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明代的移民，河北各县很多父老乡亲，都会想到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在洪洞县城北二里的贾村，有一座广济寺，寺里有棵大槐树，每年清明节前后和春节期间，都有来自各地祭祖访古的许多游人。这就是华北移民后裔传说中的“故乡”——洪洞县大槐树。
民间还传说，从洪洞县迁来的移民，小脚趾的指甲上都有一个小的附甲。传说当时的移民，都不愿离开山西老家，官兵强迫登记，每登记一个，就让脱掉鞋，用刀子在小脚趾上划一刀作为记号。所以至今，明代移民后裔的小脚趾都是复形，就是砍了一刀的缘故。这种传说，显然不符合常识。小脚趾上多一块小指甲，是一种遗传特征，不可能是外伤导致的印记。
大量明代官方档案、文物、家谱等文献证明，明代向河北大移民，确有其事，而且不止一次，仅是明成祖时官方组织的向河北的移民，就有十多次。移民的主要原因是元末明初河北人口锐减。
元末明初，河北一代为何赤地千里？
凤阳真定，大批人口缘何往来迁移？
南征北调，哪些地区移民充实京畿？
据统计，元至元年间，河北仅有574900多户，1355900多人，平均每户2.36人，比全国户平均数4.46人少了2.1人。户数是金代河北户数的27.5%，人数是金代的9.66%，下降幅度是汉唐以后最大的。
另外，元朝后期，蒙古贵族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引起连年的农民起义。元朝派兵镇压，残暴杀戮。
元末明初，水旱蝗灾、地震等灾害频发。如元末至顺二年（1331年），真定等地大地震一个多月不断，死伤逃亡人口很多。
除天灾外，还有人祸。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河北部分人口逃避战乱，另一部分青壮年被征调当兵，参与南下的征战，尤其是真定一带战争惨烈，人口锐减。许多地方志中记述“靖难之变”后出现了“春燕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无人烟”的惨景。
《明永乐实录》记载永乐元年（1403年），北京行部上奏，“顺天八府所属，见在人口十八万九千三百有奇，未复业八万五千有奇”。这比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这一地区三十三万四千多人又减少了40%。
河北是朱棣的根据地，也是他建立北京后的畿辅要地。因此，为了培植根本，恢复畿辅经济，永乐年间，陆续从南直隶（江苏）、山西、山东、湖广等地多次向河北迁民。从陕西、江苏、湖广等地调拨军队，到河北屯种。由此，引发了明代河北大移民。
1404年，明成祖效仿秦始皇当年迁六国富商的举措，从南直隶“迁大姓实畿辅”。迁都北京后，从南京周边的南直隶、苏州等十八郡和浙江等九省简选三千殷实大户迁到北京及其周边城市。一方面削弱南京周围富商势力，另一方面促进北京周围河北的经济发展和商业繁荣。
远程迁徙，河北移民是否全部来自山西？
遥望故土，大槐树为何被移民看做祖籍？
休养生息，移民又怎样在真定垦荒种地？
广义地说，明代河北移民有三种类型：一是军事移民，二是明朝官方迁民（包括永乐皇帝下诏从经济富庶地区迁来的部分富商），三是流落到河北的自由流民及商民。
除此之外，永乐年间，官方组织向河北移民十五批次。有两批来自南直隶、苏州、浙江各地，三批主要来自山东，两批来自湖广，五批来自山西，另有三批移民中包括一部分山西人。
这些移民主要安置在河北地区。其中有六批明确记载迁入冀州、枣强、卢龙、山海关、真定府、晋州、藁城、广平、清河、南宫等地。永乐十四年（1416年），迁山西民于真定、晋州、藁城等地屯田。永乐十五年（1417年），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地之民，迁河北中部各县。
位于建设北大街的柳辛庄村，是由康家庄、康家屯和柳辛庄三个村合并而成的。康家庄就是明代移民的自然村，这个村的白氏家族，与西古城白氏家族原本是一家。在一街之隔的西古城白氏祠堂内竖立着清同治六年（1867年）白氏族人为始祖白义刻立的碑记，镌刻着“大明洪武年间山西平阳府洪洞县徙来白氏始祖”字样，说明白氏祖先是洪洞县移民。
文献记载，永乐六年（1408年）六月，山东安丘县人刑义等，“以本邑人稠地隘，无以自给，愿于冀州、枣强占籍为民”。经批准，户部“徙青州诸郡民之无业者居冀州，凡八百余户”。
这些迁民来到河北，除少数到旧村庄与当地土著居民杂居外，多数是开垦无人耕种的闲置土地，另立新村。
根据20世纪80年代地名普查资料统计，在石家庄市郊区的一百一十个村落中，明初迁民建村的有东焦、西焦、马家店、孔寨、东王村、桃园等十几处，占自然村总数的15%。桃园村《吕杰夏墓碑》镌刻“世传家谱山西平阳府洪洞县迁往东古城村邵同社民籍第二甲，又迁至桃园村居住”，证明该村的吕氏家族的祖先，也是从洪洞县迁来的。
桥西区的大谈村，明代原名谭营，后改谭村，明嘉靖《获鹿县志》里就有“谭村”的记载。该村明万历七年（1579年）陈氏七世墓碑上刻有“明永乐三年（1405年）由山西孝干县迁至真定府获鹿县镇头社西谭村”字样，可见陈氏也是明代移民。
石家庄市广安大街西侧的谈村，包括正定县小谈村和获鹿县范谈村。该村的张氏，是这一带的名门。民国时期的张良弼，曾任河北省督学，他女儿张安娥，是国歌词作者田汉的夫人。《张氏祠堂碑记》记载，张氏于永乐二年（1404年）从山西迁于此地，也是山西移民。
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河北的居民，都承认自己的祖先是从山西洪洞县前来的呢？
元末明初，河北、河南等地灾疫兵乱之时，山西相对风调雨顺，社会相对安定，邻省的难民不断流入，使山西中南部人口稠密。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一百八十九万一千多人，河北有一百八十九万三千多人，而山西人口达四百零三万零四百五十口，比河北、河南两省人口的总和还多。所以，明朝从山西向河北移民的数量确实较多。
因此，朝廷在洪洞县广济寺“设局驻员”，成立迁民管理机构。凡迁移到外省的山西人，集中到这里登记，“发给凭照、川资”，编队迁送。移民在告别故乡之时，便把洪洞县广济寺的大槐树记在心里，世代相传，形成了后来流传的民谣。
随着明朝政府组织向河北移民，尤其是创建北京城之后，河北成为畿辅之地。不少商人，抱着发财梦的劳动者，还有无业流民，自发地来到河北，成为河北移民的一部分。一些金元时期南逃的北方人，也纷纷回来，更有不少南方人，居家迁到河北。
在我们这一带，明代流民自发创建的村落，最典型的是井陉于家石头村。
百年沧桑，于家怎样在石头村世代繁衍？
经济复苏，明代移民如何促进经济发展？
南北交流，棉花种植是否真的引自海南？
于家石头村，位于井陉县太行山深处，全村四百多户，一千六百多口人，95%以上都姓于，基本上都是一个家族。全村的房屋建筑，大都是用石头建造的，共有石头房屋四千多间，石头街道三千七百米，整个村落完整地保留了明清时期的石头建筑的风格。
这座石头村，始创于明朝成化年间。相传，明代保卫北京的民族英雄于谦含冤被明英宗处死后，他的子孙隐姓埋名流散各地。他的长孙于有道，辗转躲藏到太行山中，开凿村边的石头垒筑房舍，世代繁衍，成就了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石头村。
这座具有五百多年历史的古村落，正是明代移民的活化石，也是一处历史文化名村。
大批移民来到河北，来到真定府，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促进了人口增加和经济恢复移民和军屯士卒的到来和繁衍，促进了当地人口的恢复。通过移民的垦种，促进了经济发展，解决了百姓的温饱和军队的给养。
《明史·食货志》记载，永乐时期“河北常操军十九万，以屯军四万供之”，“屯田米常溢三分之一”，出现了“上下交足，军民胥裕”的繁盛局面。
二、促进了棉花种植和棉纺织业繁荣随着移民的到来和卫所军屯的垦种，棉花种植和棉纺织业在河北迅速推广。
明代以前，国人的衣物主要靠丝麻纺织品，而棉花种植和棉纺织技术，从明代开始才在河北传播。
棉花，元代称为木棉，原产于中国海南，由元代一位松江妇女黄道婆从海南引种到上海一带。
元朝后期，棉花种植传到安徽。随着明朝军队北征，从朱元璋的故乡传到河北。到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河北南部的彰德、广平等府，军屯上缴的田租中，出现了棉花。随着南直隶富商和移民迁到河北，民间开始普及棉花种植，使用棉花纺织品制作衣物。由于棉花产量不断提高，棉花纺织品花样繁多，耐穿耐用，所以逐步替代了丝麻纺织品，占据主导地位。以至于六百多年后，许多人竟然不知道在棉花传到河北之前，人们主要的衣物布料，只有丝纺织品和麻纺织品。
三、促进文化繁荣各地的移民和卫所军屯的将士迁居河北，促进了文化艺术的交流和语言的发展。
尤其是江浙一带北迁的大户、富商巨贾和一些文人雅士以及他们的家眷，把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带到河北，改善了民俗，涌现出一些学人才女，甚至出现了一些名门望族。《嘉靖隆庆志》记载，因为“谪迁四方豪杰来居，敷教宣化，屡得人才”，“士以学问相当，以礼仪相尚”，民风得到了改善，崇尚学问和礼仪蔚然成风。
如真定东门里王氏家族，原籍山西太原，明代迁居真定，明中叶以后列入仕宦之家。因此后来王氏家族的辈分按照“祖肇太原荣发正定世荫观海文武昌盛”排辈，昭彰王家历史。
再如真定县滹沱河南的口音，带有明显的河南语音，这与移民中河南人较多有关。
四、促进了人文精神的再造由于各地移民众多，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再次融合，因此造就了石家庄这一带民风开放、包容、和谐、仁厚的人文精神。
这正是：
朱棣迁都建北京，永乐移民劝屯耕。
江南大户充畿辅，八方迁民汇真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