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那几年被借调到指挥部工作,我才有幸亲眼见证了新机场这一现代化高科技综合建筑群,是怎样一天天地在那荒无人烟的偏远地区从无到有拔地而起的。这年金秋十月,盛况空前的新机场通航庆典大会,终于在万众瞩目中落下帷幕,老机场也从此正式对外宣布关闭停用,民航人由此翻开了历史崭新的一页。从最初的选址、立项、征地,到工程项目招投标和全面投入建设,再到后期的竣工验收,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布局合理、功能完善、设备齐全的现代化新机场了,我几乎看到所有人都是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在他们脸上很难找到一丝眷恋和迷茫,有的只是兴奋和压抑不住的窃喜之情,好像在转场搬迁以后,每个人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实惠。比如一批同志被提升了职务,分到了一套三居室的新楼房,比如办公和住宿条件大大改善,十几辆新购置的丹东黄海空调大巴,让职工上下班感到无比舒适(其前提自然是局领导们的专车也都随之更新换代),甚至就连职工食堂的伙食标准也似乎今非昔比了。
现在回过头看,我在指挥部那段度日如年的日子,自己就像个漂泊的过客,从调去的第一天起就开始掰起指头,盼望着结束的那一天早些到来。总的说来,这段工作经历给我留下的印象并不那么深刻。但也不是完全无迹可寻的,这期间我稀里糊涂入了党,稀里糊涂跟老婆分居了几年,然后无可奈何离了婚,也稀里糊涂得罪了一些人,又稀里糊涂成了另外一些人的座上客。不过,这些年我跟指挥部的傅主任的关系倒是密切了些,其实,傅主任一开始对我好像也存着些戒心,只是工作上的正常交往,直到后来发生那场重大车祸以后。
当时我们一同乘坐指挥部的一辆金杯面包车往新机场赶,后来听说我们的司机头天在麻将桌前鏖战一宿,早晨出车人犯困,我们的车就跟一辆迎面驶来的东风大卡亲密接触了。司机当场断了两条腿,车上十几个人也都不同程度受了伤。傅主任因为坐在副驾位置上,他的伤势非常严重,五条肋骨断了,内脏还有小量的出血,还好,命总算保住了。我想自己可能是老天保佑的缘故吧,才有惊无险,只是轻微受了些擦碰之痛,休息一下也就没事了,后来我在医院精心陪护了傅主任一段时间,端屎接尿可以说无所不为。好像就是从那以后,傅主任对我开始另眼相看的,工作之余主动跟我聊天谈心。
我想这大概是一个人在经历了一场巨大的生死考验之后,会忽然看清楚很多事情,对人生和他人的看法也就变得清澈起来。傅主任后来身体慢慢恢复了,他主动问起我的组织关系问题,我也照实回答,说自己不太想入。可他劝我还是入了好。傅主任本来又兼着指挥部机关党支部书记,他给我找来别人的一份入党申请书,让我私下里照着抄了一遍,然后签上我的名字,交给他就完事了。我发现傅主任这个人其实对下面的人还是挺不错的,大伙平时家里有事请个假什么的,只要工作不很忙他都会欣然同意,年底评选先进也是极力推选办公室其他同志,不像有的领导见好处就上见利益就往自己身上沾。我在指挥部工作的第一个年头里,被任了副科级科员,到最后一年上又给了正科级待遇,组织关系也由入党积极分子发展为预备党员。我知道这些都离不开人家傅主任对我的不断提携和特别关爱。
在指挥部工作几年,我确实跟机场的齐局长接触的机会也相对多了一些。他是第一副总指挥,因此隔三岔五就会从老机场过这边来开会研究事情,当然主要是等他来拍板。指挥部专门为齐局长准备了一间办公室,齐局长因为身兼两职,日常局里那个摊子离不开他,自然也就不会在这边坐班,所以平时都是由我负责收拾整理的,诸如打扫卫生准备开水呈送文件通知开会,甚至提醒局长去食堂用餐等等,都是我的工作。
有时我觉得自己简直就是齐局长的另一个贴身秘书,指挥部这边逢年过节会发一些比较丰厚的福利,除了现金以外,那些东西多半都是由我负责扛到齐局长家的。当然,我这个“二秘书”仅限于在指挥部这边,到了局里我又成外人了。怎么说呢,齐局长总是留给我一种若即若离的印象,有时候觉得他对我确实很关心的样子,见了面会主动询问一两句我的工作情况;可更多时候,我觉得我这个人在他眼里跟一般职工没有丝毫区别,仅仅是一个普普通通可有可无的工作人员,好像我来指挥部工作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这就不能不叫我感到茫然了,有时我甚至想,也许齐局长事情太多,早就忘了我这档子事了,我到底算人家什么人?他干吗非要把我记得那么清楚!这样一想,心里反倒豁然开朗,既来之则安之,混一天是一天呗。
指挥部办公室的日常接待任务非常繁重,总局管理局还有地方计委的有关领导,时不时会莅临现场检查指导工作,还有地方建筑行业的监督部门,通常是一拨刚送走另一拨又来了,我们忙得不亦乐乎。指挥部相应出台了一整套接待管理办法,主要是依据局里以往的接待标准和档次,每次接待任务都由傅主任亲自挂帅,由我们下面几个具体办事的负责迎来送往,包括预订客房和餐宴等事宜。傅主任做起事来就像管理文件档案那样,头脑清晰条理分明一丝不苟,后来出了车祸他的身体就不如从前了,主要是不能像过去那样放开喝酒了,所以,每次遇到接待的事,他总把我带在身边,在酒桌上我通常扮演傅主任的专用侍卫,替他斟酒(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偷梁换柱地给他往杯里倒矿泉水),如果齐局长在场,傅主任会事先交代我要丢卒保车,也就是说我必须全力以赴保证齐局长不能喝多了,自然我也不能让傅主任多喝一杯酒,这样一来他们俩的酒往往都灌进我的肚子里了。
其实,在指挥部我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或者说,我就是别人的一副肠胃,替人盛酒消醉,把痛苦埋藏在肚子里,夜里烂醉得像一条死狗。因此,很多时候,我一点儿也感觉不到这就是齐局长曾经说过的锻炼和机会,我甚至早就把他的话抛到耳朵后面,让那些好听的话都见鬼去吧!我能感觉到的,就是自己的酒量越来越大,我不光能喝白酒啤酒和干红,而且还能把几种酒掺和在一起喝下去,再后来发展到两天不喝酒人就有点萎靡不振,做什么事情都无精打采的。时间一长,我就臭名远扬了,只要是指挥部这边的酒局,不论大大小小,他们都会惦记着拉上我去凑热闹。他们还会拣最好听的话说,走吧,二秘书,你要不去酒喝得一点意思都没有。这种时候我当然得赏光了,否则他们又会说我眼里没人,整天只知道盯着局长屁股乱转。
到指挥部以后,除了偶尔回局里开次全体大会外,我跟老机场这边的人联系也明显少了。当初我因为是临时抽调到指挥部去工作,所以我的工资一直还是由局里发放的,不过是人在那边干活,又可以多拿一份补贴而已,可这就惹得很多人羡慕得要命,甚至经常遭人嫉妒。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谁也不会在乎指挥部的同志工作条件有多么艰苦,他们只关心你拿了双份工资这件事。有人甚至往上面写信告状,说什么分配不均、同工不同酬、非法挪用建设款项、乱发福利等等。听说齐局长有次在职工大会上专为这事发了一通火,他说咱们局确实有那么一小撮人,眼里整天只盯着钱,脑子里除了钱一点儿奉献精神都不讲。
我到指挥部工作的第三个年头,原来局办跟我关系不错的一个干事任了副主任,估计他是局里当时最年轻的副处级干部,不久这位新上任的副主任又被选送到民航干部管理学院进修去了,再后来人家竟然提了处长;我离开指挥部的前夕,听说郝椿也由人事处的科员忽然调到团委任了专职干事。我并不想也不喜欢去关心别人的事,谁爱升爱提都与我无关,可郝椿的变动偶尔还是会触动一下我的,毕竟我们关系不一般嘛。
我调到指挥部以后,跟郝椿的关系突然发生了质的改变,这却是我始料不及的。以前因为工作原因,她又在局办那边工作,偶尔帮过我一些小忙,我跟她一起开过几次团干部会,大伙也一起吃过几次饭,甚至还跟她单独喝茶聊天什么的,觉得跟她在一起很谈得来。可我毕竟是有家的人,后来我又在闹离婚;她是新分到局里的女大学生,又住单身。我们互相都有好印象,但也就限于朋友间的来往。至少此前是这样的。我刚借调到指挥部,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我呢又两手一抹黑,什么也不懂,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也就把郝椿放在一边了。
不想没过多久,我就在指挥部里接到了郝椿的电话。当时旁边还有别的人,我不好意思问这问那,但心情却非常激动,她跟我约好晚上一起去老地方见个面,听她这样说,我简直有点神魂颠倒了。我知道她说的老地方自然是指以前我们经常喝茶的地方。糟糕的是,那天临下班傅主任突然通知我们,说晚上有个饭局,要请新机场当地派出所的几个头头和干警们吃饭。自从新机场破土动工以后,附近的农民还有一些盲流,经常流窜到工地上偷鸡摸狗,见什么拿什么,夜里还撬了两次指挥部的门和窗子,遇到这种情况就得派出所的人来解决一下,可人家地方派出所跟我们不熟,行动起来难免就迟缓磨蹭,这就需要我们办公室出面协调协调了。
傅主任安排我立刻坐车到市里订餐,那时我因为刚调过来,跟傅主任又不很熟,虽然一百二十个不乐意,可还得遵命行事,心里却一刻不停地想着郝椿,车一到市区我就先给郝椿打电话,可她早就下班了,我又不知道她的传呼机号,也不便于跟别的什么人去打听。这顿饭吃起来就没完没了,我苦于分身无术,如坐针毡。那几个地方公安其貌不扬,可个个都他妈的海量,简直就是酒坛子,我们差点就全军覆没了。难怪老百姓常说,协调就是喝醉,管理就是收费。看来这话半点不假。刚开始我还清醒着,不断告诉自己一定不能喝多了,可喝酒的事由不得自己,到后来连脑子都喝大了,差点把约会的事忘了。等我晕头涨脑打车赶到布坊茶楼,已经10点钟了,郝椿当然走了,一路上我还清醒着,可一进那家茶楼,绷着的神经松懈了,躺在郝椿坐过的沙发上,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好在那个女老板记性很好,又听见我嚷嚷着要找郝椿,才没把我当醉鬼轰出去,反倒冲了蜂蜜水,让服务生给我灌下去醒酒。快到凌晨我才醒过来,听女老板说郝椿一个人在茶楼坐了近三个钟头才离开,把一壶茶都喝白了。我心里很惭愧,急忙打车赶回机场,我在郝椿住的单身宿舍门前徘徊了好大一会儿,最终也没有勇气敲响她的房门。
年头年尾乱七八糟的事情特别多,净是需要去打点和协调的单位,我跟郝椿的见面一再推迟。那天下午我从指挥部坐车回到老机场,趁着天色黑尽了,我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去了郝椿的宿舍。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她的单身房间。房子很小,却布置得很温馨,看得出来花色淡雅的窗帘也是她特意挑选的,里面摆着两张单人床,一张空着,上面放了旅行箱和一些杂物,另一张床郝椿自己用,挂着洁白的蚊帐,床单上有水仙花图案,被子叠得整整齐齐,靠近房门的地方有自来水和面盆,正上方有一根细细的金属拉线,上面挂着几块毛巾和几只空衣架,一副晾小衣物的圆圈夹下吊着袜子、内裤和颜色很别致的胸罩。郝椿显然没有想到我会来宿舍找她,开门的时候她的嘴巴张了一下,表现得很惊讶。
等我进去,郝椿多少有点不自然了,她让我在桌前的椅子上坐下,自己赶紧回头去收拾晾在门口的小衣物,大概觉得有些不雅,嘴里一边掩饰慌张似的问我怎么想到过来。其实那天失约后,我第二天一早就专门给她去电话解释过了,此刻见她这样问,我又说上次的事我很不好意思,一直想当面说声抱歉。郝椿连忙说我没关系,你现在是大忙人嘛。她这样说我反倒更难为情了,就岔开话问她吃饭了没有,我说为了表示诚意请她吃饭,然后再去喝茶聊天怎么样。她终于笑了一下,说吃饭就免了,我怕长肉。我说那就出去散散步,不过天很冷,你得穿厚点。出门前,郝椿让我先走,说她随后。我立刻明白了她的意思,这可是在局里,我们俩若是成双成对出去,万一碰见别人算怎么回事。这样一想,越发觉得郝椿真是善解人意的女孩。我们一前一后一直走出机场路,又故意朝公路走出一段距离,才叫了一辆出租车。我说干脆到市里去,找个好点的地方坐一坐。其实我有点不情愿去那个老地方,那天自己在茶楼里出尽了洋相。哪知我刚这样一说,郝椿似乎马上就心领神会了,她诡秘地冲我笑了笑,说她也不好意思再去布坊了。
汽车在夜色中行驶,到市中心有近半小时路程。我和她都坐在后排座上,一开始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各自看着窗外,想着心事。后来,我发现她的左手轻轻托着下颌,右手很乖巧地平放在自己的大腿面上,那手非常白,手指圆润光洁,不像老婆的手瘦了吧唧,骨节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我的心猛地跳了几下,不敢再看,可又忍不住想看,我干咳着清理了一下嗓子。郝椿转过脸关心地问我是不是感冒了,说你每天早晚跑车要多穿点。尽管就这么简单的两句,我的心里却倏地陡增暖意。在我们都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我的左手在黑暗中准确无误地压在了她的右手背上,顿时感到一种丝绸般的细腻和微凉的质地。她的手指开始紧张地在我手心里跳动,像被捏住的小虫子那样慌乱地蠕动着,然后那只手就鲤鱼翻身般滑滑地反转过来,跟我手心相对了,然后,我们的十根手指完全不再顾忌主人的感受互相交错地纠缠在一起了,像是一群久别重逢的老友。我们谁都没有说话,只是紧紧握着对方的手,手指们不停地耳鬓厮磨,我们彼此都侧过脸来凝望着,用最微妙的眼神默默交流,任凭汽车疯野地驶向对我们俩来说早已经不再重要的任何一个地方。
那天我们俩到底去了哪里、吃了些什么、怎么玩的,好像全都不记得了,反正疯了很长时间,我能记住的就是一路上我都抓着她的手,生怕那些柔若无骨的手指会从我手心和指隙间溜走;我还记得郝椿不止一次羞涩地对我说你轻点把人家都捏疼了,可我还是没有松开。再后来天空好像飘起了雪,那时我们像两个长不大的孩子,正沉浸在无比欢愉和幸福的氛围当中,雪花挂在她的发梢,这使她看上去像极了童话里的女子。就在我专注地凝望她的时候,她却在我不经意中从地上团了一小球雪,调皮地塞进我的衣领里,我惊呼着猛地将她从地上抱了起来疯狂地旋转,她在我的拥抱中发出动人的咯咯声……
随后几天只要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满脑子都是郝椿娇柔妩媚的样子,我的魂儿全让她带走了,我像一只空空的壳,连喝茶看报都没有兴趣,一心只想着晚上要去见她。有一天好不容易熬到下午3点,傅主任他们几个领导都去政府办事,正好工地有辆顺路车要进城去,我就跟其他同事撒谎说老母亲最近身体不太舒服,想早点回去。车到市里我先跟郝椿联系,她说今天她很忙,要参加一个人才技术交流会,估计还要吃饭肯定到晚上了,郝椿让我回家等她的电话。我很失落,好不容易早早从指挥部跑下来,可没想到她却没空。最后只好灰溜溜跑回家来。
家门钥匙插进去拧了半天,也打不开,以为插错了,又拔出来细看,确信无疑,再插进去要拧,锁却从里面响动了一下,门开了,出来的竟然是个男人,脸色红润,头发有些乱,他冲我很奇怪地笑了笑,说回来了,我还有些事,先走一步了。一时把我弄蒙了,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我正纳闷时,老婆也从里面出来,脚上趿着拖鞋。我疑惑地走进房间,单凭男人的第一直觉,便已感觉到了家里那种不同寻常的气味。我直奔卧室而去,被子胡乱铺在床上,又似乎是刚铺好不久的,上面有明显的新褶皱。我正狐疑不定,听见老婆关门的声音。
她走进来,却没有看我的脸,只是随口问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我没接她的问话,反问,那人来我们家干什么,你怎么不上班?老婆显然听出了我的意思,她只看了我一眼就把目光撇向别处,嘴里支吾说下午不舒服,我没去,领导以为我病了,顺便过来看看。我说是吗?他可真懂得关心女职工呀!她不再出声,趿拉着鞋转身进了卧室,我听见她好像使劲把被子抖出扑扑的响声,然后她就躺下了,床跟着发出吱吱声,她早就拿定主意不想再搭理我了。我在客厅愣了半天,仿佛这里根本不是我的家,连沙发我也不想坐,一切都让我感到恶心。我闭上眼睛,回想刚才被反锁的门,那个男人额头挂着的愚蠢的红光,以及卧室里异样的气息和她躲躲闪闪的目光,我明白这里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者说,在我的家和我的床上曾不止一次上演了什么,只不过今天我才有幸撞上。我在客厅傻站了老半天,室内不知不觉就昏沉了,冬日的残阳在房间里稍纵即逝,我知道过去的时光再也不能挽留了,天要黑了,我的眼前一片浑浊。我想发作,我想发火,我想骂娘,可我不知道该冲谁去,最后,我只是自嘲似的冲墙壁冷笑两声,然后气急败坏地甩门而去。
我也多次试图要跟老婆把婚离了,可老人后来知道了我们俩的事总是哭天抹泪的,实在让人于心不忍,老婆的态度就更暧昧不清了,看不出她是想还是不想,或者,她还没有彻底想好跟我离了她今后该怎么办。老婆跟那个男人关系很快就不再是什么秘密了,她几乎公开做着她的领导的情人。航油公司从局里分出去以后,她就不在检验科做化验员了,而是被莫名其妙地调整到办公室做了一名文秘,其实就是收发报刊给领导送送文件什么的,形同打杂,可她高兴得跟过年似的,走起路来头昂得老高。后来我从一些风言风语里隐约得知,老婆经常以送文件为由钻进领导的办公室里很长时间也不出来。而我也一次次开始主动去找郝椿,有时我甚至有种很荒唐很阴暗的念头,那就是我要把在老婆身上失去的一切从郝椿这里加倍索取回来。这样一来,又无形中增添了我的内疚和罪恶感,我感到自己非常肮脏,内心充满了迷茫的痛苦和无奈,我是那么害怕见到郝椿,又那么夜以继日地想着跟她在一起的所有快乐时光。以前我不大相信一个人会发疯,现在我确信也许自己会有那么一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