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看，它是不是宣德的真品？”郭开仪小心地问。
“没错儿。”六爷左看右看，说：“这款识上下还有二龙戏珠纹饰。它这龙鳞、须眉，跟宣德青花瓷、宣德铜炉上的龙纹一模一样。”
对蛐蛐罐不感兴趣的贺墩敏原本红着脸尴尬地站在一边，一听说宣德真品，也凑上前去看。他知道六爷家的案几上摆的就有青花瓷、宣德炉，六爷看东西那是不会走眼的，人家见过。他找六爷，原本是想找后路的。他认为六爷被免职，是因为吃了革命党的挂落儿，现如今革命党占了上风，六爷该复出了。他想着自己家里也有一些坛坛罐罐，说不定也值些银两。瞬息间，他已经打定和郭先生结识的主意。即便是打小鼓的，将来还有用得着的地方。大清国完了，可日子还得过。
“不光是罐儿，还有呢。”郭开仪见六爷喜欢，又从腰间掏出一个小布包，再从小包里取出两个小巧的东西。一个是陶制的，两寸来长，一寸多宽，一寸来高，带着提钮的雕花盖。另一个是瓷质的，核桃大小的薄胎青花浅碟。
“过笼，水盂，养蛐蛐儿还真不能缺了这些。”张猛子说。
“郭先生费心了！”六爷拿起过笼和水盂，仔细赏玩一番，又把它递给张猛子，说：“这东西，得让真正的行家看看。”
张猛子赶忙来接，却不小心碰到了桌上郭开仪放在那里的茶杯。啪的一声，茶杯滚落在地上，摔成了好几片。
“哎哟！”贺墩敏把地上的瓷片捡起来，朝着张猛子说：“你怎么毛手毛脚的呀？这杯，可不是一般的杯……”
“青花团枝……”郭开仪用不大的声音说。
“我赔。”张猛子的脸涨红了，忙说。
“这可不是几个大子儿就能买的。”贺墩敏一撇嘴说。
“哪儿的话呀？”六爷说，“不就一杯子吗？什么赔不赔的？”他一边叫李来喜打扫了碎片，一边安慰张猛子：“这杯子，值不了几个钱。家里人常年都会打几个。你们还挺当回事儿的。”
说话间，饭馆里的伙计来送盒子菜了。
“六爷，那我就先回去了。”贺墩敏知道自己是局外人，不好留下来蹭饭吃，便起身告辞。
“不用走，都吃了饭。”六爷终于正眼看了贺墩敏，说：“这罐儿，不比大清国有意思？”
六爷发了话，贺墩敏也就不敢再提走的事了，不然的话，他可不情愿和平头百姓同桌共食。
店铺的伙计把一个大圆盒子提到桌上。打开盒盖，只见里边分多个格子，格子里分放着熏鱼、熏鸡、熏肝、腊肉、酱肉、卤肉、香肠。
“这就是盒子菜啊？”张猛子说，“真够丰盛的。”
六爷吩咐李来喜去拿南路烧酒来。
喝着烧酒，吃着盒子菜，张猛子又问：“这烧酒就是衡水老白干吧？”
“烧酒哇，分高粱烧、麦烧、玫瑰烧、茵陈烧。”贺墩敏爱喝这一口儿，一提就来精神，“真正喝酒的就喜欢‘干烧’，它一点就着，能烧干净，所以叫‘干酒’，也叫‘白干’。烧酒也不止那么一种，还有长乐烧、南路烧呢。六爷家的这酒就是南路烧，出自大兴县的黄村、采育和礼贤。你们大伙儿可能还不知道吧，六爷当年还任过顺天府南路知同呢。南路烧的名，就是从这南路来的。顺天府的东、南、西、北四路知同，分管二十四个县。”
“莫提从前。”六爷说，“要说南路烧，还得数海子角的裕兴烧锅所酿的为佳。”
“我看满京城的酒铺都挂着南路烧招牌呢。”张猛子说，“都是从黄村那边来的？”
“那就不见得了。”六爷笑说，“酒车进城，不管是进永定门还是走左安门，都得过崇文门交税。挂南路烧酒的牌子，就表明酒是从南边进来的，上过税的。”
“只要挂个牌子就行。”贺墩敏说。他一直在衙门里当差，自然明晓其中的奥妙。给衙役使了钱，不交税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哦。”张猛子恍然大悟，说：“肯定有不少冒牌！”
天完全黑下来了，雪越下越大，李来喜已经在炭盆里加了几回木炭。屋里的四个人都喝得醉醺醺的，贺墩敏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还喊着：大清没了……明儿我……我、我也玩、玩蛐蛐儿了……
六爷从沉睡中醒来的时候，发现屋里一片昏黑，窗外却透着白光。他起身披衣，走到堂屋拉门一看，只见雪霁月出，月光下的院子里泛出冷森森的白光。一股寒风吹进来，让他打了个寒噤。他赶紧把门关上回到里屋，重新钻进被窝，却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
虽说风声早起，但听贺墩敏说宣统退位的消息，心里还是咯噔一下。只不过，皇上退位不退位的确跟他没什么关系。有关系又能怎么样呢？想当年，不是连光绪皇上都无能为力吗？他愤怒过，悲叹过，然后就眼不见为净了。
年少的时候，他根本就瞧不上那些提笼架鸟就知道吃喝玩乐的宗亲贵胄。他从小习武，精通骑射，饱学四书五经，曾经希图有机会为大清国的振兴尽心竭力。
光绪二十一年，他刚二十出头，清日签署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了京城，他曾顿足疾首、义愤填膺。不久他就听说有位名叫康有为的举人带头在宣武门外达智桥松筠庵集会，参加的人竟有一千多名进京参加会试的举子。他们将《上皇帝书》递到都察院，提请拒和、迁都、练兵，要求光绪皇“下诏鼓天下之气，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同时提出修铁路、办工厂、开矿山、办学堂、设报馆，从民间推议郎等建议。后来他又在随《邸报》夹带而送来的《万国公报》上看到鼓吹变法的文章，感到很是兴奋。
第二年，他参加了由珍妃的师傅、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的“强学会”。那时候，他三天两头跑到后孙公园，或者到松筠庵去听会。光绪二十四年，光绪皇帝终于下了《明定国是》诏，康有为被命为总理衙门章京行走，力主维新变法的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以四品卿衔为军机章京。新政推行，变法开始，他觉着大清有救了。但不久他就发现朝廷内部有异动。先是皇上的师傅翁同龢被太后解职，送遣回乡；而后太后把她的亲信荣禄任命为执掌京畿军政大权的直隶总督……
他翻过身来，发现纸窗外的亮光已经暗淡下来，屋子里一片漆黑。大概是阴云又上来，把月亮遮住了。朝廷也是一夜之间风云变幻，实行变法一百零三天，光绪皇上突然被囚禁在南海的瀛台小岛上，紧接着就是大搜捕和大开杀戒。可怜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和康广仁六人，被押到宣武门外的菜市口问斩。那天他脱了官衣，穿上普通百姓的便服，混在人群里去暗祭这几个与他志同道合的人。他看到的是血淋淋的场面——人头落地，血溅四周；那些在刑场四周围观的人，纷纷跑上去蘸人血馒头，后来又拥上前撕抢死者的肉身。那场景，叫他毛骨悚然。为了大清国，也为了大清百姓，那六人竟然落到这种下场！
又过了几天，他被人带到宗人府关押起来，若非他家的亲朋好友的奔走相救和念及他是皇室宗亲，且跟参与变法的人没什么直接瓜葛，他很可能会被流放到宁古塔去。但放出来以后他就被革了职，从此成为一个闲人。闲人也好，此时的他，已经万念皆灰。闲来无事，他养过一阵子红子，还喂过一阵子鸽子，后来就迷上了蛐蛐。近些年，玩蛐蛐几乎成为他生活的全部。他不惜重金买上品蛐蛐和器具。两两相遇，勇者胜；胜者扇动翅膀，高唱胜利之歌。他是失败者，却在这里得到了胜利的欢欣。
蛐蛐蛐蛐，蛐蛐蛐蛐……
他忽然听到了蛐蛐的叫声。翻了一下身，坐了起来。蛐蛐声没有了，他听到的只是屋外呜呜的北风声。
那年皇上光绪驾崩了，第二天老佛爷慈禧也死了。醇亲王府的一个几岁的孩子登上皇位，新皇溥仪的阿玛载沣当了摄政王。和袁世凯有卖兄之仇的摄政王很快把袁世凯罢黜了，而后就重用和提拔了许多宗亲贵胄。有人劝他去到宗人府，或者直接求见摄政王，借此用人之际，不要说官复原职，闹个二三品大员也说不定。他斜了人家一眼，扭头就走。他知道摄政王用了一大批昏庸老朽，这其中既有他叔叔、大爷一辈的，也有他爷爷一辈的人。他看不出凭着这帮人，还能闹出个什么名堂。果不其然，三年的时间，说完就完了。
从夏到秋，从秋到夏，他已经不再年轻。他曾经空叹生不逢时，也曾经安于自得其乐。现如今呢？屋里屋外一片漆黑，他呆呆地瞪着眼睛，只等天亮。
民国以后，纳巴赫像许多旗人一样，为了避灾躲祸，一家子都改名换姓了；但此前被人惯称的“六爷”还被人叫着，只不过其前多了一个“金”姓。其后不久，他又把家从内城搬到了前门以外，广亮大门的三进四合院也就变成了金柱大门的两进四合院。
搬了家，金家并不显得窄巴。金六爷的福晋在几年前患病过世，大闺女早已出嫁，大少爷金俭在前几年就留洋去了。现如今，金家除了六爷和他的二少爷金佳以外，只留了一个厨子和多年跟随他的李来喜。
家小了，人也少了，但金六爷还惦着份蛐蛐的事儿。到了初秋，他按照张猛子的说法叫人在腾空的西耳房里砌了火炕。又把预备好的瓦盆放在院子里的太阳底下晒了好几天，然后一边在自家的铁锅里炒黄砂，一边在太阳底下晒细泥。炒完砂，晒完泥，取黄砂一份、细泥十份，均匀掺和，在瓦盆里铺了四寸厚的样子。一切准备妥当，他把张猛子选的几只体壮身形好的公、母蛐蛐，放在火炕上的枝叶里，等候它们自寻配偶，自行“过蛉”，自行甩子。临近年底，幼虫出来了。刚开始孵化出来的幼虫形同小蚂蚁，身子却是乳白色的。金六爷按照张猛子说的，喂它拌湿的羊肝粉。八天以后，等它们脱了一次壳后成为“赤膊丁”，就开始喂糖粥。等到赤膊丁的牙齿尖利以后，又换成白米饭粒。赤膊丁完成七次脱壳以后，成虫就变成了橙黄色，翅膀变出来了，但还不平直，只是卷在背上。为了防寒气，金六爷早早地给它们分装在盆底垫衬了草纸的新塘泥土盆里，并在盆盖下再衬压一张厚草纸。他得意于自己亲手劳作的成果，就像得意自己的初生之子。
转年，民国八年四月初五，也就是1919年5月4日这一天，金六醒来时发现太阳已经照在屋顶上了。昨儿晚上他做了一宿的梦，梦里都是去年份蛐蛐的事。由于起得晚，金六爷把早饭都免了。直到吃午饭的时候，他才发现起身后就没看见二儿子金佳。现如今，他身边就这么一个儿子了。大儿子金俭在几年前要到日本上早稻田大学，他坚决不同意。倒不是反对儿子出国造深，早在光绪年间，他就接受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但他就是不让儿子到仇家日本去。用他的话说：去哪国都行，倭寇那边就不用考虑了。后来金俭选择了法国。大儿子走后，他对家中的老二看护得很严，一直告诫老二不要参与政事，将来也不许到官衙里去为官。去年暑假，老二要和北京大学的同学们一道去外地搞什么活动，被他拦住了。甭说上济南、上海，就是天津他也不让去，愣是把老二关在了家中。今年春天，老二要给学生救国会办的《国民》杂志捐款，找他要钱，他不仅不给，还把老二骂了一顿。骂是骂了，事后他却悄悄把一包大洋塞给了李来喜。金佳一见喜出望外，因为他要的是五块大洋，他爹给的却是三十块。其实金六爷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无论是郭开仪还是张猛子，包括送水的水三儿，都经常把外边发生的事情和小道消息说给他听。贺墩敏来了，也会不时地念叨时局，这小子在民国政府里又找了份差使，得到的消息更快一些。关于巴黎和会的消息他早就得了信儿，作为战胜国却要把战败的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交给小日本，哪有这个道理！至于在和会上进行外交交涉的事情，他从一开始就不抱希望。弱国无外交，指望着列强发善心，那无异于与虎谋皮。从老二的只言片语里，他能感觉到年轻人的愤怒情绪。小日本欺人太甚，可他又觉得一帮小孩子闹不出个名堂来。想当年公车上书的不也是年轻人吗？后来怎么样，还不是血染刑场？至于他家的老二，向来循规蹈矩，可这天一没见，他也就不能不问了。
“二少爷昨晚上没回来。”李来喜说话有点吞吞吐吐的。
“他干什么去了？”金六爷皱了一下眉头，满脸不高兴。
“他，他回学校了。”李来喜回说。
“今天不是礼拜天吗？”金六爷说，“他还到学校干什么？”
“大概是……好像是……”李来喜吞吞吐吐，最后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
金六爷正在喝茶，郭开仪来了。今非昔比，仅仅几年间，郭开仪已经从走街串巷打小鼓的变成了有店铺的古董商人，这从他的穿着紫缎长袍和头戴的黑呢礼帽就能看出来。金六爷把郭开仪请到正房的堂间，刚落座，张猛子也来了。落了座，张猛子刚端起茶杯，贺墩敏就匆匆地闯进来，兜头就问：
“哎，二少爷在家吗？”
“怎么？”金六爷眉头一皱，实在是觉得贺墩敏来的不是时候，又听他进门就打听二少爷，又很感奇怪。
“都说学生要闹事儿，城里边到处是警察！”贺墩敏说，“今儿个可别让二少爷出门。”
“我来的时候可没见着街上有警察啊。”张猛子说，“您这不是瞎咋呼吧？”
“这边儿没动静，可前门里边已经是三步一岗了。”贺墩敏说，“昨天我就听京师警察厅的人说了，学生可能要上街游行。”
“我倒也听说了。”郭开仪说，“好像是日本人要占胶州湾的德国租界地和山东铁路。”
“凭什么呀？我们也是战胜国！”张猛子说，“去年年底，东单牌楼那边给德国人立的石头牌坊不是搬到中央公园去了吗？”
“就是这个理儿。”郭开仪说，“学生不答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