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妈名叫吴平香，一个漂亮的名字。1978年的春天，她起了个大早，撞见天门县城陆羽街上，走来一位卷头发的女人。当时她欠得吃不下早饭，赏给我、我妈和我姐姐三个锅盔，撒白芝麻，夹豆豉，香喷喷。我们只好陪她一起去，到天门著名的国营前进理发店。
烫发师傅叫沈爱国，刚到荆州地区参加烫发培训班回来。他说：“平香姐，你是天门县的烫发亚军。”
舅妈嘴里冒两口凉幽幽的气，翘起嘴：“真想砍下冠军的脑壳！”
沈师傅卷起舅妈的头发：“不过，她没小姐味。”
小姐这个漂亮的称呼刚从笼里放出来，是时髦又高贵的意思，暂时还没有专指卖淫女。舅妈和全中国女人都非常享受这个词。喊她小姐，她的腰肢就要扭几扭。那年改革开放春风吹大地，舅妈率先改革眉毛、嘴唇，还有脸巴。街上没有眉笔、口红和胭脂卖，她去天门剧团，找人要了舞台化妆用的家什，画砍刀眉，抹血盆大口，涂花巴子脸，再穿上旗袍，成了天门街上的“妖蛾子”。
沈师傅插好电插头，舅妈的头发烧得嗞嗞响，舅妈很挑衅样的：“爱国，你能把我烫成荆州城的小姐吗？”
爱国说：“放心！能把你烫成大上海的小姐！”
头发烫好了，沈师傅举起镜子，照舅妈的后脑壳。镜子里的舅妈顶着满头鸡窝，“嗯！打60分，像武汉市的小姐。”
我妈妈眼冒火星，也要烫。舅妈语重心长地说：“得得，你烫了回去要挨打的。”
得得，是我妈的小名。我姐姐自告奋勇跳出来，她要烫。舅妈推开她：“去去！一边去！莫烫成个女流氓！”话音落下，舅妈拉住我的衣领，揪住棉袄外面的一层花布，“爱国，你把这黄毛缨子烫成个卷粑。”
我妈妈嘴巴翘得能挂油瓶，我忍不住那点得意劲，我姐姐说：“不就是长得像大安小安！看不得那个死相！”
大安和小安，是舅妈的两个儿子，我的表哥。他们的眼睛又大又亮，是新疆葡萄；本地葡萄个头太小。县城人都说，大安小安打着灯笼到人间，眼睛鼻子和嘴巴，全摆在红星街的自由市场任他们挑选，哥儿俩挑出最好的五官，连耳朵也像棉朵开花，绵绵厚厚软软，福气十足。十字街有个刘大姨，是卖煮包子的，喊他们一个大潘安，一个小潘安。刘大姨喉咙粗壮，她一喊，全县城都听到了。舅舅和舅妈兴奋得走路都屁颠屁颠，怀揣两个美少年，叫哪个做父母的不屁颠呢！
我的头发烫成小花卷卷，羊毛一样，挂了满头，配我的小细脖，像树杈上杈起一个大鸟窝。舅妈说：“看看，看看，这就是上海来的大小姐！”
我妈和我姐欠得眼睛翻水花，舅妈把我和我的大鸟窝，一胳膊拢紧，“这东西像我生的！”又回头恶我妈，“占尽娘家便宜，连长相也揩娘家的油！”
我妈被骂得颤颤甚，还是跟在舅妈后头，忍气吞声的，她心里明，晓得舅妈是舅舅的心肝宝贝，惹不起的大神。
我舅舅是一名复员军人，名叫陈明志，在天门曙光酱菜厂管发工资，他钢笔字写得像字帖。舅舅文化并不高，漂亮字他认不了几个，在部队服役三年，喂猪一年，做饭两年，在军队大厨房学会了泡菜，会晒黄豆酱。
我爸妈的遗传基因要遭“呸”，他们生下三个孩子，只有我健全，我姐姐和弟弟都是先天性近视眼，连花花绿绿的糖果都看不清，舅妈叫他们一个大废，一个小废。有一回舅妈去武汉，发了一次神经，给废物们一人买了一副据说很贵重的眼镜框子，有模有样地说：“看清黑板上的字，以后考大学。”那以后，舅妈在我们面前就变成了贵人，她放个屁，舅舅连说：“好听！好听！好听得像楚戏！”再臭，我们也不敢捂鼻子。
这年春节，我妈对“鸡窝头”舅妈说了几箩筐好听话，舅妈才答应初三初四，去我们家走一摆。
其实，我们家就是舅舅的祖屋，舅舅在这里出生、长大。我爸爸穷得伤心，舅妈又发了一回善心，把祖屋60块钱卖给我们。我妈喜滋滋，嘴里活嚼了三个多月：“60块钱顶个屁用啊！我们要把舅妈的相片供起来才对。”
为接舅妈一家回乡，我留宿舅妈家。舅妈的家，在酱菜场的院子里，平房，从窗户可以望见大小酱缸，一片片。屋里有三个门，通的，有两张床，一张是舅舅和舅妈的，一张是大安和小安的。我不知睡哪儿，舅妈说：“你挂墙上。”
墙上有几块腊肉，几条干鱼和大安小安的玩具枪。舅舅也说：“我钉个结实钉子，免得你掉下来。”
大安小安嘎嘎笑，我就是他们家的一个玩偶，肺都快气炸了。舅妈喊我洗脚，我箭一样冲进屋，蹬蹬两下脱了棉鞋，把凉哇哇的脚伸进盆子。水很热，盆子很大，泡了六只脚。大安的最大，脚趾头跟我的小手指那么长，又强又壮；小安的脚也是，只是小一号，又细又尖；还有舅妈的两只脚，比小安的又小一号，又白又嫩。这六只脚，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我的脚挤在大安旁边，脚趾头又短又小，跟他们品种有别，很难为情。大安小安的脚趾头都张着，做成一把老虎钳子和一把尖嘴钳子，夹住我的脚……
挤睡在大安小安的床上，心里愤愤不平。终于为撒尿，我和小安争痰盂，就势跟小安打了一架。小安长得漂亮，中看不中用，我推搡几下，就把他按在墙上。舅舅听到我们的打架声，舅妈说：“小安没得用，让他练个胆。”听这话，我对小安猛踢几脚。他果真没用，板也没板，让我练了胆。最后痰盂打翻，尿流一地。大安从被窝里拱出来，给我们一人一耳光。好，也算公平。
那年正月初三，舅妈全家到我们家过年。我妈妈把镇上照相馆的黄老四请到家里，照了一张全家福。舅妈坐在正中，眼睛瞪得铜铃大，卷发翻腾，气势磅礴，像狮子王。这张照片，至今还挂在我家老屋，是我妈的珍宝。不过，这是我们家唯一的一次大团圆，到舅妈第二次回乡过年时，大安已经死了。
大安十八岁时，已是80年代的漂亮日子，满街都是喇叭裤，紧身衣，长头发，超短裙、翻刘海，“性开放”这个词，也偷偷摸摸混进来。听说县里枪毙了一个搞“性开放”的，整个天门县城都沸腾了。这天，我们来给舅妈送炒米，舅舅带我们看露天电影回来，一路也在讨论这件事。舅舅说：“听说一大群男的女的。”
舅妈说：“屁话！那怎么只枪毙一个人？”
我弟弟突然惊叫：“咦呀！有人亲嘴！”
我妈一把捂住他的嘴，舅妈镇定地说：“那就是性开放，要枪毙的。”
天门人公认，我的表哥大安，是陆羽街最漂亮的伢。舅妈得意晕了，屁股每天都在用棕绳子硌，她嫌街上的喇叭裤不够喇叭，亲自去天门胜利服装厂学裁裤子，连缝纫机都不会踩的舅妈，短短几天，就裁出了一条风流倜傥的超级喇叭裤。
舅妈的喇叭裤很快出名，大安是个广告员。他在街心走，两条裤腿像两把大扫帚，哗哗，扫得尘土飞扬，卷起阵阵黑旋风。
这天，晴好。得胜街的黄裁缝，背着手出来逛，一眼看到了大安。
黄裁缝是做旗袍的傲角，平时骄傲自满，梳七分头，穿黄绸褂子，装得像从香港回来的老板。他把大安招进裁缝店，说：“听说你妈裁的喇叭裤是美国人穿的，你妈很反动咧！”又塞了一把蚕豆给大安，脱下大安的裤子，一边量尺寸，一边记在本子上，又说：“喇叭比人家大一寸半，你妈这个妖精，又会改革，又会开放。”
1983年的春天，和暖，太暖，油菜花提前开放，满眼都是灿灿的黄，迷人的黄。黄老四承包了照相馆，他胸前挂着海鸥相机，走村串户给人照相。这一天，油菜花正在招蜂引蝶，黄老四带着玉林高中的一群女学生来照相。已经在文台村平方商店工作的大安，坐在拖拉机驾驶室里，他正押送棉花回城，遇上这群女学生，从油菜花地里钻出来。
女学生们清一色剪着短发，男孩子一样英俊。大安却一眼看见有个女学生，意外地扎着一对麻花辫。她穿列宁装，淡黄色的格子布，胸前有十颗塑料扣子，扣子底下，有若隐若现的青峰，红润的唇，厚厚的，微微张开，映着一个亲吻的形状。
女学生搭便车挤进驾驶室，一大群人叽叽喳喳。那个麻花辫子女孩，就挤在大安身边。大安是个进步青年，穿白衬衣，胸前别一枚共青团徽。土路上的大坑小坑，把拖拉机摇得东倒西歪，那女孩喊：“哎哟哎哟！”大安听口音，她不是本地人，便不免多看了一眼，谁知道她的眼睛，也刚好碰到大安脸上，那羞涩的眼神，突然绽放油菜花香，大安的心，一下子醉了。
爱情在摇晃中发芽，谁料到拖拉机是个媒人呢！
大安知道女孩叫艾子，王艾子。
初夏时节，油菜结籽，大安和艾子去看油菜，黄灿灿变成绿油油，是爱情天堂。两人靠在油菜地里，看云卷云舒，傻得有味。艾子对大安说：“高考后，我就要回东北了。”
大安才知道，艾子是随父母亲到天门乡下避难的，现在家里的问题已经解决。大安说：“你一定要回来。不然，我在这油菜花地里等你一辈子。”
我舅舅那时已当上曙光酱菜场场长，头发分成三七开，一天甩几十次，是个说话算数的大人物。酱菜，天门人少不了，家家炒菜都要先用棉油炒酱，再下白菜萝卜菠菜包菜等等；煮肉鱼，靠酱菜点睛，白汤漂红油，酱香加鱼香，满屋都是喜庆。酱菜场红火，我舅舅红得发紫，把大安也染红了。很多人来给刚满十九岁的大安介绍女朋友，大安拉下脸：“我要找个天边的姑娘，吓你们一跳！”
大安说的这个“天边的姑娘”，就是吉林省的艾子。
几个月后，高考名落孙山的艾子果然回了东北。艾子都能狠心走，谁料到英俊潇洒的大安，却是个情种呢？
艾子走后没多久，大安就撑不住了，他背着我舅妈，偷偷取出攒下的工资，千里迢迢到长春找艾子。
大安出发时，舅舅家正在走廊上改建厨房，忙得脚不点地。江汉平原的八月非常炎热，大安只带了单衣和一封信，信封上是艾子的地址。信，是艾子写来的，一个字也没有。这是80年代的爱情句号。但大安决心很大，能送飞船上宇宙的，除了科学，就是爱情。
大安花了多长时间到达长春，不得而知；又花了多长时间找到艾子，也不得而知。过了一个多月，舅妈发现大安一直没回家，找到平方商店，才知道大安去向不明。
大安失踪，我们全体外出寻找。我和姐姐分在一个组，我们往应城方向走了几十里地，脚底下打出三五个大血泡。我爸爸和妈妈兵分两路，我在汉沙路上遇到我爸爸时，他的自行车轮子已经跑掉了。舅妈分到文台村方向，她顶着一头乱卷发，在棉花田里穿行十几个村庄，空手而归。我舅舅负责城区片，他六神无主，给酱菜场放假三天，一百多号职工，把天门县城翻了个底朝天。这天，邮递员老马送来一个牛皮纸信封，舅舅舅妈抢着拆开，看一眼就双双晕倒。
这是一份人民法院寄来的函件，大安在举国尽知的1983年8月18日“严打”中，因强奸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张飞来的讣告，通知舅舅按日子去领取大安的尸体。而其时，大安已经被枪毙多日了。
等舅妈醒来，窗外一片漆黑。秋天，天门的秋天，要等雨下过，再下过，秋风才凉了，凉哇哇的。舅妈强撑起来，眉毛鼻子抓一把，收拾出脸颊，要去长春评理。我们一群人围着还没有醒来的舅舅，集体唱哭。
我妈妈反复说：“送上门来的姑娘过把抓，大安一个都不要，他怎么会是强奸犯？”
我弟弟插嘴：“妈，这是性开放呐！”
我舅舅正在这时醒来，他抬起有气无力的手，扇了弟弟一个嘴巴。我们都说打得好。
白纸黑字，已成事实，大安已经没了。小安揣着一把刀，要去长春报仇，被酱菜场的师傅们拦腰抱住。王会计说：“你揣把刀去，是要杀法官，还是要杀公安？看哪个你杀得起！”
大家都在悲伤时，舅妈肩背绿色军用书包出来了，她脚蹬一双解放鞋，大花卷发用橡皮筋扎紧，双眼倒吊，一脸正气，像舞台上不屈不挠的杨三姐。
“老子去长春扯皮！”舅妈说。
谁也拉不住她。
那十天半月，全家人，全场人，全天门人都在等待舅妈扯皮的结果。其实，那时候“严打”把天门城都打服了，流氓阿哥们一批批送到沙洋农场劳改，街头张贴打着红钩的法院公告，大家窃窃私语：“这么大的阵势，你说大安跑吉林省去强奸妇女，是不是太神奇了！”
这天，舅妈终于从吉林回来，她脸色铁青，哑口无言。
就是这样，因一场爱情，大安没了，一句遗言也没有留下。我妈神秘地告诉我们，大安的尸体，是看管坟场的老人收葬的，埋在一棵香樟树下。
我弟弟瞪着小眼睛：“香樟树是什么树啊？”
我姐姐说：“肯定是棵好树，听名字就很漂亮。”
我妈的眼泪唰地流下来。
那个冬天，天门下了很厚的雪。春节时，我妈把麦米种都卖了，专程请一辆麻木（三轮车）接舅妈一家回来。舅妈这回破天荒地没有推，阴历小年的日子，就把全家人带来了。
舅妈穿一身黑衣，舅舅也是，小安也是，三个人神色僵硬，像从煤矿里挖出来的。我姐姐非常殷勤，家里扫得一尘不染。吃完团年饭，舅舅喝晕了。我妈又把黄老四请来，要照一张全家福，用以振作精神。舅妈不肯照，小安拉住舅妈的手，一个反把式，就把她拉到背上，噔噔几下，把舅妈背到几年前照相的那个正中心，舅妈又哭又笑，一只手搂着小安，一只手搂着舅舅。黄老四胸前挂着相机盒子，手拿半截扫帚，要我们看着扫帚笑，我们一起喊：“茄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