入悲痛之中；年中，邓小平提出的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的“一国两制”的构想终于有了成功的例子，经过中英双方的努力，香港政权实现了平稳过渡，中华民族一扫百年耻辱，中国人民为之扬眉吐气，欢欣鼓舞；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上通过了跨世纪的行动纲领，新世纪的美好蓝图展现在中国人民面前……在这大悲大喜之中，中国人民深切地体会到了邓小平的远见卓识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奋发有为。
一、邓小平未雨绸缪
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邓小平很早就开始考虑自己百年之后，党和国家如何保持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和政局稳定的问题。
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及教训，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时指出：
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中国的未来要靠新的领导集体。近十年来的成功也是集体搞成的。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是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哪一天我不在了，好像中国就丢了灵魂，这种看法不好。我在有生之年还可以做一些事情，但希望自己从政治舞台上慢慢地消失。（《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245页。）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同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杨尚昆、万里谈话，更为深刻地指出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说：
现在看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国际上好多国家把对华政策放在我是不是病倒了或者死去了上面。多年来我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10、3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邓小平还强调：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以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9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教授时，从坚持党的十三大路线的政治高度，谈到了自己的退休问题。他说：
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样是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所以要搞退休制。……最近香港传说我被刺了，病危了，引起股票市场波动。这说明早退些好，希望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基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这种政治上的考虑，邓小平在北京政治风波平息之后郑重地向中央提出了自己退休的请求和建立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建议。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后，邓小平多次对建立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和自己的退休问题发表重要意见。5月30日，邓小平在同李鹏、姚依林谈话时提出，要更换中央领导层。邓小平认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有一个新的改革的面貌，是确定新班子成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不是九分九，而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他说，要真正建立一个新的第三代领导。这个领导要取信于民，使党内信得过，人民信得过。邓小平还提出，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了威信，我坚决退出，不干扰你们的事。他还说，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关键在领导核心。我请你们把我的话带给将要在新的领导机构里面工作的每一个同志。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6月16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再次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新的领导一建立，要一切负起责任，错了也好，对了也好，功劳也好，都是你们的事。这样你们可以放手工作，对于新的集体自我锻炼也有好处。9月4日，邓小平同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杨尚昆、万里等中央负责同志谈话，谈到了他退休的时间和方式问题。邓小平说：
退的决心我已经下了好几年了。我过去多次讲，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下次党代表大会不搞顾问委员会了，还是搞退休制度。我退休的时间是不是就确定在五中全会。退的方式，越简单越好。我多次讲，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很不正常的。而利用退休又来歌功颂德一番，也没有什么好处。
同日，邓小平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正式提出了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他在信中写道：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的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在的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第1288页。）
11月上旬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全会认为，邓小平同志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在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他多年来一再提出的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的夙愿，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与会全体同志对他身体力行地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作出的表率，表示崇高的敬意。全会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决定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从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层到五中全会邓小平退出中央领导岗位，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顺利的交接。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形成，为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21世纪，提供了最重要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
二、坚强有力、奋发有为的中央领导集体
对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工作，邓小平是很满意的。1989年11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军队高级干部时说，军委领导更换了人。我认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我们全党做出的正确选择而确定的。他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第二天，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再次赞扬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他赞扬江泽民总书记“是一个很有本领的人”。他说，作为知识分子，他比我知识多，当然经验比我差一些，但经验是可以锻炼出来的。他今年只有63岁。有这个领导班子我很放心。此后，在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经过几年的锻炼和考验之后，邓小平对自己的判断更有把握了。1993年1月22日，邓小平在上海会见上海党政领导同志时说：“实践证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工作做得是好的，是可以信任的。”
当共和国的脚步踏入1997年的时候，江泽民担任党的总书记已经7年有余。7年多的实践和考验，证明了邓小平的论断。
从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到1996年年底，正是我国深化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国际和国内都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复杂的矛盾。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新情况，成功地解决了许多重大问题，显示出卓越的领导、决策能力，由此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正如党的十五大期间《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所指出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熟坚强，奋发有为，求真务实，善于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解决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重大问题，完全有能力驾驭全局，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胜利推向前进”。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突出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成功地解决了抑制通货膨胀和经济高速增长的矛盾。
从1992年年底到1993年，随着我国经济转型，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三乱两热”现象，即乱集资、乱拆借、乱设金融机构，以及房地产热、开发区热等问题，引起投资规模迅速膨胀。需求的膨胀带来了通货的膨胀，通货膨胀率很快上升到两位数。江泽民觉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1993年5月19日夜，江泽民给国务院领导同志写信，在信中强调指出，对于经济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要抓紧时机解决，否则，解决问题的时机就会稍纵即逝，倘若问题积累，势必酿成大祸。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著名的6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开始采取一系列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措施，主要包括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整顿金融秩序、控制投资规模、增加有效供给、运用进口调剂国内市场、整顿流通环节、加强价格监管等。为了统一全党的认识，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对于宏观调控必要性又作了深刻的阐述。他指出：“要使我国经济富有活力和效率，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重要经验。……同时要看到，市场也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一面，国家必须对市场活动加以正确的指导和调控。”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宏观调控取得了显著成效。从1995年开始，物价涨幅回落，到1997年上半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涨幅从1994年21.7%的高位，回落到1.8%。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在1996年达到9.7%。既保持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势头，又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这种成功的“软着陆”，不仅在中国经济史上是第一次，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罕见的。中国经济“软着陆”的成功，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能够从容、及时、果断地作出科学决策，完全具有驾驭经济全局的能力。
第二，努力克服“一手软、一手硬”的矛盾，引导社会全面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着“一手软、一手硬”的弊端，即将经济建设同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对立起来，甚至以牺牲精神文明建设为代价来发展经济建设。邓小平在1989年即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指的就是这种现象。如何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搞好思想政治工作，大力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可以说是一项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总结“十年失误”这个教训，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十分关注这个问题，把搞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为了引起全党的重视，几年来，江泽民在许多场合反复强调这个问题。
1990年12月，江泽民在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上，就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越是改革开放，越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越要抓紧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越要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越要强调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
1992年10月，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把坚持“两手抓”作为今后的十项重大任务之一，指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95年9月28日，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发表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在谈到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时指出：“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无疑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把物质文明建设好。同时，必须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要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始终不渝地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
1996年3月3日，江泽民在《关于讲政治》的讲话中，从讲政治的高度论述了两手抓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包括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都不能动摇。如果认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可以忽视其他方面的工作；或者认为经济搞上去了，其他事业就会自然而然地上去，那就不对了，这样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符合实际的，都是片面和有害的。我们一定要学会辩证地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经济同政治的关系，物质文明同精神文明的关系，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的关系。”
可见，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关注两手抓的问题。正是在这种全面、辩证的认识的指导下，几年来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才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第三，制定“科教兴国”战略，为21世纪我国的现代化事业的腾飞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现代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就是科学技术和人才的竞争。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科学和教育的意义尤其重要。因为发展中国家必须有源源不断的智力资源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才有希望在现代激烈的竞争中以较高的速度发展，最终跻身于发达国家的行列。对于科学教育的这种关键作用，邓小平在20年前就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他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在邓小平的这一思想的推动下，我国迎来了科学和教育的春天。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贯彻邓小平的上述思想，把科学和教育提到了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1994年6月14日，江泽民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有近十二亿人口，资源相对不足、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依靠什么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呢？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条，就是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真正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根据这一思路，1995年5月6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即我国将重点依靠科技和教育来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又提出，要实行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转变”，而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劳动者素质。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期，党中央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其意义极为深远。有人曾这样评价：“善弈者谋势。‘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世纪之交审时度势之后投下的一着带活全盘的妙棋。”这个评价是很恰当的。
第四，把反腐败斗争当作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来抓，效果显著。
对于我国反腐败斗争的严峻形势，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始终把握着反腐败斗争的正确方向。
首先，对于我国当前腐败现象的根源，江泽民明确指出，是剥削阶级腐朽的思想文化的影响。1993年8月在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江泽民揭示：腐败“这种现象，从本质上说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1995年1月23日，他在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的腐败思想文化影响必然会乘机而入，同我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剥削阶级腐朽思想文化影响相结合，滋长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腐朽生活方式等消极现象，对人们正确的思想、信念和价值观产生冲击，也会侵蚀我们的干部和党员队伍，甚至毁掉一些意志薄弱者。”这就澄清了在腐败根源上的种种模糊认识，确立了反腐败斗争的一个认识前提。
其次，关于反腐败斗争的性质，江泽民多次严肃地指出，这是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严重的政治斗争。1994年2月28日，江泽民在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索贿受贿等犯罪行为，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这些情况说明，如果我们不坚决打好反腐败这个硬仗，确实有亡党亡国的危险。”他认为这是一个根本政治问题，这个道理要反复讲，警钟长鸣，务必引起全党同志的高度重视。在十五大的报告中，江泽民更为明确地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我们党是任何敌人都压不垮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实践证明，只有在这样的认识高度上，才能加大反腐败斗争的力度。
再次，关于反腐败斗争的重点，江泽民认为，主要是官吏的腐败和司法的腐败。在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江泽民提出：“查处的重点，仍然是党政领导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经济管理部门和县（处）以上领导干部的违法违纪案件。”在中央纪委第八次全会上江泽民又指出：“历史事实说明，官吏的腐败、司法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滋生和助长其他腐败的重要原因。执法人员本身有问题，何以治人？”只要牢牢把握住这个重点，反腐败斗争就会获得突出的成果，这已经为这几年的历史所证明。如这两年查处的陈希同、王宝森案件，对于腐败分子就具有极大的震慑力，同时也鼓舞了人民群众对于我们党反腐败斗争的信心。
最后，江泽民提出，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性的战略任务。在多次谈话中，江泽民反复强调，“反腐败斗争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一个案子一个案子去查处，一步一步地引向深入。如果稍有放松，就可能前功尽弃。一定要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把工作推向前进”（1994年2月28日）。“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要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1997年1月29日）。树立持久作战的战略思想，是符合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情况的。江泽民的上述论述，足以引起各级领导干部的警觉和重视。
第五，全面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90年代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定不移地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开辟了我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充分显示了新的一代领导集体在极其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分析和处理外交和国际事务的卓越能力。主要成就有：打破了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所谓“制裁”，对于国际上的反华势力“分化”、“西化”我国的企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通过斗争，使我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逐渐得到缓和、改善和发展；与俄罗斯建立了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得到巩固和加强，与日本的关系总体取得了进展；在香港回归的过程中，克服了英国和港英当局设置的重重障碍，保证香港政权的平稳过渡，等等。
以上五个方面，充分证明了邓小平的论断。1997年的历史，特别是在邓小平逝世之后的历史，继续证明了邓小平的远见卓识。
三、继承伟人遗志，开创美好未来
1997年2月19日，一代伟人邓小平不幸逝世。邓小平的逝世，在中国和世界上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邓小平逝世之后，中国会不会改变航向？会不会放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世界上一些政界人物作出了种种猜测。实际上，在邓小平逝世之前，共和国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江泽民代表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就以鲜明的态度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
1996年12月11日，江泽民同党的十五大报告起草小组谈话，就报告的主题、框架、主要内容、基本思路作了明确的指示。他指出，大会的报告要紧紧扣住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这个主题，阐明世纪之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动员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振奋精神，同心同德，全面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坚定不移地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到下个世纪中叶，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江泽民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回答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党已经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制定了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他说，回顾过去，是为了展望未来。十五大报告要回顾100年，回顾50年，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特别是要总结十四大以来的5年。要展望下个世纪的前50年，进一步描绘到建国100周年时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江泽民的这段谈话，表明了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信念和决心。
1997年1月，在中国传统节日春节前，中央电视台在晚上黄金时段，连续10余日播放了12集大型电视系列片《邓小平》，讴歌了邓小平的光辉一生和丰功伟绩。在党和国家领导人还在世时，即拍摄、播放他的专题电视片，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显然，这一不平常的举动，是在向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政治态度：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坚定不移地把邓小平所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1997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江泽民在悼词中再次表明了坚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决心和信念。江泽民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光辉伟大的一生。他指出，中国人民爱戴邓小平同志，感谢邓小平同志，哀悼邓小平同志，怀念邓小平同志，因为他把毕生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70多年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是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是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建国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我们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邓小平同志这样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我们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我们今天同样应当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他指出，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财富就是他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更高地举起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这是我们党中央领导集体坚定不移的决心和信念，也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和愿望。因此，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继承邓小平同志的遗志，把邓小平同志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更高地举起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21世纪，这个决心和信念，就成为1997年的主旋律和最强音。因此，1997年也就以继往开来而成为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