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又开始抹泪,说:“甚是个封食门哩?有病就得看哩。”
外公把烟掐灭,放回他的那个铁皮盒说:“吃不下喝不下就是食门封了。今年正好五年,是到走的时候了。”
我在去我舅们家的路上,一直在想外公的这句话。我妈讲过,外婆去世的那天夜里,我姨和我妈抱着浑身抽搐、不断吐血的外婆,地下站着我那手忙脚乱不知该怎么办的舅舅们,泪流满面声声叫唤,可外婆就是咽不下那最后一口气。这时候,外公忽然说,屋里人气太重,我出去走走吧,我出去,你妈就走了。外公掀开门帘的时候,又转过头呼唤着外婆的小名说,走吧走吧,在那边等我五年、五年……外公走出去,门帘一落,外婆就咽了气。我不知道外公这样做有什么依据,可我相信我妈的描述。事情就是这样发展的,今年已是外婆去世后第五年的深秋,是外婆等不及了,果真要叫外公去了吗?
我有四个舅舅,舅舅们陆续来到外公的窑洞。外公却执意不去医院,说不值得浪费钱了。舅们没办法,说大呀大呀,你再这样,我们就给你跪下吧。外公才说你们都出去吧,我收拾收拾,不能让城里人小看了咱。大家不敢不听外公的话,就出了窑洞,站在院子里等。天气很好,太阳暖暖的,有几只鸡在院子里跑。院子里的那些树上已经没有多少叶子了,只有那棵苍老的“救命树”上还挂着几颗红红的“灵钱儿”。卯生就在这时候骑着自行车闯进院子来,说他不放心老人家,紧赶慢赶赶回来了。又问都站在院子里做甚?大舅朝屋里指了指,卯生就趴在窗户上瞅,瞅完,说:“窑里暗球的甚也瞅不见,瞅不见也知道你大在做甚。装钱哩,不想让你们看见。老人家活得钢骨,看病也不想花儿女们的钱,好人啊!”我看见我妈又在悄悄地抹眼泪了。
县城离我们村不过二十余里。
大舅和二舅年龄大了,外公不要他们到医院,只让我妈和三舅、四舅陪着。舅们要扶外公上医院的楼,外公摆着手拒绝了,口气执拗地说:“你大还没有老得要你们扶拖哩!”就自己上楼。大夫一问外公的年龄,脸上就绽开了笑,说都九十三岁的人啦,还能楼上楼下跑,好身板啊!外公说,不行了,食门也封上了,吃上就吐。大夫说没事没事,肠胃老化,消化功能差了,吃些药,输点液就会好的。我妈还是不放心,让四舅去交钱买药,她领着外公去拍片透视。进透视室得换拖鞋,外公穿了拖鞋进去,穿着拖鞋出来,说:“这也叫个鞋呀?穿上不好走路。”又说,“还说是拍像片哩,这和拍像片不一样哩。”
一路上,外公也不问问他的病情,一直到回了村里,进了家门,外公才看着堆在炕上的药物问花了多少钱?四舅可能正等着外公问呢,脱口回答:“药和针花了一百六十五块四毛八分钱,拍片不是我花的,我不知道。”
外公就问我妈花了多少?我妈说花多花少你不用管。外公好像不高兴了,说:“是多是少总有个数哩,你说,是多少?”
我妈这才说花了二百六十元。
外公从怀里摸出个手绢包包来,展开了,从里面往外数钱,有零有整的。给四舅时,说:“一百六十五块四毛八分,把我好几年的猪肉钱都吃药了。”给我妈时外公又说,“医院坑人哩,穿了一下塑料鞋就要二百六十块钱……”
卯生在旁边笑嘻嘻地说:“老伯伯你也是的,儿女们的钱花就花上点,还再给他们做甚?”
外公说:“我有钱,我不能给我孩儿们拖累。”
妈就瞅瞅我的舅舅们,又转过身去擦泪。
卯生说:“好了好了,”边说边把外公扶上炕去,“快睡下吧,从今儿起开始为你输液打针吃药,把这一堆东西用完了,你就好了,就能吃能喝能抿你的小酒啦。”
外公没说话,上了炕,在头下垫了个小枕头躺下,又把头朝地下仰着,说:“告你大姐回来吧,我等她回来就走哩。回来吧,叫她回来吧,回来再见上一面面。”
外公说的是我大姨。外公膝下四子两女,大姨最大,我妈最小。姨夫在上海工作,大姨是早几年才调过去的,很少回来。妈说:“大大你不用说了,我们听你的叫我姐回来,你可不用再说要走的话,吓唬我们了。”
外公笑了笑说:“我的病我知道,该死的不得活,由不了人。”
卯生给外公扎上液体,然后和我舅们低声交谈:“我瞅这不像是胆结石和胃下垂的病,是甚病也说不来。”
我妈插话说:“医院的诊断还有错?我看我大不会有事的。”
卯生瞅一眼躺在炕上的外公,说:“还是叫你姐回来吧,你大这里先输上几天液看看再说……”
丧事总管从后面跑过来,说停下停下。送葬的队伍就停了下来。外公的孝子贤孙一个个转过身子朝着外公的棺木当街跪了,或者声泪俱下,或者有泪无声,或者有声无泪地哭吼。我抬头朝停放着外公棺木的地方看过去,只见一只长条供桌上摆了不少供品拦在外公的棺前,一位乡邻口中念叨着什么,在供桌前焚烧纸钱,又拿一瓶启了封的酒,洒在地上。总管拖长声调叫道:“孝子贤孙谢孝啦——”响器齐鸣,哭声凌乱,为冬日的乡村渲染着一种另类的氛围。大姨的儿子,我叫表哥,表哥年长于我,对村里的事情比我清楚得多,他低声告诉我这叫“路祭”,是某位乡邻感戴死者生前给予过恩德的一种形式。
我不知道外公究竟给予过他的乡邻们怎样的恩德,但见这冷冷的冬日街道两边站满了目送外公离去的乡邻,心底里就涌动起一团人气的暖流。在这个村里,外公度过了九十三年岁月,九十三年连个生产队的小队长也没当过,却赢得了乡邻们这般盛情相送,是怎样的一种人格魅力啊!外公早年读过几天书,是个能动笔墨的人,每逢村中有婚丧嫁娶的,就去给人家当礼房先生,帮人家忙里忙外。谁家有个七灾八难了,他也及时赶到,跑跑腿或者送点什么东西。老人家的意思是,乡里乡亲的,多多少少是个心,添不了斤添两哩。农忙季节,外公下地干活,耧耙耕种收样样精通。后来年龄大了,地由舅们去种了,外公只是务弄他院子里的那些瓜桃李果,天气好的时候,就骑辆带着两个箩筐的破自行车到地里割草,割回草来喂他的羊和兔子。待到院子里的果实成熟了的时候,就摘上一些端到院门口给路过的乡邻们吃,说这是茅粪奶过的,不上化肥的,没打农药的。然后又把一部分装了箩筐,用自行车带进城,找个地方摆摊卖。那些年,许多城里人都知道,在县城的一角,有个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老农,把他收获的农副产品摆开了卖,也不吆喝,就像姜太公钓鱼一样。买则买,价格最底,给多少算多少,自家种的;不买你吃点,味道鲜着哩。常就有一些城里的老人聚在外公身边,吃点新鲜的瓜果,唠一些闲话,融洽得很。我们家在城里,可是外公进城来从不与我们打招呼,每每遇到他在那里摆摊,我们就要老人到家里去。老人说成个甚也不去,只是提出个袋子,说这是给你们家的,尝个鲜儿。日久,我们也明白了外公的心思,老人能跑能动就不想给儿女们添一点点麻烦。这么摆摊或多或少得几个钱,老人就找一个干净的小饭馆,要两碟小菜,一壶烧酒享受享受,吃不多喝不多,自得其乐。完了,在县城转转,给外婆捎点花钱不多的稀罕物,吃的用的都有,再给他的孙子们弄点零食,就悠闲悠闲地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