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6月3日下午15点32分，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小姜的朋友刘哥打来的。
他说，小姜出事了！
又说，你马上坐火车过来吧。
第三句话他说了三遍：记住了，千万多带些钱。
我当时听了也就听了，并没怎么惊悚。我甚至还在电话里提醒刘哥。我说你别急，慢慢说，我听着哪。跟刘哥心急火燎的口气相比，我似乎太无动于衷，太冷淡，有点好整以暇的味道。放下电话，我靠到椅背上，轻舒了口气，心里更多的是一种落实感。那就是，近一段时间为之担虑的事情应验了、发生了。
我接着把这事告诉给芬芬。芬芬和我以前是同事。我们曾在一条生产线上共事五年。芬芬是个很讲实际的人，她找了个开养鸡场的老公，虽是乡下人，长得也不怎么样，但能让芬芬过得富足、舒坦。芬芬常跟我说，要那么多感情做啥？人不为自己着想，那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就是虐待自己。
我之所以要告诉芬芬，是因为95年我认识小姜，便由她介绍的。当时小姜来我们Y市做水果批发，手头很有几个钱。芬芬当时极力鼓动我办“两不找”手续，然后离开工厂跟小姜去B城生活。她说小姜人挺聪明，又是大学生，经济条件也不错，你不会吃亏的。
听我说完小姜现在的处境，芬芬就问我：小娴，你估计小姜这次出事得几年翻身呢？
我说还翻狗屁身。能少判几年就是菩萨保佑了。
芬芬说那你还去B城做啥，反正他说出了事你不用管他的嘛。
我怔了下，握着话筒没有出声。
我是早一个多月才从B城回到Y市的。年初，小姜说他在公司有点麻烦，有个还建户天天堵在公司门口，扬言要杀他。对他的事我从不探问，他也很少跟我说。我了解他的性格，他既然说了出来，那就绝不止一点麻烦。我当时先想到的是他出了事我怎么办？到了三月份，小姜让我准备一下，他说我们先回Y市你家避些日子吧。我把这两年存的四万五千块钱取出来，清理了衣物。临走我又改变了主意。我说你这样一走，人家要是追来，我不变成窝藏犯了。小姜后来又提过几次，我都没答应。直到四月底，小姜见说服不了我，便决定让我拿上东西先走，他留下。到送我上车时，他才心事重重的说，小娴，要是我出了事，你别管了……你就再找一个吧。
我知道芬芬是在提醒我，我拿回四万多块，小姜又曾说过那样的话，我完全可以不必理会了。
我无所谓地说，既然他朋友催得那么急，还是去看一趟吧。
芬芬说，你去一下可以，但别犯傻呵。他现在连自由都没了，你还图他什么呢。
我答不上来。是呀，小姜这一出事，就是油干水尽了，他还能带给我什么呢？
当晚22点34分，我坐上了开往B城的火车。从Y市到B城需要五个半小时。从95年底开始，我在这条线上不知跑过多少趟了。有时是回厂补办手续，有时是爸重病，我赶回来照应。
但不知为什么，当我上了车，心就有点飘飘惚惚地，把持不定。好像这次的B城之行，是走在一条很陌生的路上，不知前方会有什么麻烦等待着我，又会有什么事情牵扯住我呢？
这是一趟直快车。夜幕中不时停靠在简陋的小站，挤上来一些挑筐背袋的乡下人。在这昏暗闷热夹着汗味脚臭味的车厢里，我一点睡意也没有，全身汗巴巴地，一双眼睛直直地望着车窗外黑漆漆的夜。
跟小姜刚到B城时，我发现他的批发生意并不像他说的那么回事。不光一间门面没有，货品也没看见，做的是空手套白狼的把戏。我觉得自己上当了。他在Y市跟我说的全是假的，我是被他骗来的。于是，我几次闹着要走，但都被小姜拖住。他左求右劝，一边还发着狠誓。他说他是爱我才这么做的，只想跟我好好地过日子。他说没有一点想骗我的意思，我除了让他喜欢，让他舍不得，我有什么可以给他骗的呢？他这么向我发问，我也回答不上来。我只好说，我给你一次机会，只有一次呵。
当时我们借住在小姜舅舅家。一间七平米的小房间，放了一张钢丝床一张写字桌和一只衣柜，就再没插脚的地方了。小姜为了兑现他的誓言，也是为了让我留得安心，便没再去做那花花枕头的批发，而是拿着他大学本科的学历，应聘到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拆迁部，老老实实上班。我则由他舅舅介绍，在一个小商场里站柜台。两人这时的工资加起来，满打满算才八百块。
这段日子过得很是清苦，也很艰难。但就在这种艰难中，我们的感情却在一日日加深加厚。虽然物质上难如人意，但我们却过得很是快乐和谐，有种相濡以沫的感觉。小姜不像过去那么虚华了，跟那帮花哨的朋友们也断了来往；我本是抱定过一天算一天的心思，这时也有了在B城长久呆下去的打算。那时我们常常晚上去电游房，花一元钱买几个币玩双打。我们像孩子似的争吵、嘻闹，然后到街边小摊吃一碗凉面，手牵着手走在夜深的大街上。我们便觉得这日子非常甜蜜非常满足了。
可是到了97年，这种安详的两人世界，随着小姜升任拆迁部经理，开始出现了裂痕。小姜工资调到一千八，还有车补夜补奖金什么的。另外有些还建户来求他，明的暗的好处也纷纷而来，使得他的胃口越来越大了。他不再安于过去宁静简朴的生活，电游房不去了，而是叫上一帮同事去包房唱歌。也不屑于在小摊上吃夜宵，而是到酒家饭店去喝晚茶。在这年秋天，他先后给我买了三件皮缕皮衣，花掉七千多。又请假陪我去黄山、三峡游玩，这又是个七八千。当然，他也没要我再去站柜台，说我一月工钱还不够他请餐饭。
虽是手头充裕了，但我俩之间好像有了一层隔膜。他给我的是物质上的满足，却没多少时间来陪我。不知从哪天开始，他有了一夜不归的情况。清早悄然回来，他也不作解释，只用高档衣服和好话来哄我。直到有一天，我在夜市上碰到他搂着一位小姐，正给她挑裙子。这样，我们之间就开始充满争吵、指责、和越来越深的淡漠。
这般反复后，我觉得先前的想法太单纯，没有预料这世事的复杂。我以为跟小姜同甘共苦过来，结婚只是时间问题。但没想到，在苦水里浸泡的感情，却在甜水中变味了。我这时想起了芬芬说的话，人不为自己着想，那就是跟自己过不去。是呀，我何苦天天这放不下那放不开，跟自己过不去呢。于是，我像一个经不住金钱诱惑而去干“三陪”的女大学生，一下就变得世俗不堪了。我一直有个愿望，就是想开个自己的服装店。我暗自打算，等把钱存够了，就和小姜分手，回Y市开个服装店。
走出B城火车站，天还黑蒙蒙的。我叫了部的士到刘哥楼下。喊了半天门，刘哥的老婆来开了门。她满脸不快，打着不耐烦的呵欠。我只好坐在客厅沙发上，尽量不发出声音，等着天早点亮起来。
几个小时后，刘哥起来了。他告诉我，小姜是2号晚上十点多钟在万兴花园被抓住的。刘哥得到消息时，小姜已被带到建设派出所，让他去拿从小姜身上搜出的皮包电话本传呼机和皮带皮鞋等物。小姜是涉嫌诈骗和职务侵占，原告就是那个扬言要杀他的还建户和他任职的公司。刘哥说是在97年，这个还建户以五万余元从小姜手上买到一张房屋协议书，但在后来还建时发现此协议书并没在公司原始存档，属疑问户。在公司追问下，小姜不能自圆其说，这使还建户分不到安置房。在追讨无果后，人家便一纸诉状将小姜告了。
刘哥提到的万兴花园，是一套两室一厅住房。是去年小姜才买的。这其实跟我也有关系。因为从一开始，我就跟小姜的舅妈搞不好关系，两人三天两头地吵。在一次和她大打出手，我气得要去买安眠药被小姜拦住后不久，他就用分期付款买下了这套房子。我当时也没多问他哪来的钱，只想着能早点离开那个母夜叉就欢呼万岁了。
刘哥一边吃早点，一边告诉我他的打算。他说昨天通过朋友找了几个关系，一个是建设派出所抓捕小姜的何干事，一个是市公安局辑查科的史科长。
刘哥对我扳着指头数，办这种救人的事，一要快，二要准，三要钱。你说是吧。
我从来对穿制服的人就有畏惧感，当然只能跟着刘哥的指头点头了。
数完“三要”，刘哥就问我要了。他说，小娴，你这次带来多少钱？
我提包里放着六千块，但我没说实话，我说三千。
刘哥搓了搓手，有点不满意的样子，也很为难地说，这点钱怕不够开销的。要救人就得先求人，不能光嘴上说，手上得有，人家才肯帮你。
我看他尽讲些道理，有点置身事外的味道。心想，你心里这么清楚，那你怎么不出钱呢？我有点不快地说，我就这么多了。小姜他有父母，他们应该拿钱出来的。
刘哥说昨天去了小姜家，他父母只有二千块，连生活费都算在里面了。接着刘哥就叹气骂小姜，说他怎么这么蠢，明明知道有人要砍他，公司也在查他，怎么就不知道躲一躲呢？
我看刘哥神态，不像是借故骂我。但我不能肯定，小姜现在在里面会不会骂我，会不会怪我当初的无情无义呢？我多少还是有点内疚，就像有人掉在悬崖边，我非但不伸手，还一扭身离去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点歉疚，才让我心神不定，才一身臭汗这么连夜赶来呢？
这天上午，我和刘哥先去了建设派出所。进所时，刘哥要我买一条云烟，拿报纸包了放进包里。等找到何干事，刘哥介绍我是小姜的未婚妻，来问问情况的。我本来反对说成是未婚妻，刘哥说把关系说近些，人家会重视点。他鬼笑着说，你们都住在一起几年了，本来就是未婚之妻嘛。
派出所闹哄哄地，一些干警和不是干警的人在房里进进出出。何干事正在桌前写什么，对刘哥的介绍好像没听见。刘哥又大声说了遍，他才抬起头扫我一眼，然后又埋下头说，你现在什么都不要问，回去把退赔的钱准备好，再来找我。看他这拒人千里的样子，一想到他还参加了拘捕小姜的行动，我那快贴到椅子上的屁股马上一弹，蹦了起来。刘哥倒是一脸嘻笑，手伸向我包里，准备来拿那条云烟。我身子一斜，一手护着包，就直冲冲走了出来。
刘哥追上我说，你这时候使什么小姐脾气嘛，你这是在求人哪。
被渐热起来的太阳一晒，我也冷静下来。我说，这何干事不过是个办案人员，小虾小鱼的角色，跟他说好话有什么用？
刘哥说县官不如现管，他还要提审小姜，你不希望他把小姜逼狠了吧。
听这一说，我觉得是自己唐突了，但再回去也没意思，就要刘哥转去一趟，顺便把烟给他，我在外面等。
刘哥说算了，我明天再来一趟就是了。
接着坐车到市公安局。刘哥说辑查科的史科长是他一个同学的父亲，在公检法几个部门都有很硬的关系。走进公安局大院，一片绿绿的草地很是清新。这里不像派出所那么混乱，一间间办公室窗明几净，走道也很整洁。
史科长是个胖胖的老头，穿着一身警服，并不觉得多么威严。可能是胖的缘故，史科长一说一笑都很缓慢，也就给人随和友善的感觉。这使我对他有了点好感，觉得他比何干事容易说话，事情可能要好办些。
刘哥把情况大致一说，史科长没马上表态，而是又细细问了几点，一边沉思着。然后他劝我不要太着急了，反正事情得一件件来办，只要不违规犯纪，我尽力而为。这样吧，他起身说，有什么消息我会尽快告诉小刘的。
听着史科长这番温和体贴的话，我一身的燥热顿时消散了。
离开公安局，刘哥打电话把刘嫂叫了来。因为小姜关押在清河看守所，这所长的老婆跟刘嫂在一个收费站上班，关系不错。刘哥他们夫妇就像换班，我便跟着刘嫂到了所长家。所长不在家，我把路上买的水果给了所长老婆。所长老婆大概经常有像我这样求情的人上门，她没跟我客气，听我把情况一说，就径直问我有什么要求。我提不出具体要求，但想着别让人欺负小姜，少受点罪，总是要的，便请她转达所长帮忙。
跟刘嫂分手，我搭车到小姜父母家。姜伯姜母都已退休，两老除了小姜这个儿子，还有个远嫁到新疆的女儿。对于我和小姜的同居关系，他们一直不怎么赞同。特别是姜母，对我这个实际上的儿媳妇，并不看在眼里，也不想承认。有次，她当着我的面，问小姜那个柳珍怎么不来玩了？几时带她来家里看看嘛。
听小姜说过，这柳珍是他念政法大学的同学，两人曾好过一段时间。只是后来毕业小姜分到广州呆了几年，两人就没什么来往了。
我刚一进门，姜母大出意料地扑上来。把我当亲人似的搂抱着，一边眼泪巴巴说，小娴呀，我们可把你盼来哟。你看看这下可怎么办嘛，……我跟他爸都快急疯了，我怎么这么命苦呵……
一旁的姜伯亦是眼圈红红的，无措地搓着双手。他见姜母哭个没完了，便叫她把我松开，进房去歇歇。姜母这才略略收泪，脸从我肩头移开，去厨房端来茶水和水果。
虽然对姜母的态度大觉意外，感到其中可能会有的一层目的。但我还是很愿意得到她的这份热情的接待。我坐在风扇前，把刘哥夫妇带我找人的情况说了一下。特意望着姜母说我一夜未睡，又在这大热的天里跑了一天。我这么说不是要她体恤我，表扬我几句，而是要让她明白，我对他儿子是记挂于心，有情有意的。在现在这样的关键时候，那个什么柳珍在哪里？她又能帮什么忙呢？
两老在骤变的打击下，已是大乱手脚了。他们没钱又没关系，一口一句全表达一个意思，那就是一切都托付小刘和我了。姜母抓着我的手说，小娴呀，你也不算外人了，有什么事你尽管拿主意好了，我们会支持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