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专司为蒋介石筹饷的“苏沪财政委员会”解散，陈光甫总算喘了一口气。蒋下野约一星期后，财委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对外宣称，这个临时机构的全部卷宗账目移交国民政府财政部，其全部职能和若干未尽事宜，也都转交到了财政部。
陈光甫明白，财委会只是政府结构未臻完备时的一个过渡机构，而自己，也未始不是过渡年代里的一个过渡人物。现在财委会已作鸟兽散，能够这般安全着陆，全身而退，在他看来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革命事业方兴未艾，回头的潮水总是要卷走一些人，想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他曾经急火流星般的心也渐渐安静了下来。
但这世界又哪里能让他真正安生下来呢？刚刚过去的这个惊心动魄的春天，他经手数千万元款项，供给隆隆开动着的革命机器，却已无意中得罪了政府里一个极重要的人物，宋子文。想当初，身为中央执委、财政部长的宋，衔着统一财政之命，从武汉来到上海，短暂的合作后，蒋抛开桀骜不驯的宋，打着苏沪财委会的旗号命他筹款，现在宁汉已经合流，下野的蒋总司令也重新归来，成为蒋的姻兄的宋子文以国府委员身份再次出任财政部长，俨然新政府的新贵，陈光甫已经隐约感觉到包围着他的敌意。
此时的宋子文为蒋筹款的劲头，已大非往昔可比。北伐之初，他对蒋并不怎么服气，对前线催款也是推三阻四，此时已今非昔比，蒋在宁汉角力中胜出，他只有把所有的宝都押在蒋的战车上，任其驱策了。宋子文一上任，财政部就大发公债，以供二次北伐之需，短短几个月间，计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1600万元，卷烟税国库券一千六百万元，军需公债一千万元，并以高利率、大折扣吸引银行购买。
而陈光甫认为，去年发行的数千万元公债尚未偿还，旧债未清，再发新债，很容易会使银行掉入循环式的陷阱里去。因为新债可以一部分抵充旧债，各银行为了维持旧债，就会不断购买新公债，致使公债积累越来越多，而政府只顾借钱应付眼下，根本不考虑偿还，如此一来，债务偿还遥遥无期，造成不少呆财，就会动摇银行信用。
此中关节，身为财政专家的宋子文岂会不知，只是眼下政治挂帅，革命第一，他不会坐视任何人的反对，更何况，持反对意见者，又是来自他一向对之耿耿于怀的陈光甫。几个月前宁汉对峙时，陈光甫就一直与自己对着干，眼下社稷一统，戮力北伐，难保陈没有觊觎财长之。宋陈之间的罅隙日甚一日。
于是，借着上年故去的父亲在武汉有一笔遗产有待处理为理由，陈光甫决定去汉口一行，也好躲个清静。在这急景流年的乱世里，他没想到，在汉口竟然逗留了整整半年。
促使陈光甫下决心远走汉口的，是他刚刚吃了一场莫名其妙的官司。宋子文不知何处打探到的消息，说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仓库藏有一批硝石。硝石是兵工厂专用于制造炸弹的，属军用物资，私藏即为违法。满心以为抓到了把柄的宋子文想借此狠狠敲打一下陈光甫，当即委托沪上著名律师章士钊，以私运军火嫌疑向法院起诉上海银行。虽然事后证实，这场沸沸扬扬的起诉只是乌龙，这批库藏的硝石是南京政府军政部托运的，持有军政部的正式关文，但陈光甫无端受此诬告，留在上海已是兴味索然。
预订的是日清公司的瑞阳号轮，为候潮水，直到元月9日方始启碇。仆人九芝，带着大箱小箱伺候一切。副总经理杨敦甫、上海中国银行经理贝祖诒等朋友一大早都来码头相送。八时半，船准时启行。这日天气不佳，至中午，出吴淞口时，已风浪大作。同舱有一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官员，与之略谈时局，说起上年3月北伐军下南京时，南军北军混作一团，甚或有人趁火打劫，杀死外交官员，酿成列强军舰炮击南京城的惨案，都觉恨恨。
舟中无事，惟有读书看报，以作消遣。时风所及，他带的旅途读物中有一册俄国革命书籍，其中内容，多从俄驻北京使馆文件中辑出，对于苏俄帮助中国革命等事实记述颇为详尽。俄人对华经济及军事调查之精密，让他“惊骇不已”。忽而联想到前年曾赴南满调查，见日人南满铁路调查课组织完密，侦探队对我国军事、地理、政治、财政乃至风土人情的刺探，也是无比精细，在他这个受美式教育影响甚重的银行家看来，这两个近邻，一虎一狼，都是别具用心，“帝国主义与第三国际之赤化，皆属不怀好意”（《陈光甫日记》，2页。上海档案馆编，邢建榕、李培德编注，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本文对陈光甫旅汉半年的记叙，大多根据该日记整理，同时参酌了何品、宣刚编注的《陈光甫日记言论集》）。
水路漫长，他又是个脑子闲不住的人，正好把沪上银行界情形细细推演一遍，以作脑力之操练。至他西行的1928年元月，上海银行公会的二十五家，在他看来可分四派：“镇江派”，“北四行”领袖多出其中（盐业、金城、大陆、中南四家银行，时人合称“北四行”），谨惕者少，思借地位而营私者多，社会不甚推重；“官派”，即享有国家银行之实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行，历史上与镇江派势不两立，多接近绍兴钱庄，行员舞弊严重，其舞弊方法，是把行中之钱存入关系较好的别家银行、钱庄和信托公司，藉分余利；“学生派”，或者叫“新派”，行事上较上两派干净，主事者多有留学背景，想做事业，多读了几句书，却不知谋利之法，“南三行”兴业、浙江、上海可为领袖（兴业即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即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即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因相互关系密切，时人合称“南三行”），东亚、工商、广东、和丰等行附之。“杂派”，如永亨银行，因其办法接近传统钱庄，最无势力。
陈光甫自忖在这四派中，他和他的朋友们是居于想做事业的第三派，亦即被人讥作“学生派”或“新派”的。新派总有理想，他们的理想就是银行必须脱离政府的羁绊，谋金融地位之独立。眼下国民政府对银行界的态度，如农夫驱牛，一味蛮赶，终非良策，也只能希望渡过了这一阵的难关，俾全国财政统一，再有好转。而各派只要抱定了共用提携之智识，多多辅助工商实业，前景应该还是可以趋好。
到得汉口，经过大智门火车站，记忆中，这车站还是二十年前那般崔巍坚固，远远一见，却大失所望，其寒碜破败，几近破窑。坐车子进入闹市，经过汉阳县衙署，前清时，这县衙的外观还有点森严气象的，现在看去也是倒却了架子。但比之喧嚣的上海，农历尚是丙寅年的武汉毕竟肃静了许多。这里喧闹一时的工会已被政府一律取缔，满街残红碎绿，都是破旧的标语，经雨一淋，字迹漶漫，无从辨认。年前春天，上海的血腥还让陈光甫余悸未消，这突然降临的安宁，让一心避世的他尚觉还差强人意。
但萧条的市面还是让他愀然不乐，只觉得已非革命中心的武汉，也是危机四伏，只是不忍推测而已。城中银行、钱庄关停不少，平时流通资金，闲月在六千万，忙月约一个亿，现在市面上，他估算只一千余万元。汉口的一些亲友告诉他，平时还算殷富的小康人家，现今一点可怜的薪水已经无法养家了，必须外出谋事兼差，否则都有挨饿之虞了。
他的家眷都留在上海，趁着农历新年将到，他索性放任了一回自己，应一个叫黄席珍的朋友之邀，前往九江乡间一个叫沙河的地方度岁。黄席珍曾任基督教卫理公会创办的南昌高初两等学校校长，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长得一团和气，在沙河乡间有一片庞大的家业。
他们在南浔铁路站下车，再换坐去沙河的慢班火车。这一天是农历腊月廿五，彤云四合，欲雪未雪，天气异常寒冷。南浔铁路是国民革命军和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反复交战争夺的地方，尽管战火已停歇数月，但铁路周边村镇之凋敝，实堪惊心。南浔火车站的破败程度，比之汉口大智门车站尤胜，触眼都是破车头、破车厢，乘客的衣服也少有光鲜的。沙河离南浔火车站只半小时，他们下得车来，在镇上的福音堂用过午餐，即往黄席珍的老家进发。
黄宅在离沙河十五里的一处山岙里，从地图上看，已近庐山。一路走去都是平地，至山脚下地势渐陡，山也不高，只三四百米许，道旁是成片树林，都是南方的常见树种，有成年的老樟，也有新植的桃树和杜鹃，是黄席珍花费多年心血栽种的。山中地气暖，好多树都葱茏着，远远望见青枝绿叶掩映下露出的一角屋檐，几面粉墙，陈光甫突地觉得自己成了个武陵中人，他为乱世之中还有这么个桃花源般的所在，自己把自己感动了。
次日，主人陪同游山。前夜下过一场雪，他们出门时，雪都已经融化得差不多了，惟屋角、瓦楞和道旁的枯草丛中，还有一簇簇的白。雪后的天空，纯澈如洗，蓝得不掺一丝杂质，山间潮润而沁凉的空气，也让人的精神陡地一振。黄席珍说，附近有个花城寺，主持和尚有趣而健谈。他们趁兴找去，和尚有事外出，未能遇见，相约下次再来寻访。
接下来几天，都是冬日难得的响晴天气。主人早起读毕一章圣经，就差佣人来请陈光甫用早餐，然后陪他出游。附近各乡人家，大多胡姓，一看到黄老爷陪客出游，都殷勤让道，脸上皆欣欣然有喜色。还有热情好客的拉他们去家坐坐。黄席珍也不放过传道的机会，一路总在劝人为善，劝人读书，劝人孝顺父母。陈光甫久处繁华都市，忽置身于乡村，终日与乡间人谈话，上海的那些烦心事也全然搁下了，就像服了一剂清凉散，心里涌上一种新奇而又充实的体验。
某日，两人走在山道上，听着鸟声啁啁而鸣，乡人唱山歌，陈光甫胸襟大畅，对黄席珍说：“老兄，这片山林，卖与我一些吧，不须多，有三分之一就够了，处此乱世，能够早一日归隐林下，这一生就万幸了！”主人知是这个红尘客一时谈笑，也自笑笑。
乡间自有好处，但风气不开，生活穷困也是大弊。几天走下来，陈光甫注意到，这里好赌嗜烟者颇不乏人，太阳底下，笼手而谈，比比皆是，而荒山满目，却不知开垦。在他一个受过美国式教育的银行家的眼光看来，好赌、懒惰、放纵，造成这些乡村陋习的原因，就在于人民太无智识，用不着奢谈高深的欧化、都市化理想，首要的是开学堂，先办平民识字运动，认了字，再养成国民的常识，这才是国家根本事业，否则，以这样低素质的国民所组织的农协、工会和政府，于国家无益，还会成为傀儡，被奸人利用。“可惜一般大人先生们下野后，均要将钱到外国去花，研究外国东西，贩运回来，还是要从此下手去做，可叹可叹！”
走在他身边的地主叫了起来：“现在的农民只想着减租，或者不缴租，别的都没心思去做了！”
陈光甫正色道：“现在的农工政策，鼓励工人罢工，农人减租，都是自杀政策！要国家好起来，主事者心里还是要有众生，要多作建设，少作破坏。中国的乡村，目下最要紧的还是开学堂，选择良种，修路开河，把钱低利借给农民，若只是鼓励减租，那不是鼓励好吃懒做，又抽又赌吗？这与城里人多钱而不讲学问，终于入下流一途又有什么区别！”
黄席珍说：“乡下最难的事，就是娶媳妇。沙河乡间有一习俗，每一男婴落地，其母就要设法抱一女孩养为童养媳，如不抱来，待男孩长大成人再要娶新妇就难了，没有一百大洋根本办不下来。就说我家几个男仆吧，一个廿九，一个廿六，一个廿二，看样子都是要一辈子打光棍的了！”
陈光甫说：“是啊，中国的乡村太贫穷了！久而久之，人口愈少，荒山愈多，民情愈窳劣，就愈难治理了。”
一谈到乡村的未来，两人的心情都有些黯然。外头起了风，天色也似乎要变，空气中的寒湿味，似乎也随着暮色加深浓重了几分。黄席珍佯作笑道：“明日就是新年，不说这些丧气话了，今天吃年夜饭，我已吩咐山上各人，均不可做事，晚饭须大家一起吃。”陈光甫欣然说好。
一年里的这场岁末大餐，再加有新客在，主人几日前就已让下人筹备开了。各色菜肴，鸡鸭鱼肉，山笋菌菇，热腾腾摆了满满一桌。黄家是新式人家，让辛劳了一年的佣仆们也都上了桌。佣人们起先还拘谨着，满桌的美味很快让他们放开了，每个人的眼睛面对食物都放射出快乐而知足的光。晚餐进行到尾声，陈光甫要给佣人们分发压岁钱。主人客气推辞了一会，也就由他去了。毕竟辞旧迎新，人人都喜有个彩头，陈光甫赏给黄家仆人每人两元，赏给从上海跟来的仆人九芝也是两元，众人皆一一道谢接过，快乐之色几乎要飞出眉梢。这反而让陈光甫有些内疚起来，这一点小钱，若是在城里，他这个银行家是万万不敢拿出手的。
黑甜乡一夜，也不知有梦无梦。陈光甫一早醒来，只觉舌面发干，头也微晕，想来昨夜喝的几杯家酿米酒劲还未过。正月初一是个雨天，重雾迷山，反正不能出游，他就索性多睡了一会儿，起来洗漱过后，和黄席珍在堂前下象棋消遣。赢了一盘，正待再战，只觉肚中隐然作痛，赶紧跑去如厕。
黄席珍也推枰而起，一脸痛苦状，小跑去找厕所。也不知昨日年夜饭的食物里有不净之物，还是水土不服，俩人都腹痛如绞。黄席珍一迭声地表示歉意。主厨的佣妇也犯了大错误似的，作声不得，倒要陈光甫去宽慰了。可是同桌吃饭的其他人都无问题。年长的一个佣人大着胆子说：“两位老爷吃惯了江水，一旦吃起了山水，江水平和，山水坚硬，才会闹肚子哩！”陈光甫向主人苦笑道：“把一切旧腐之存贮，随同旧年之种种不快，一概排脱干净，由今日起，为新生命之起点，也是身体上、精神上极好之变化。”
话是这么说，一日里解手五六回，拉稀拉得脸色都惨绿着了，这滋味也只有自己消受了。好在雨天毋须出门，将养了一日，把肚子排泻空了，方觉说话也有了些力气。刚觉得有了些胃口，这个宾夕法尼亚大学昔日的高材生，他娇贵的肠胃竟然起了乡愁，思念起了牛乳、面包和咖啡的味道，好在此地与庐山牯岭不远，黄席珍差人去购买，过午就能返回。
陈光甫自我解嘲道：“我等从城里来，身体、思想、见识，都不能与山居生活合拍了。山居虽好，也是要预备好学问，方能享受宇宙天然之乐趣。譬如钱庄跑街的，要晓得市面状况，办银行的，要晓得银行家所应知道的学问，诸如经济学、中外历史地理、法律、中外汇兑等等，居山居乡的人，也应当晓得天文学、气候学，农林学、植物学这四门根本的学问，否则只是游历一场，算不上真正的山居。”
黄席珍笑他，毕竟是书生，山里人粗鄙，哪晓得那么多“知识”，说白了也就“生受”二字。两人腹泻初愈，话头一起，又不免就国人习性一番好谈。陈光甫说：“城里人也一样粗鄙，即以生意人而言，其学术卑陋，风气恶劣，不知进取，比之乡下又好到哪里去？君且看国内大商埠，外国人总是高等的，中国人总要低人一头的，要是在他国，这是要视为奇耻大辱的，可是国人都麻木惯了的，所以中国人乃是半开化的民族！”
看着陈光甫因激愤涨得通红的脸，黄席珍抚掌大笑，“走，下山去，后天就要返回，陪我去山下一个亲戚家拜岁吧。”
他们这日去的，是黄席珍的一个远房长辈家。那家住在山麓，几间土墙瓦屋，屋后还有片竹林，境况也是不差。乡人好客，先上一道红糖茶敬客，再上四小碟乡味，毛栗、豆干、萝卜、甜姜，都是素净的吃食，陈、黄连泻两日，肠胃本已空了，给红糖茶一润，只觉浑身舒泰无比。两人和长辈说话时，这一家的妯娌、孩子都挤到门外来看城里人，隔壁邻舍也有来凑热闹的。这样的场合，黄席珍总是不放过传道的机会，让陈光甫直叹，真是个模范牧师。
这一趟上山下山，走了近十里路，傍晚四点半回山，两人身上都微微见汗了，只觉得全身肠腹都好似洗涤了一遍似的。陈光甫说，初次出海的人会晕海，我这次游山腹泻是晕山，晕山晕海，都是为了让人排除肠胃中的旧积，更换新食物，使合于新环境，可见我们都受Nature（自然）支配，谁也逃免不了。
两天后，正月初四的下午，陈光甫循着来路，从沙河小站坐火车至南浔站，从这里他要前往九江领取信件。山居十日，书信不到，电报电话不通，像一个化外之民一般清静无扰，但这份闲情和闲心马上就要消失了，不必多想他也知道，沪、汉两处的电信，都快要把他的信箱挤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