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站钟楼，分针神经质地一跳，迸发给我一个美妙的时刻：5点10分。
30分钟后，我便可以推开那扇米黄色的屋门，这正是玉蓉比丈夫和孩子提前回到家的时刻，屋里只有玉蓉一个人，顺理成章，比计算好的还要解得风情。
开门的玉蓉见到从天而降的我，眼眸会晶晶一亮，粲然一笑的。如同出站前地道口的那排霓虹灯：“欢迎您到北京来”。
决不能再犹豫，再文质彬彬了，我要展开双臂，一言不发地搂紧她，抱紧她，用力爱护她。我要肆无忌惮，要暴发，像她信里点醒我的，把积攒在胸中火山一样的热情喷泻出来，把她整个儿烧熔在岩浆里。
我熟络地穿越着站前广场。
北京对于我不再是一堆高大的建筑，一堆宫廷历史和看不见的政治纠葛……它具体化了，有了体温，有了丰盈，有了呼吸，有了幽幽的暗香。我的嘴唇，悄悄咂动一下，北京已经可以品得到了。
也不再有初次进城的惶惑、茫然，我裹了滚烫滚热的胸膛，踌躇满志地直奔9路公交站。
有几百路汽车电车的大都市，眼前我只认识9路，它就像我家的车或者她家的车一样亲切。
但它没什么感觉，没感觉到我的到来，它还在未知名处游荡。无论如何张望，都迟迟不肯露面。我百无聊赖，随手在衣袋里摸索着，纸页的手感让我忍不住又掏出它来，再看一遍。
“玉蓉这几天犯了懒病，什么信都懒得写。她要我代为致意，希望你搞的项目早日成功……”
这信也有点温度，底下，一盘火烧烤着，纸变形着，变色着，但没有烧着，没有烧起来。
本来是写给玉蓉的信，我企盼着的是那种火山熔岩一样的回信，还有她娟秀的笔迹，但收到的却是她丈夫钟一乐回的信，字是公文式的，语言是欧化的句子，并且闪烁其词。针对我同玉蓉的微妙关系发了些议论，却是模棱两可的，可以这样看，也可以那样读，横竖都行得通。然而我不敢横行，我带来了，想向玉蓉问个明白。我与玉蓉拥吻之后，我就得问清，发生了什么事，钟一乐怎么那样说话？心里有了底也好应对自如。
9路公交终于摇晃着来了，车里不知塞了多少人，把它压得东倒西歪。人们等不及靠站，就一窝蜂涌过去，个个都急呀，似乎都有一个美妙的时刻在等待。我反倒被抛弃在后边。我怎么能被抛弃呢？我可是风风火火从千里之外赶来的。我紧走几步，也跑入潮流中。这时车门开了，淡忘的都市气息台风一般席卷了我。我身不由己，只能把一切交给别人安排。我知道，他们一定得把我挤上车。
终于，车又摇晃开了。人欲横流的站前广场，笔直地指向高处宽阔空间的钟楼，都在晃动中被推开去。
钟楼又眨了一下眼，逗弄我：还记得上次离京时的心跳吗？比我的心跳还快，那叫怦然心动。
我已经落座了，心还没带着，整个人，像在替谁坐车。刚上车人们的骚动、车厢里的拥塞、喧闹，都像隔了一层，似乎是另外一个世界。我的心呢？带来没有？带了来的，也是一种阴霾天色，既不晴朗也无风雨。
北京，就在这样的氛围中轻轻动起来，先从昏暗中亮起的霓虹灯管，变成了字体，光明的字体，然后摇身一变，巍峨的钟楼从月台顶上徐徐转出，抛向空中，指针、数码、汉字，结构出一个神秘的坐标，它不经意地眨了一下眼，——对，就像刚才眨动的那么一下，蓦地提醒了我，我的腹腔空空落落，被摘掉了哪件内脏？自从玉蓉钻进我的怀抱，我们已经融为一体，夜里纵身一跃后，就留在那儿，再没有起来。我走了，这种别离无异于做一次剥离手术。
这种疼痛一定类似剖腹产。我是个男人，却霎时体会到了剖腹产的那种生生撕裂。不打麻药的手术，不用器械的手术，就是这样的撕裂。
钟楼从9路公交车的后窗口消失了。同样的消失，如同从列车窗口消失一样无情，缓缓地却是不可动摇地分离。
行进，总是边走边以自己的速度在重复抛却记忆。记忆总不能没有重量，总在划出抛物线。公交车的窗口像电视屏幕，不停地出现新的画面：建国饭店，立交桥，大北窑……荡起的尘头紧紧追随着，很薄的雾，都市的雾，一团吃一团。
公交车虽然只在都市同一路线上循环往返，但也是尘垢满面，一身倦怠，与那些穿山越岭的特快直快列车同样的行途迢迢。
我和玉蓉的情感也有许多驿站，我们的交往也经历过长途跋涉。目前，是公交车的一站，还是北京站的终点站？情感是天气，千变万化，或者一会儿是临时终点，一会儿只是招呼站。
公交车骆驼一般，不停地往身上负载。这是标准的上下班时间，车越来越多，站与站之间的时间越拉越长。近六点了，公交车不吭不哈地任人上得够满，然后，很有涵养地顺应着马路上首尾不断的车流缓缓行进，就像踱步。我与玉蓉一定是黄土高原这座城市里最早相随了踱步的男女，可我们是随意的，散漫的，心里不急的。而它则是不得快的，被夹死的。没有空隙没有头尾的车流像一条流水线，传送着许多的车辆，缓缓行进，等待着卓别林式的人物在每辆车的屁股上拧一下。
各种各样的汽车全部被剥夺了意志，何况车里头的乘客呢？
我没有了意志，只能捱着。临出站的兴奋，被拥挤的人头与混浊的体味消解着，我看着前后许多牌号不明的公交车，想着，不定那个窗口就会露出钟一乐白净的脸。我们将前后脚同时上楼。看起来，生活自有规律在，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我渴求的见面方式，美妙的设想，原来只是下雨天激发的水蘑菇，没漂多远，就“啪啪”碎了。
碎了的蘑菇是一地的尴尬。那些碎片，带了幻影落地，过程显着无奈。
几年前在小县城也曾有过这样的水蘑菇，这样的破碎。
我往她的单身宿舍走时，也曾心跳过，也曾喜悦过。
——玉蓉，玉蓉！
路过后窗口，我先喊了一声，敲了敲窗子。
尽管拉着窗帘，但我热络的头脑还是从薄薄的窗帘看透了融融暖色。事后，我才意识到，随着那一声敲窗，那窗帘似乎有一个恍然静下来的过程。风突然停了，比起风，要不容易觉察。
屋里没有动静，或者准确地说，是屋里没有了动静。本来也该是我能想到些什么的，但我太被设计的游戏迷惑了。自信地站在窗外等着，没有走开。
良久，一角窗帘才被撩起，露出她红润的脸色。白白的玉蓉，平常少有那样的红，我竟以为是午睡的结果，被那霞色美丽了一下，我眼前一亮。多久，我才想到，她是为了掩饰什么，才倏忽一笑的，可当时，我只看见那种带了霞色的笑，很迷人。
——打羽毛球去！
我竟不知为什么被她感染了几分羞怯，急急解释着此行的目的。说出目的，也就有了支撑在窗外的脚，有了打扰她的理由。这是我们打破单调日子的方法。
——想打羽毛球？她说。声音高高的，迷人的红润一起飞得高高的。这样说话，等于没说。但她说话，就是一种亲近。
——还有谁？
两句问法，都是前所未曾有过的。她怎么啦？不想去，还是有什么原因？
——没有谁。
没有谁，就是我。奥德修斯神话中的“没有谁”，就是我的名字。明明听出她问得古怪，却还不肯罢休，还不死心，照着从前的路子，要往前来。
玉蓉又古怪地问了一句：带了几副拍子？
我无意识地被她焕发的生命气息吸引着，没往歪门邪道上去想。当然，门，开着，没歪；道，我曲里拐弯地走来，也绕了一个圈子。
可我终于看到了，屋里多了一个人，床头上坐着一个小伙子。
白净而颀长，比山西人高挑些，一望而知是北京知青。
那是我第一次见玉蓉的男朋友，虽然我早知道他叫钟一乐。
“腾”一下我的脸红了。一定是红了，我的表情不自然，有些困窘，仿佛方才我有过什么亲昵行为。事后，我才回想到，玉蓉的发丝，有几分飘逸；还有她的胸，也胖了。或者是匆匆穿了件瘦的秋衣？我们两人才会躲闪目光？
我没有再提羽毛球。怪不得她七问八问的，这阵势确实没法打，不合规则，无论几副球拍。
这是我与一乐的第一次接触。
上次我与一乐说到这事，钟一乐却说：三个人也未必不能打，只不过当时没往那个思路上转。
玉蓉的介绍滞后了。她给我们互相作了介绍后，拿出钟一乐带来的酒心巧克力招待我。当时，山西没有这种糖，只能是他从北京带来的。
我拿在手里的是茅台酒造型，咬开来，一股浓香的曲酒味。钟一乐说，什么瓶样子，就装什么酒。我没喝过茅台，权当开一滴荤。我龇着嘴唇玩味它。巧克力是舶来品，却包装了地道的国货，它们都是重口味的，会是谁影响谁呢？或许某一刻能交融？交融后，也不是纯茅台，也不是纯巧克力，是玉蓉。
毕竟是重口味，多少年了，我还无意识地伸出手来闻闻，好像还有巧克力味似的。无非是刚刚抓了信纸，抓了他写的话。
真怪，接到一乐的信后，我便闻到了巧克力味。
或者他信中的暗示，让我闻到了。怪怪的，又甜润润的，这么一种气味，能弥漫在空气中。
每个人都是作为世界的希望来到这世上的，不应该怯懦地在谎言和虚伪中了却一生……
这种英语式的句子，在暗示什么？我猜测得对么？
呵——，终于熬到了站。我从活人罐头盒里跳出来，长出了一口气。
站牌没错，是呼家楼，可我把它看成是宅院前的名牌。钟家楼，或者司马楼，反正是个体的。
正冲着站牌的便是玉蓉与一乐的家。
都市小区的住宅楼长相相似，犹如平遥火柴，全都一个样。需要靠记楼号，单元号，层次，房间号。几个阿拉伯数字反复排列一番，能记住的人一定有非凡的数字感。
都市人，正被数字化。邮政编码，电话区号，电话号码，储蓄密码……在如此众多的数字组合中生存能不混淆，能不过敏，能不拼命怀疑自己，那得用多少冷酷？
不止是酷，还得冷。
幸亏有个私家姓氏的公交站牌做标志。
瞄着如时光逝去的车流，瞄着瞄着，就瞄到一个间隙，我立刻横穿马路。我还远远地瞄了他们家那间临街的窗口，与所有上班族的窗口一样，此时冷清清的什么反应也没有。一幅蓝色调的窗帘斜披在一边，此外，什么也看不清了。
她的窗帘总是那么一种冷冷的调子。不过，当年那幅更单薄些。
那些年，我去找玉蓉，也常常是先远远瞄一眼她宿舍的窗帘，判断一下她在不在屋里。那一眼，也是让我预热的一眼。
我边走，边朝楼上瞄，突然，自己像北京站钟楼的分针，神经质地一动，玉蓉？玉蓉就在前边人行道上走着，一副下班族回家的神色，脚步匆匆。
心这么一蹦，就乱了熟悉的频率。不过，步点自有节奏，随着那么一蹦，加速了，加速了，当所有的想象与现实相碰撞时，现实是最强有力的。
一定是脚步太过强调了，楼前两个带孩子说闲话的老太太，停下嘴里的家长里短，把目光抻长了注视我。嘴边那剩下的半截子话还无故地耷拉着。
我没在乎，并不掩饰自己的追赶。这么遥远的区域，这么松散的小区，谁认识谁呵？我都顾不上多看她们，我能想到，只要认不出我与她们家有关系，她们的兴趣就会消散，那半截子话就会吸溜回嘴里。
玉蓉还是靳羽西式的发型，还是我认识的那件米色风衣，短发随了匆匆的步态一簸一扬，不再是县城的节律，而是大都市职业女性的作派，带了一股风。
我越追越近，但没有喊她。我要追上去，给她一个惊喜。何况，我这时喊她，她也未必会答应，因为离她们家太近，尤其是同一楼道的邻居。她不想让邻居太注意我的存在。有次，她的女儿山山在阳台上同小朋友们大声炫耀：我们今天要同志安叔叔一块儿去北海划船。
山山，别说——，玉蓉待要制止，又觉得没词，自己解颐一笑，脸红了。那一笑是那么复杂，永远留在了我记忆中。她不愿把我暴露给邻居，我也为她的处境着想，尽量放稳脚步，提速而不仓皇。柔和的脸庞曲线已经近了，她的脸庞是两种脸型的结合，侧面韵致流畅。我最后跨上几步，却失望地泄了劲。幸亏我没喊出声，她只是一个与玉蓉相像的女人。
是玉蓉长出了北京女人相，还是无独有偶，北京在这片小区多安插了一个这样的职业女性？
哦，都市有点神质经。
在前门大街风流云逝的地方，她像在小县城一样出现过，突然得让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次，在她家门前，却又冒出一个我已经相信了是她的女人，变化莫测。
或者，我是见面的心情太急切了，幻化成了别的形象。
越过了刹那间的扫兴，也越过了那个莫不相干的女人，我继续提起速度往前赶。北京太神奇了，什么都可能发生，也许命运之神还会留给我最后一点宝贵的时间。有一点时间就够了，够我把那俄罗斯女人般的丰韵揽进怀，够我把我们说过的情话变成狠狠的拥抱，够我将一年的思念化作一个喘不上气的长吻，像中山、北海、地坛等公园暗处那些情侣们的如饥似渴。我们不说什么，有这么一个热热的拥吻就够了。
他们楼道的走廊里，落架的自行车已经不少，下班的人陆续回归，证实着时间的紧迫，——时间，就在毫厘之间。我一步不停，直上三楼。站在三楼的平台，心脏几乎都来不及停下，仍在继续往高处去，鼓动着奇迹发生。
不必看表，一切都可能发生。
敲过门，拧动把柄，一推。
闻声迎出来的是她的丈夫钟一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