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来，我们不敢在家里谈论母亲，继母的存在是一个原因，父亲的威严也是一个原因。除此之外，我相信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继母到我家的二十余年光景，并没有生育出一子半女，现在继母快五十了，已经到达一般女性无奈的季节。她在洋房前面的花园种了许许多多的花儿，它们四季轮换着开放，又轮换着凋零，继母在花事的盛衰交替中尝到了心灵的自慰，她对寻找与父亲结合的证据的那种兴趣，在我们看来早已淡漠。
一个没有生育的妇人拿不出证据去说明自身的婚姻，这种观念尽管显得过于拘泥过于传统，但它暴露的阴影却是十分现实的。
我，以及大姐二姐，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我们三个事业平平，经济收入不多，只好寄居父亲这儿，仰老人家的鼻息，托他的荫庇过日子。父亲是一个干部，管辖市里的好几个剧团，有一些实权。不过看样子，在他老人家离休之前，职务上不大可能再有什么飞跃了，但现存的一切已相当可观，一栋带花园的洋房，一切与职务相套的物质待遇，一个得到他三十余年信任的佣人（工资由公家给付），花园里亲手种植的二十余株名贵乔木已经成材（我至今叫不出它们的名字，园艺专家说每株值几千元，父亲心里其实更清楚。它们属于无可争议的私人财产）。一群情态各异的西洋狗，它们的血统来源于我的生身母亲许多年前的一次国外巡回演出，母亲买了几条西洋小狗，偷偷藏在《红娘》剧组的道具箱内带回祖国。不可思议的是，几十年来的近亲繁殖并没有损耗它们的家族，生得多，最后留下的还有许多。
除了这些，还有三个孙儿，常常在我父亲那儿赢得欢心。父亲一生不屈服任何对手，却愿意屈服于孙儿们幼稚的童心谄媚里，这构成了父亲日常的一景。
母亲的影子，应该说是一种幻影，对我来说，她依然飘荡在这栋建筑风格华丽的花园洋房里。很多年以前，她青春正好，她在舞台上饰演一名古典仕女。她演完了，获得成功和鲜花。父亲在剧场外等她，因为她必须在后台卸妆。然后，他俩手挽手，在某一个春风沉醉的晚上，一起去看一处准备结婚的房子，它是组织上对我父亲的一种关怀。
他俩显然一眼看中了这栋房子，觉得可取之处很多。他俩没有掩饰会心的笑容。他们搞到了一些树苗，带着某种象征意味的动机，把它们种在花园里，伴随着适时的春雨，所以成活率很高。
结婚以后，母亲生育很密，在五年左右的光景里，生完大姐、二姐，还有我。在我们姐弟三人保留的一大叠童年照片中，所摄取的背景多以这栋花园洋房为主，母亲是主要的摄影者。当然，也有一部分她参与我们游戏的镜头，那都是她事先对好了镜头，随后兴之所至地穿插到我们身边的。
父亲当时去外国考察，带回一架德国“莱卡”高级相机，从此调动了母亲的摄影兴趣。现在，我们姐弟都相信这架相机还在家里，它被鬓发已经变白的父亲收藏着，大概藏在一处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地方。
母亲最后一次动用相机给我们姐弟拍照的那天，花园里下着迷蒙的小雨，节令好像是黄霉。我六岁，已经在母亲的指导下换掉了几颗乳牙，所以母亲在那个阶段常给我逗趣，说我笑起来的时候，一嘴巴的漏风。不能到下着雨的花园去拍照实在遗憾。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三个，在这栋空空落落的有四个层面的洋房里，上上下下兜来兜去，活像一群错巢的鸟儿。
也许父亲遵从了某个默契，那几天他躲在单位，不回家，母亲尽管作了刻意的打扮，比如，她新烫了头发，脸部化了妆，穿一条几乎曳地的蛋青色长裙，不过仍难以掩盖内心的悲伤。她挎着相机，把我们几个孩子在楼内拖来拖去，结果只拍了极少的几张。我们跟住她在楼梯转弯的时刻，好几回听见她伤心的叹气。
“这楼房真大呀，这栋楼房怎么这样大呀。”母亲叹气的时刻，花园里还继续着淫雨，可以看见当年她与父亲结婚前种下的树苗，如今在雨中已经很高了。还有一蓬蓬的美人蕉借了东南风的摇动，正把自己叶片上的雨滴甩落下去的新鲜情景。还能够看见许多的爬山虎野藤搭在水池旁的假山石头上，它们的触须活像蛇的芯子，在风雨里舔着什么。
这就是多年以前母亲出走的日子。说“出走”其实不算准确，应该说“离婚”。说“离婚”其实还是不够准确。客观地去认识这个问题，已经是我们姐弟三人到成年的阶段。我们终于明白，是父亲把母亲“废”掉了，或者说，父亲请求她走。
一个男子，一个父亲，有权力把另一个主要家庭成员请走，是我漫长的童年少年时代久久不能明白的重大问题。它让我从小耽于沉思，无端生出许多幻想，这种幻想又蛊惑我去报考什么文科的中文系专业，当了一名常常需要鹦鹉学舌技巧的记者。这，当然是后话。
于是，在照相的那个雨天，母亲走了。
我在靠近长江边的那所著名文科大学读书的时候，从古典文学教授那里学到不少好诗。比如唐代诗人中有一位叫顾况的大才子，写过一首《弃妇词》，对我内心刺激很大。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日子，我仇恨这位顾况老东西。在学习中，你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一些古代典籍方面的内容，这样，我又阅读到关于古代男子“出妻”或者“休妻”的记载。这种行为被叫做“七出”，也就是休妻的七条理由，即：
第一，无子；第二，淫佚；第三，不事舅姑；第四，口舌；第五，盗窃；第六，妒嫉；第七，恶疾。
据史载，作丈夫的有权以七条中的任何一条为借口，命妻子离开。
当我翻阅这些古代典籍的时候，很自然地想到了母亲的身世，还有多年以来我听到的关于她的一些传说。它们在我的脑子里拼装图像，它们在历史的真伪之间游弋，企图诱惑我去下一个关于母亲是非方面的判断。事实上我不具备这种能力，我所占有的，只是对这个家庭的回忆，对母亲的回忆。还有就是这种回忆捎带给我的创伤。从我童年开始，这个创面就别有意味地裸在我的两只眼睛面前，迫使我去看了。
我母亲，她漂亮。
在我们这个上百万人口的城市，观众的舆论比较看好几位戏路宽的演员，母亲算一个。母亲是个旦角全才。她能演青衣，也能演花旦和刀马旦，唱念做打的活儿，都是拿得起放得下的。在戏院里演出的时候，总有一些多情的观众给母亲捧场。这叫“捧角儿”，属于所谓明星效应的问题。当年电视还没有普及，明星多半是在剧场里头诞生的。
母亲是在她二十岁的那年被父亲所结识的，一个“被”，说明了在当年的情境中，父亲是取一种主动的姿势的。
开头的一切纯属无意。六十年代父亲从另一座城市调到我们这儿工作，他需要熟悉各个剧团的情况，因此常常需要去剧场观看演出。有一个夜晚，他看到了母亲的演出。有必要提一句的是，母亲一直珍藏着这天夜里的那张演出节目单，上面印着她表演的剧目名称，以及由她领衔的一长串演职人员的名单。
今年惊蛰那天是母亲五十五岁的生日，我去探望她，看见母亲正在裱糊这张印刷于六十年代的东西，她戴着老花眼镜，向我打听当年节目单上的这批老搭档们的现状。我告诉她，哪些人已经作古，哪些人照旧还活着，母亲认真听着，用黑铅笔在那些逝世的姓名外画了个约定俗成的方框框，我注意到这张节目单，结果是，游移在黑框框外头的名字已不多了。岁月，到底已经流过了三十多年。
可以想见，六十年代的一天夜晚，剧场门口的廊檐垂吊了几只秀丽的大红灯笼，笼面跳跃着“客满”两个大字。父亲由下属的剧团领导以及秘书随员陪同，在开戏前的数分钟到达剧场，很快坐到显然保留妥当的前排位子。坐定之后，秘书递给他一张节目单，不过等不及阅览，开幕铃便响了，灯也就关了。
这天夜里，母亲在上半场演出《贵妃醉酒》，下半场演出《拾玉镯》以及《苏三起解》，角色的性格反差是很大的。第一个雍容华贵妩媚之极，第二个纯属乡间俚俗中长大的少女，蹦蹦跳跳打情骂俏的小花旦角色，第三个则是以泪洗面的风尘女子，属于典型的青衣唱功戏。母亲在台上尽情尽意地挥洒自如，最后谢了三道幕，观众才罢休。
父亲觉得自己刚刚调到这座城市，与很多属下的剧团人员还不熟，所以散戏后建议，想和演职员们聊聊。剧团领导便安排了，请他在后台接见演员。
这一年父亲三十出头，一双出众的眉毛和一个沉思的下巴，英挺的脊梁，的确很帅。父亲和演员们坐在后台的道具箱上，一块儿吃按规定配给的演出夜宵。是蛋糕。二十岁的母亲也在吞咽，不过母亲的神情不一定快活，她感到口干舌燥。父亲一直注意着母亲，他至少领会了她眼前的困难，他以极简单的眼神去暗示善解人意的秘书，很快帮母亲搞来了一杯牛奶。就这样，父亲坐在道具箱上，欣赏着母亲把她自己的那一份夜宵一点一滴地吃完。
以我们现在的眼光去看，当年父亲追求母亲的方式是很老旧的。母亲唯一的亲眷，她的弟弟，也就是我的舅舅，对上述情景作过回忆。以我父亲当年的地位，已经不低了，包围他婚姻问题的大大小小说客，也很不少，但父亲对被介绍来的年轻女子们坐怀不乱。父亲一下子看好母亲，的确是出于内心动情。舅舅看不起父亲的，是他的那种恋爱操作方式，舅舅认为它太老旧，也有点不合理，带有一层居高临下的鸟瞰味道。总之，舅舅觉得有些不平等。
第二次见面，母亲是奉召去的，由母亲所在剧团的团长陪同。母亲很害怕，她不明白自己出了什么问题，一个处于二十岁芳龄的姑娘，犯错误的机会是很多的。倒是团长很高兴，对她说：随便聊聊，只是领导找你聊聊，你随便一些随便一些。母亲还是随便不起来，她感到团长的神态，既是兴奋的，又是闪烁其辞的。
父亲在办公室，其实并不忙，他靠住那把硕大的座椅，朝门外的走廊静看。门口吊了一幅手工编织的竹帘，做工精巧，它把母亲薄薄地隔在外头的走廊上，由于室内光线要比走廊阴暗，所以父亲能够把帘外的母亲，隐约地看个明白。
卸了妆而离开了舞台的母亲，其实要比舞台上更美，父亲这样肯定。拖了一段时间，父亲才吩咐秘书让他们进来。团长在二者之间匆匆忙忙地布局，然后空出一种氛围，乖觉地告辞了。
这次接见的结果，肯定属于成功的，不然不可能去解释以后产生的婚姻。再以后，有过不少的约会，都是父亲规定好时间地点，也许还包括了方式方法，都是秘书开车去接母亲，完了再把她送回剧团的女演员宿舍。到了今天，我的大姐和二姐已经三十多了，都在从事文学评论工作，而且都具备一点女权主义的思想。她俩在暗地里嘀咕父亲，认为父亲当年以一种婚姻赏赐者的姿态去凌驾母亲，是没有什么道理的。不过，母亲却接受了父亲关于结婚的安排。
所以才会出现我先前叙述的场景，在第二年某个春风沉醉的晚上，父亲放下架子，破天荒地候在剧场门外，等待散戏后的母亲，然后一同去看那栋准备结婚的房子。
假如还能够看到那几张放得极大的照片，你仍然可以获得我母亲当年的确很幸福的印象，我是说母亲结婚拍的几张照片。在我们还小的时候，它被张挂于客厅，得到许多和父亲来往的重要客人的好评。离婚以后，这些照片理所当然地被人收藏起来。收藏起来是对的，不管是谁，也不管是抱着什么样的动机。
我非常喜欢母亲的其中一幅。母亲披着婚纱站在厅中央，雪白雪白薄如蝉翼的裙沿，从厅外面的花园里就开始跟踪她了，它们一直跟到母亲的前胸，把她全身披戴起来。两个在母亲剧团里一贯扮演童男童女的小演员，牵住母亲裙沿的两角，在笑着什么。
在笑着圣母。在庆祝圣母。
过了很多年头，当我成长到一顿能够喝掉斤把烧酒的年纪，在城外一处小酒馆偶然遇到已经半醉的舅舅。我俩坐下来，平心静气地开始回忆过去的母亲。舅舅透露，母亲当年出嫁前的心思，是很矛盾的。一方面，她被这种突然出现的局面所惊喜，对方属于有地位的干部，前程肯定有望，又相当年轻，跟他走，这辈子肯定能依靠的。母亲幼年丧失父母，从小在戏班子学艺，身世极苦，所以寻找依靠的念头很浓，另一方面，母亲也意识到双方地位的悬殊，在旧社会，唱戏这个行当，是排在三教九流末尾的，差不多与娼门并列了。虽然说新社会不同了，但传统风俗照样蛮厉害的，母亲想到这些，就会害怕。
可以想见，一个处于将婚未婚的二十岁姑娘，面对许多来源于心灵深处的种种害怕，而这害怕，显得又是那么真实，其痛苦是不难想像的。所以舅舅在小酒馆里与我对酌的时候，那种平心静气的风度也保持不了多久。舅舅骂道：你爸真不是玩意儿，他坑了我姐。当年倘不踏入你家大门，我姐一定活得好，活得舒舒坦坦。
先把舅舅的评论撇在一边。当年母亲踏入家门时，剧团里的两个童男童女帮她牵了裙沿，一步一步拾级走入客厅。母亲披着婚纱，是一个雪白的圣母，是一个雪白的飞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