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人宽恕了别人，那么他便觉得自己非常坚强。
--小仲马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对外开放。2007年9月15日，在法国首都巴黎，人们排起长队准备参观爱丽舍宫。
）第一节 巴黎一打喷嚏，全国都要感冒
国家之于法国人就像宪法之于美国人
亚当·高普尼克在《飞向月球的巴黎》一书中写道，国家之于法国人就像宪法之于美国人：是一种约束原则，一种图腾，一种宗教。
只要求国家做得更多
一位加拿大的学者观察到，法国人期望他们的公务员经过高水平的培训具有高水平的能力，他们也确实抱怨国家的整体成本。但是他阅读并比较了美国和法国的媒体，发现一个很大的差别：法国政治家并不是通过许诺减税而当选的，法国人接受国家需要花钱这样的事实。实际上，当法国人对公共服务不满时，他们并不要求退钱。他们要求的是国家做得更多。
美国人生活在中世纪
1999年，当美国堪萨斯州决定学校同时教授创世学说和达尔文的进化论时，法国人认为美国人疯了。他们不理解在堪萨斯州发生的事不一定会在美国其他地方发生，因为在美国教育是一个州的责任，而不是联邦的责任。
“你的意思是各州可以自行其是？”法国人问美国人。
当美国人告诉他们一个马萨诸塞州的居民迁居到路易斯安那州或其他任何一个州后要改变税制、教育体制、保健体制甚至法律体制时，法国人都持怀疑态度。他们的推理是，美国人是现代人，但现代人怎么能生活在这种中世纪时代的国家呢？
巴黎就是法国
巴黎是法国的中心，而在许多巴黎人看来，巴黎就是法国，法国就是巴黎，巴黎之外的法国人都是外乡人。再往前推一步，外乡人就是乡下人。法国国旗是三色旗，三色中的白色代表王室，红蓝两色则代表巴黎。巴黎不仅是法国的首都，还是全法国的中心：它是全国的政治、文化、经济、艺术中心。没有哪一个美国的城市能与之媲美。在法国，所有的道路和铁路都通向巴黎。这种交通系统的设计乃是基于这样一种假想：每个人都想或者都需要到巴黎去。在许多情况下，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从一个省的某个大城市直接到达另一个省的某个大城市。这时，你必须在巴黎中转。
巴黎一打喷嚏，全国都要感冒
作家林达说法国人不甘心连自己的文化源头都面目不清，可是要抓住又复杂得一塌糊涂。今天的法国领土，在不同时期归了不同的领主。这个领主可能是个小家族，也可能是外来的“蛮族”统领，也可能根本就是周遭邻国的国王。所以法国人到最后就死死守住一条线，那就是塞纳河上小小的西岱岛，即从西岱岛发展出的巴黎。这就是巴黎对于法国的重要性。事实上，当法国最终越来越接近今天的领土规模的时候，巴黎就越来越成为法国的象征了。法国的习俗说：“巴黎一打喷嚏，全法国都要感冒了。”
对中央集权的偏好
为了应付那些对国家构成威胁的强烈的群体身份认同（州），美国创造出现代联邦制度，允许不同群体保留一定的权力。虽然这种安排并没有阻止一场内战，但是没有联邦制，结果可能更遭。在加拿大，语言和宗教威胁着统一，所以加拿大人创造了一个更松散的联邦，给各省留下了更大的权力。比利时初建时是个中央集权、统一的国家，但是当这引起了该国的法国人和佛兰芒人之间的争吵时，比利时人转而建立一个由六个互相重叠的行政区组成的联邦，三个是领土性的，三个是语言性的。在英国，中央集权的政府通过允许苏格兰银行或爱尔兰银行发放自己的钞票来保持统一，面对着一些他们从未完全吸收的少数民族如爱尔兰人，他们于1922年接受了爱尔兰共和国的创立，于1999年接受了苏格兰和威尔士地方议会的建立。西班牙也以同样方式处理了加泰罗尼亚人的问题。
但是在法国，处理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时，方法只有高度中央集权乃至于专制。在整个法国的历史上，各个国王都有步骤地剥夺了王储、公爵及伯爵的地方权力。现代法国国家一直在压制地方权力，包括巴黎。事实上，国家对密切注视巴黎的一举一动之兴趣大于对该国任何一个其他城市。当局格外戒备就是因为这么多的国家权力机构和各部都集中在巴黎，他们非常害怕任何形式的抗议者威胁国家的中枢神经。避免出现这种局面的最佳方法就是垄断国家警察力量，因此法国使市长几乎不可能控制他们的准军事力量--警察。
）第二节 朕即国家
巴黎没有自己的警察
在巴黎，20万只狗每天在其身后留下了10吨粪便，平均一年有600人被狗粪滑倒或为了把鞋跟上的粪便刮掉而摔断手脚。法国当局一直试图努力要让狗主人改变行为。他们曾经试过，对在路上留下狗粪者罚款3000法郎，但没有效果。
一位外国人曾经就此询问当时负责环境的巴黎副市长。
“你知道去年警察开出了多少罚单吗？”副市长问。
“也许，500？”
“4张。”
副市长随后解释说：“这是因为巴黎市根本没有一支自己的警察队伍来执行狗粪的政策。在巴黎，惟一的警察力量是国民警察，也就是相当于穿制服的FBI（美国联邦调查局）。这些警官们显然不把处罚这些不受拘束的狗主人看作是优先之事。实际上他们把这看作有损他们的威严。”
“那为什么巴黎不创建一支自己的警察部队？”
“政府不允许。国民警察实际上就是巴黎的警察。巴黎市甚至不能制定关于保安、交通或卫生的地方法规。”
只有一个政府
一位外国观察家曾经问一个法国人：“为什么法国政府不把更多的权力给予地方政府呢？”
法国人不解地看着这个外国人：“你所说的地方政府是什么意思？”
“这个嘛，市政府、省、大区。”
“那不是政府，”法国人回答，“那只是地方行政当局。法国只有一个政府。”
朕即国家
路易十四说，朕即国家。
法国总统的权力最大
戴高乐认为，法国原来的宪法给予议会太多的权力，这是法国在与德国进行战争失败的根源。旧宪法几乎让任何人都不可能行使权力。很少党派曾成为绝对多数派，大部分要通过组建联合政府才可统治。更糟糕的是，由于没有一个机构可以仲裁议会和政府之间的不一致意见，每当议会就哪怕最小的问题投票反对政府时，联合政府就随之解体，不得不重组政府。而法国人似乎也无法抵制制造国王。戴高乐于是创立了一种选举产生的君主总统，他将在时间有限的一个任期内服务，但理论上他可以终生连选连任，他被赋予许多权力，甚至包括超越宪法的权力。自戴高乐以来，法国总统成为所有民主国家中最有权力的国家元首。在欧洲，大部分国家元首只是象征性的人物。在总统中，美国总统的权力较大，他可以否决国会通过的法律。但与法国总统不同的是，他不能解散议会及组织国会成员的再选举。
为什么要有国家
一个美国人和一个法国人就私人基金会展开了对话。
法国人问：“你们让私人利益决定什么才是对大家有好处的？”
“是的。”
“那么国家也鼓励它？”
“是的，通过慈善捐助减税。”
“那么，你们为什么要有国家？”
令人迷惑的历史课
法国学校里的历史课教学常常令外国人深感迷惑。法国儿童所学的内容是许多早先的专制统治者对国家所作的贡献，其中包括弗朗索瓦一世、亨利四世、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无论怎么想像他们都不是民主派，他们四人都保留着法国历史伟人的地位，因为他们各自体现了共和国的一个方面：弗朗索瓦一世是艺术的庇护人；亨利四世是背叛自己的信仰登上王位的新教徒，为将所有差异同化为一个法兰西整体树立了榜样；路易十四不仅是艺术的保护者和国家的创立者，他还利用艺术来强行灌输他所幻想的国家；而拿破仑建立了现代法兰西。
）第三节 请告诉我们国家一切都能做
中介组织的缺乏
在法国，前两年“首次雇用合同”法案之所以酿成轩然大波，引起不小的骚乱，法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因素其实也起了很大作用。自大革命起，法国便废除了贵族特权、地方特权和社会团体特权，建立起公民个人直接面对国家和法律的共和原则。法国的工会组织也受到这一传统的影响。在欧盟诸国中，法国的工会最为弱小，职工入会率只有8.2%。由于缺少强大的中介团体，法国人遇到问题只能向国家和政府提出，并对政治生活表现出不满和冷漠的态度，同时又热衷于将街头抗议作为反映政治诉求的场所。他们养成了游行示威的传统，并不善于通过协商与谈判解决纠纷，达成协议。可见，国家的过于强大实际上也在威胁国家本身。
法语与地方语言正在打一场胜败攸关的比赛
一个外国人问一个原籍巴斯克地区的法国人：“为什么你们的巴斯克语言不再讲了？为什么不让你的女儿学这种历史悠久的地方语言？”
“我不愿意让我的孩子丢掉她的法语。它太重要了，否则她无法正常做事。”
许多正宗的老法国人，原籍加泰罗尼亚，普罗旺斯，阿尔萨斯或布列塔尼，他们对自己地区的语言或方言的态度完全一模一样。人人都遗憾失去了地方语言，但却为说法语的需要辩护--好像法语与其他地方语言正在打一场胜败攸关的比赛。
中央集权与饮食文化
一个到法国的旅行者居然这样解释法国丰富的饮食文化：“在法国，有些文化差异是由于中央集权而得以繁荣的。饮食就是几乎无可争辩的例子。来自中央政府的同化努力达几个世纪之久，这期间的饮食都是地方文化要借以表达自我的少数手段之一。”
请告诉我们国家一切都能做
2000年法国的轮胎巨头米什兰虽然当年没有亏损，但还是解雇了7000名工人，这引起了轩然大波。解雇的结果就是关闭一些工厂，对大部分工人进行重新分配。但米什兰犯了个错误，公司为此举辩解的理由是国际金融市场要求自己的投资得到更好的回报。认为金融家可以如此控制经济的想法在法国引起了愤怒的抗议。该事件的高潮就是总理若斯潘被一个电视台采访而逼得无路可走，只好说“国家并非什么事都能做”。
一个社会党的总理终于敢说出显而易见之事，一些人对此表示欢迎，但是遭致了很多人的反对。若斯潘说出此话后不久，《解放报》就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题目是：请告诉我们国家一切都能做！
十个人就有一个当官的
法国行政当局有600万个文职公务员在工作。这相当于十分之一法国公民人口，或全部劳动力的四分之一。
公民与国家之间不得有任何阻隔
法国大革命时，共和国的信条是：公民与国家之间不得有任何阻隔。
）第四节 不能哭的原因
教育部长的大话
法国教育部长曾经吹嘘说，在任意一天的任意时间，他都能精确地说出法国的每所学校里正在教授什么课程。法国人说，这并非不可能。
还可以要求公民再增加多少投入
在美国，人们广泛积极地回应要求减少税收和减少政府干涉的呼声。而在法国，政治家们常常问：“为了维持社会保险体系，为了把法国建设成为欧洲国家中最强有力的领导者，我们还可以要求法国公民们再增加多少投入？”
结婚妙法
一位法国男人想娶一位美国姑娘。他知道法国的涉外婚姻牵扯到对居民身份的种种要求，而各种要求还要经过层层政府职能部门的审批。他算了一下，如果通过正规渠道来办理申请，那他们至少还可以有5年的时间来计划他们的婚礼。幸好，他的表妹在他家乡附近一个小村镇当村长，表妹可以宣布这个美国姑娘为他们村里的居民--尽管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在6个月后，在表妹的帮助下，两人如愿成婚。
不能哭的原因
在法国有个笑话，说法国人为什么家里死了人都不怎么哭，因为为死人办手续要准备的纸质证明太多，连哭的时间都没有了。
七年住在机场的可怜人
在法国，人丢了不要紧，总找得回来，但丢了纸质证明，则有想不到的烦恼。有一个家伙因为丢了自己的身份证明，在巴黎戴高乐机场一困就是7年。50岁的梅韩在伊朗出生，父亲是伊朗人，母亲是英国人。他1988年去英国找与其父早已分居的母亲时，遗失了证件，由于乘的是法国的飞机，被遣回了戴高乐机场，从此陷入法律与行政手续的纠葛。梅韩1976年因政治问题被伊朗驱逐出境，1981年获联合国难民署颁发的难民证。1983、1988年两次丢了证明其难民身份的难民证。巴黎上诉法院声称，法国不能将梅韩驱逐，因为他是日内瓦人权公约国家承认的政治难民。但他遗失了证件，纸张不全，法国也不能放他入境。可怜的梅韩便每天用行李车推着几件破行李，在机场大厅四处游荡。不少过往旅客都知道他在机场呆了很久，很是诧异。机场管理人员也认识他，经常送他一些食物和饮料。他也逐渐习惯了机场的生活，每天看着飞机起降，身上挂着随身听，以读报和散步度日。等到联合国难民署终于同意发给他难民证的副本，法国政府也给予他政治庇护，放他入境时，他却不太想离开机场了，因为他已经习惯了那个人来人往的地方了。
汽车转让
有一位外国人被派驻到巴黎。办事处的车和房子都是前任名下的，办个过户手续费尽了周折。按照法国的相关规定，汽车可以转卖，也可以无偿转让，但是接受者必须出示原车主的亲笔签名，说明车白送他。前任已经回国，又病休在家不上班，这人就以总公司的名义出具证明，说这是公家的车，他现在是公司的授权人，申请将车牌照划在他名下。可是到了警察局，人家不给办，办事员一定要前任的签名。他当时着急用车，来不及与国内联系，索性自己仿照前任签字，换个窗口，马上就办理了过户手续。而这时，拒绝他的那个办事员就坐在旁边的桌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