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第二本萨义德中译专书是1999年9月立绪出版的《东方主义》，这本经典之作的中译距离原书初版的1978年整整二十一年。第三本中译专书《乡关何处》则因为前两本反应良好，所以中文版（2000）和英文版（1999）只相隔一年，就中译而言这是很难得的情况。第四本中译专书《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lmperidism）则是2001年1月出版，与原书初版的1993年相差了8年。对于《文化与帝国主义》的中译，我在书评中虽然举出一些毛病，但基本上是存着哀矜勿喜的心情，而不是痛下杀手，因为我多少了解全书生产过程中所遭遇的困难，知道出版社有心做好，但各方面的条件，包括学术界的环境，未能配合，以致留下相当大的改进空间。
台湾对萨义德的中译非常欢迎，译书频频得到出版界具有象征意义的奖项，如《知识分子论》于1997年获得中国时报开卷十大好书奖、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东方主义》于1999年获得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乡关何处》于2000年获得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中央日报翻译类十大好书榜、明日报十大翻译书奖。关于《东方主义》的生产与再现模式，我曾专文探讨过不同的中译方式，包括大陆的译本《东方学》、台湾的《东方主义》以及香港节译的章节，比较了两岸三地如何“再现”萨义德。
“再现”（representation）对萨义德而言是很重要的观念。一般说来，“再现”指的是对他者的再现，但萨义德特别提到另一个观念：在再现他者时，此再现的方式其实也再现了自己。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撰文探讨台、港、大陆的不同的萨义德翻译，藉由脉络化（contextualization）的方式，来看两岸三地如何再现萨义德，而各自再现的萨义德又如何再现了各地不同的认知与生产模式——当然，选择以这种方式来再现两岸三地的萨义德中译，也再现了我对于翻译的关切与重视。
就台湾所出的上述四本中译而言，从最先的选书、取得版权、寻找译者（校订者）、编辑、出版、市场营销、书评等等，学术界，尤其是大学老师，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以《知识分子论》为例，就是我当年游学哈佛大学，在学校附近的哈佛书店买到这本新书，看完后打电话给王德威教授，向他推荐，双方都认为当时台湾的情境与文化背景，应该对“知识分子”这个议题会有兴趣，而萨义德也可提出另类的观点供国人省思。此书出版之后除了流通于市面上，也被大学的通识课程指定为教科书或参考书。这个例子多少显示了在选书者、译者乃至于消费者、使用者各方面，大学老师都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此外，从这四本中译可以看出再现的方式以及各自具有的意义。我自己以往的各项翻译虽然也很认真，但总觉得未尽理想。在累积了多年的经验和“不满”之后（《知识分子论》距离我出版的第一本翻译《魂断伤膝河》[Bury My Heart ot Wounded Knee]整整二十年），这本书在出版社的全力支持以及我个人研究的配合下，总算比较能放手去做。基本上，由于台湾恶劣的翻译生态以及学术界的偏见，从事翻译并无名利可图，学者既然决心投身翻译，就该有些理想性，超越一般的翻译。我一向认为，面对原作，译者其实就是精读者、研究者、再现者、再创造者，要时时自问：为什么愿意投注自己的时间与精力——这岂不就是“生命”吗？！——于此时、此地翻译这一本书？对我而言，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我很不能接受的就是，一本译作一翻开来就是译文，而且全书也就只有译文，没有译序、译注、译跋，不但译者没有任何交待，编辑或出版者也没有任何意见，让读者根本不晓得出版社和译者是在什么时空环境下，基于何种考虑，愿意花这么多成本和工夫，出版这么一本书。
对我而言，尤其是翻译像萨义德这样一位重要的学者、批评家、政论家、实践者，译者有责任让读者了解萨义德更宽广的文化与社会脉络。那也就是为什么《知识分子论》的正文前有绪论，正文中有译注，正文后附加了我和另一位学者与萨义德进行的两篇访谈录，提供了萨义德专书的书目提要，并编制了原文所没有的中英索引及英中索引。总之，我认为身为译者，要以中文再现萨义德这位在多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的知识分子，似乎只有透过这些重重的再现方式，才比较接近我心目中的理想。然而，这种方式必须各方面条件的配合，而我有幸遇到王德威教授这样尊重译者的主编，和麦田这样充分配合的出版社。
《东方主义》一书共有6位中译者、3位校订者，初版有一篇导读和校订序（修订版增加一篇导读），但一年后出版的修订版，就校订者透露，还是有人致函出版社严词批评。《乡关何处》的译者彭淮栋先生是我在台大外文研究所硕士班的同学，文笔优美洗练，文化素养甚佳。我在两次与萨义德访谈时，他都提到当时撰写中的回忆录，并嘱意由我中译。当台湾的出版社找我时，我立即阅读全书，但由于自己的研究、教学占去太多时间，出版社的时间紧迫（只给半年时间），再加上自知文笔无法呈现该书华丽、悠缓的风格，对于书中提到的古典音乐也所知无几，实有“望洋兴叹”之感。而且，以往台湾没有翻译授权时，一本书译坏了，其它人可以再译，市场上可以有几个译本彼此竞争，佳译自然就淘汰了劣译。现在则是因为法律保障智慧财产权，只有拿到翻译权的出版社才有权翻译，如果原著“遇人不淑”，而且出版社无意修订，这就会成为读者所能读到的唯一译本，其它人完全束手无策，反而使得原作者与读者两蒙其害，而译者与出版者也未必蒙其利，形成“四输”的局面。为了避免一本好书遭此厄运，我一边向出版社大力推荐彭淮栋先生，一边打电话劝说老同学来翻译这本书。巧的是，打电话时，我从话筒这头都能听到他正在聆听古典音乐，而他当场把接到多日的邮件拆开，一翻书就看到萨义德讨论古典音乐的部分。至于我在引介同学翻译的同时，也承诺要为这本书撰写绪论，后来并以写论文的功夫写出。因此，这本书最后的再现方式包括了绪论、书评、译序。至于《文化与帝国主义》，其实数年前已请人译出，但译稿不能用，再加上无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愿意校订，出版社只得找人重译，过程复杂而艰辛，最后呈现的就是现在的样子，有导读与译者序。
以上是从萨义德著作的中译情况谈起，呈现的是“萨义德在台湾”的比较具体的面向，至于其它方面，就涉及理论与观念的旅行、翻译与运用。底下介绍萨义德若干重要观念，或许有助于各位的阅读、研究与写作。
首先是“traveling theory”。前面提过，萨义德认为一个理论的旅行、转移，有四个不同的阶段，包括起点、经过的距离、另一地的条件以及最后的应用与转化。萨义德以卢卡奇（Gyfirgy Lukdcs）的理论之流传，来印证自己有关“理论之旅行”的理论。他以革命分子卢卡奇的理论首先传于法国的戈德曼（Lucien Goldmann），再传于英国的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为例，说明原先的革命理论在成为学术论述时，不但有所转化，而且批判的力道也一再减弱，似乎是个单向、递减的过程。萨义德后来在续篇《再论理论之旅行》（“Traveling Theory Reconsidered”1994）一文中，特意用两个极端的例子，说明卢卡奇的理论之旅行可以是南辕北辙：一端如阿多诺（Theodorw.Adomo），运用卢卡奇的理论来讨论音乐，可以几乎与社会现实完全无关，另一端如法农（Frantz Fanon），运用卢卡奇的理论来从事反抗帝国主义的革命事业。萨义德以这两个极端的例子来说明，理论在旅行时未必是朝单一的方向，也未必力道递减，而是可能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