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德兴（以下简称“单”）：各位海内外的朋友好，欢迎参加这场盛会。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能邀请到哈金先生来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发表演讲。平常欧美所的演讲都安排在对面的会议室，今天则特别准备了这个大会议厅，因为我们知道哈金先生的演讲会吸引很多人。这几天大家从媒体上知道哈金先生来台参加2010年台北国际书展的消息，而我在去年知道他要来台北之后就积极联系，邀请他到中研院发表演讲，因此要感谢他接受我们的邀请。促成今天这场盛会。哈金先生的生平和作品许多人都耳熟能详，在座的若干学者还研究哈金先生的小说和诗歌。
我先简略介绍一下。哈金先生本名金雪飞，1956年出生于中国辽宁省，未满十四岁就加入解放军，五年后退伍，先在佳木斯铁路公司工作三年，1977年中国大陆的大学开放后，考入黑龙江大学。本所前所长李有成先生前年访问黑龙江大学时，在校史馆看见哈金先生的照片，因为他是该校的杰出校友。他在取得学士学位后，1984年又取得山东大学英美文学硕士学位，接着前往美国布兰戴斯大学（BrandiesUniversity）深造，取得英美文学博士学位。所以哈金先生是英美文学科班出身，但是现在大家认识的主要是作家哈金，因为他决定在美国居留后就以英文从事文学创作。
哈金先生在不同的访谈和文章中都谈到用非母语写作的辛苦。在座很多外文系的老师和同学，深知要用另一个语文写作本身就很困难，何况是从事文学创作，更何况是写出那么多的好作品。赢得那么多的美国代表性奖项，包括美国国家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美国笔会/海明威奖（PEN/Hemingway Award）、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PEN/Faulkner Award）、亚美文学奖（the Asian American LiteraryAward）等等，即使对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来说，这些都是颇为难得的成就。哈金先生以非母语的英文从事文学创作并得到这些奖项，绝非偶然，除了gife（天赋）之外，还有discipline（纪律）和perseverance（坚忍）。哈金先生在与我的访谈中说过，有些作品他改了超过三十遍。去年底我在夏威夷访谈当地作家时，也曾把我与哈金的访谈稿送给他们。其中一位在细读之后，特别为哈金先生不惮其烦、改而又改的认真态度所感动，表示给自己很大的鼓舞。
哈金先生的作品除了诗集之外，在台湾几乎都有中文译本。其实，他的作品已被译为三十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发行。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能邀请到哈金先生来中研院现身说法，现在就让我们一块热烈欢迎哈金先生。
哈金（以下简称“哈”）：谢谢。非常高兴来到中研院这个学者如林的地方。因为德兴邀请我来演讲，我就给了个题目，但是这个题目很大，而且今天的场合也很庄重、正式。但我今天是以一位作家，而不是学者的身份来演讲，主要是讲书是怎么做成的，特别是关于历史事件的书是怎么做成的。我的时差还没调整过来，如果讲错了，或者有什么牛头不对马嘴的地方。还请大家原谅。我也会留些时间跟大家互动。回答各位的问题，有些互动，就是stimulate（刺激），能让我精神更好，也讲得更好。
我想是从去年（2009）开始，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之前，出现了两种关于历史的叙述。一种是在大陆，像《建国大业》那类的电影。几乎所有华人影视明星都共襄盛举，不计酬劳，像成龙在里头只是饰演个记者。或像《解放战争》那类的书，都是关于大历史的叙述。另外一种历史叙述则在台湾出现，像龙应台的《大江大海》。
我认为大陆的这种叙述应该叫英雄叙述。英雄叙述有一种传统，而这种传统出现过伟大的作品。最早的像是希腊荷马的史诗《埃利奥特》（Homer,The Iliad）、罗马弗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Virgil,The Aeneid），这些都算是一个文明中基石性的作品。《埃利奥特》一开始就歌颂战争。歌颂一个作战的人。这很明显的是在赞颂一个种族、一个民族、甚至一种文化。这种作品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在一个文明形成之初需要英雄。需要英雄叙述。需要振兴这个民族。
我个人认为，这种英雄叙述现在已经过时了，因为它是相对保守的一种现象。除非在两种情况下谈英雄叙述才有意义：一种是当一个民族正在形成时；一种是民族受到压迫、侵略时，需要整个民族一起抵抗外来侵略。除了这两种情况外，很难说明英雄叙述有什么意义。实际上，从大陆近来的现象中。可以明显看出有政治的制约，比方说《建国大业》中，毛泽东的两个女儿都出现了。但妈妈江青没出现。我们试想，如果几年之后江青的名声改变了。那作品怎么办？换句话说。这个作品只能顺应当前时下，为眼前的政治服务。这是一个糟糕的例子，作品自身没有多大的生命力。意识形态上也有问题，因为中华民族不是正在形成的民族，眼前也没有受到外来的侵略。我个人认为。一个民族的民族主义如果不停膨胀，就容易造成极端。进而变成帝国主义。所以就意识形态来说，这种英雄史诗的叙述是非常危险的。而一个作家如果做这种事，往往也是非常浪费精力和生命的。
在台湾方面。这几年也有一些代表作。比方说齐邦嫒的《巨流河》，但我刚刚开始看，所以不能多谈。倒是龙应台的《大江大海》刚出来。我就去波士顿的书局买了一本，仔细看了。这是另一种叙述，是历史事件中的集体叙述，和英雄叙述刚好相反。我想龙应台在这本书中，是想透过这种大叙述来容纳许多不同的个人，来创作另一种历史，也就是说，这种历史不光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这本书最大的优点是。它有很多的情节和细节，透过这些细节，人们就会意识到这本著作的生命力。
细节是不会被时间融化掉的。我自己是写小说的。因此对细节特别注意。好比说，诗人痖弦的母亲临终时告诉身旁的人：“你告诉我儿子。我是想他想死的。”这是很小的细节，但这种细节并不会随着时间、历史、政治而变形。或被慢慢消磨掉。这本书里有许多这样鲜活的细节。比方有个民夫为国军做事。他穿的衣服上头写着“代马输卒”，我想翻译成英语应该是“human horses”。人民在这里是什么样的价值？一方面是非常funny（可笑的），另一方面是非常悲哀的，因为人怎么代替马来做运输粮食辎重的小卒呢？这种细节非常多，非常细微，也非常有价值，在一般的历史书中是不容易被保存下来的。总的来说，从写书的角度来看，龙应台这本书是透过说故事来说给她儿子飞利浦（Philip）听的，直接读者早已在这本书中了，别人只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听故事。靠着这种叙述，龙应台把所有的集体经验。甚至失败者的经验，归纳起来，成为一体。这非常有价值，特别是历史价值，因为一方面在很多人中找到共同点，另一方面是英雄叙述史诗的反向而动现象。我觉得这是非常实时，也是必需的。
还有一种叙述是我今天要讲的：个人的故事。其实，个人的故事主要是写小说。也就是写个人的故事。透过一个人的经验来折射、反射当时的历史经验，而这从长远来看。就是对人生的一些基本现象进行思考和发问。这是另一种叙述。其实龙应台的书中有好多精彩的事件，英语叫episode。这些事件认真做的话，可以做成很好的小说。我举几个例子。大家都知道的萧万长。八岁时病了。有个叫潘木枝的医师救了他的命。后来国军把潘木枝抓去枪毙，大人都不敢靠近，萧妈妈就要这孩子去给他上个香，而他就去了。如果拿来写小说的话。这情节会是核心情节，会不断地出现。但这个事件不光是个人的。好比它对个人，甚至是最小的个人。对这个小孩的心灵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而且潘医师也有孩子，那这个孩子和那个孩子会有什么联系？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他对社会有什么看法？对社会有什么决策？背后还有这些大的故事。当然萧万长是名人，我们不能乱猜瞎编。但假若这是关于一个普通人。那么就会有很大的空间，可以用我们的想象来创造另一个故事。我觉得最难的是，如何透过这个故事也好。想法也好。来创造一个心灵，以及透过事件来呈现这个心灵的历史，透过想象让这个心灵在社会和人生历史中表现自己。我想这会是一个长篇的案例。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金门的一个吕老太太，她原来是卖鱼的，先生和儿子负责打鱼。大概是1950年的某一天。她去厦门卖鱼。突然间海岸封锁了，她就再也回不来了。她的家在金门，当时还不到中年，但此后就待在大陆，一待待了六十年，音讯全无。后来吕老太太回金门去找她的家，发现她先生、儿子都不在了，家也没了。只剩下两块没人要的石头。我们可以想象中间发生过的事件，一个中年女人，就如此变成一个老太太，孤苦无依地活到了一百零五岁。她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当然也可能很平淡，没什么大事件，但我们要是做小说，就可以创造出很多重要的事件，透过创造plot（情节）。像是人生的曲折，我们可以看见另一种叙述，也就是个人的声音。
我想强调为什么一个人的声音这么重要，因为文学不脱两个基本定律，一个是普世的（u-niversal），一个是特殊的（particular），这是两个最重要的目标。我们总是透过一些特殊的、具体的、小的细节。表现普世的、永恒的东西；也就是从具体的事物开始，再慢慢延伸到永恒的、无限的境界。用艾略特（T.S.Eliot）的话来说，就是“Only through time,time is con-quered，”这句话来自他的长诗《四个四重奏》（Four Ouartem）。我觉得这是部谈写作的伟大的诗。而“Only through time，time is con-quered”说的就是：唯有通过时间、历史，才能超越时间、历史；然而必须从具体的人与事出发，才能真正超越时间、历史。从这个意义来说，文学的角度或方法，应该是从个人开始。一般的作家，特别是文学作家，都会认为。愈个人就愈普世。因此，虽然我们都说特殊的和普世的，但是不能把这两个拆开。因为必须透过特殊的才会有普世的，所以个人的故事是最重要的。
我们的文学传统往往是讲家族的，当然《红楼梦》讲的比较大一些，但很多当代、现代的长篇小说基本上都是家族故事一一尽管家族在当今中国没有个人那么重要。我想还有个问题是，中国的文化现在到了一个状态，当今中国的经济和政府都很强，但文学和文化还是没有走上国际舞台，很重要的原因是在经验表达和书写方面。世界上别的语言和别的人民是难以掌控的，毕竟语言是作家用来表达个人特质的。但往往我们的作家是居高临下地进行创作，从上而下地去描写、去处理。而不是从小的、具体的细节来处理。不是从具体的事物来表达广阔的世界。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认为个人的故事中有不同的个人。有的是很重要的个人，像是我可以写慈禧太后、写江青、写毛泽东、写蒋介石，这都是个人。这是有卖点的。因为一旦你写的是重要的人物，大伙儿也感兴趣，书就好出、好卖。我并不是说这种故事不能写，因为写大人物是一个文学传统，从一个人的故事表达一个集体、一个国家的历史故事。但我想说的是还有另一种文学传统，由果戈里界定的，专写名不见经传、普普通通的小人物，代表作就是《死魂灵》。
《死灵魂》第七章一开始，在一段结束后马上就谈写作。书中提到有两种作家。一种专写英雄人物，与众不同、一举一动都非凡的人物，甚至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人物，而这种作家也容易受到别人的尊敬，像上帝一样被别人供起来。叙述者说有什么十六岁的姑娘都为他晕倒。但作者笔锋一转，下一段说还有一种作家，随便抓了一个人，把人间的龌龊卑鄙全写在纸上。这样的作家是比较倒霉的，因为他把众人都吓住了。有人说这样不美，这种作法是对众人的侮辱，而且作家自己做的也是这样龌龊卑鄙。但果戈里又反过来说，可是读者不明白。显微镜和望远镜是一样微妙的。这种玩笑也有它的抒情强度。整个第七章一开始就是说这两种作家。最后作者说。他要以那种含着眼泪的微笑的方式来写作，写这种普普通通的人。
这是世界文学史上很重要的时刻，因为有了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才会说“我们都来自果戈里”。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那些人物，都不是史诗的英雄。而是普普通通的人物，他就写他们心里的挣扎和痛苦。但是透过这种写法也能达到一种高度，这也是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豪迈地在《卡拉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的最后一页说：“他们有哈姆雷特（Hamlet），我们有卡拉马佐夫。”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英文里有莎士比亚，而我们也有和你们一样份量的作品。这是一个写法。我个人认为这是真正现代的，而现在也已成为一个传统。也就是专门写小人物的传统。这个传统描写普普通通的生命。传达生命的琐碎和卑微，透过这些来表达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