拂晓时分，如同无形的野兽，毒气开始扩散，狡猾而沉寂，悄无声息，无所不至。灰色的烟雾袭击了洛杉矶，吞噬了矗立的高楼与街边的汽车，太阳也变得模糊不清，让人们失去了对于方向的所有感知，除了脸上烧灼般的刺痛！然而，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这种神秘的烟雾将使绿意盎然的地球陷入恐慌，使“绿色”从一种颜色变成人们奋斗的目标。首当其冲的是，全城的人都得默默忍受烟雾带来的折磨。吸入的污染物质威胁人们的健康，无论他们是否有过敏史，都会产生急性过敏反应——眼睛红肿、喉咙嘶哑。他们紧握手帕，渴望知道答案。1943年7月8日，从格兰德大街（Grand Avenue）到联合车站的人们都在喃喃自语，惊讶于这突如其来的烟雾。他们很快就愤怒起来，想知道谁应该为此负责。这转瞬间出现的霾如同幕布般笼罩一切，美好的一天就这么被破坏了。几小时后，原本该是一个湿润的西海岸城市的早晨，被烟雾彻底毁掉，如同一场被工业大火无情摧毁的派对。
街边，人们试图从有毒的烟雾中逃出的画面构成了触目惊心的一幕。视线不清的司机紧张地左右避让着，妈妈抓起受惊的孩子躲进路边的大厅避难。行人都艰难如此，对于那些疲于指挥公共交通的警察来说就更是不堪设想，更别提那些悬吊着的洗窗工人了。市区的景象不得不令人想起令人心悸的伦敦烟雾，只不过，这次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以下简称“加州”）南部。一个阳光明媚的城市，就这样被无情地淹没在烟雾中了。
混乱中关于战争的谣言疯狂传开——这像是化学武器攻击，可能是日本人发动偷袭的第一步。这会是继珍珠港事件以及日本海军对圣巴巴拉市（Santa Barbara）的袭击之后，对洛杉矶的一次攻击？接下来会是芥子气吗？不到两小时，这黑色的烟雾变得越来越浓，并持续蔓延，向着北部富人居住的山坡地区进军。那里紧邻着覆盖茂密松树的国家森林。自20世纪初以来，刺激性的烟雾时不时地出现在中心城区。但是，由于蓝带委员会的原因和完备的针对烟雾、煤烟等污染的条例，才从来没有出现过真正的危机。而现在这些污染，最终还是如同复仇一般回来，似乎早有预谋。失去了本该拥有的纯净空气，数以万计的洛杉矶人出现咳嗽等症状：无论是瘦弱多病的人，还是大腹便便的富人、招风耳的童子军、满身污垢的挖掘者、杂货商，抑或是俄克拉何马州移民，都是如此。由于刺激性气体进入了法庭，构成威胁，一位法官非常愤怒，不得不当日休庭。
洛杉矶市卫生督察员告知市民要镇静，不要反应过度，并说太阳一旦露面，烟雾就会迅即散退。对此，工程师们则怀疑由于一些工厂违规操作导致气体泄漏，而异常温热的天气又使得烟雾被困在城市周围，以致出现雾霭。让官方高兴的是，第二天阳光明媚，在蓝天下又可轻松呼吸了。于是，阿Q式甚至粗俗的幽默充斥着“天使之城”。《洛杉矶时报》，当时代表着南加州极端保守的集体意识，戏称这场突袭是市长办公室内一场关于城市出租车大罢工谈判的火热会议中散发出的含硫气体（如臭屁）所导致的。尽管如此，人们的反应并非只有笑声。一位议员冒着在这天生乐观的土地上被戴上卡桑德拉（Cassandra）（希腊神话中的凶事预言家。——译者注）头衔的危险，警告人们最好做好准备，阻止雾霭的再次袭击，否则只能迎接城市的渐渐消亡，变成一个“废弃之城”吧！当时洛杉矶市长弗莱彻·鲍伦（Fletcher Bowron），一个头脑精明、面孔严肃并擅长辨析法律条文和做激动人心演讲的人，回应称：这些都是胡言乱语。当初在前任市长因警察操纵卖淫的丑闻下台后，洛杉矶民众选择了鲍伦及其提出的进步而健全的施政纲领。而今，鲍伦能够感受到人们的不安，他们担心烟雾会再次爆发。因此，在1943年8月，市长许下承诺：在未来4个月内将对这场令人恼火的烟雾进行全面彻底的整治。
官方努力改善洛杉矶空气质量的活动从未间断。如果你当时预测说这片区域的空气在65年后仍有污染，一定会有人怀疑你是否头脑清醒，甚至怀疑你是否爱国。空气质量一定会改善，似乎成了一种信念。20世纪40年代初期，当烟雾笼罩城市的时候，当地政府并没有怎么当一回事，把此事件评估为如同坑洼的林荫大道修复的事务一样。洛杉矶——毕竟不像好莱坞那样灯红酒绿，它是美国最新的工业化推动基地，承担着未来科技发展和革新的重任。首批治理措施收效甚微，从鲍伦乃至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等一批政客又逐渐制定了更加强硬的规定，希望能为市民找回那片蓝天。然而，烟雾似乎很有一套，能够将这些期望拽入绝望，让美好的承诺化为泡影。随着时间的流逝，这顽固而狡猾的烟雾轻松地击败了针对它的种种策略，并在受害者中制造纠纷——家庭成员愤愤不平，工业家们被当作替罪羊受到责怪。人们开始明白，无论加州是代表着“未来之州”，还是昙花一现的现代文明，都会被烟雾所影响。每当你认为毒气已经散去的时候，它又会卷土重来，笼罩西海岸。
不必担心，一个巨大的声音宣称：美国现代工业文明已经无所不能，治理烟雾就如同将航天员送入轨道，只需按一下按钮就能做到，就像使用厨具一样简单。科学是净化空气的关键，而且不需要过多地扰乱人们的日常生活。因此，洛杉矶已经将其自身变成了世界首个对烟雾的破坏性进行测试的天然实验室，城中百万居民便是实验对象。当然，还是让我们来静观此事的发展。
1943年夏天，市工程部门开始寻找罪魁祸首。在户外，测试人员收集了空气中的一些混合污染物样本——氨气、甲醛、硫酸、粉尘和氯气。这一结果本该令人印象深刻，但测试人员更困惑于这些物质的来源。大部分洛杉矶人忙于生计，精力集中在家庭和海外战事上，对这些让他们流鼻涕和眼泪的化学成分毫无兴趣，他们只想找回他们的户外生活。遗憾的是，当洛杉矶市政厅最终指出这些挥之不去的废气源头时，却指错了对象。当然，这样的轻率是情有可原的。南加州干燥、纯净的空气造就了大城市人乐观向上的性格。这是一种天赋，成为加州人生活和商业的核心，值得用一切去守护它。
洛杉矶最终沦为努力减少空气污染的一员，行事风格与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笔下精明的侦探菲利普·马洛（Philip Marlowe）不同，更像持枪大盗约翰·迪林杰（John Dillinger）。现场勘察时，通过对咳嗽的人进行三角测量定位以及查看窗帘脏的方向，结果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一家位于南加州市区东边的天然气公司。执法机关认为，它就是始作俑者。人们抱怨着阿里索大街（Aliso Street）上的破旧工厂隐瞒因意外失火而导致大量的化学品如苯酚和苯释放到空气中。9月9日之后，这浑浊的烟雾仍在继续。《时代周刊》打出了“日光正在褪去”的字眼，整天数以千计的人因“人造枯草热”而“哭泣、喷嚏和咳嗽”。鲍伦咆哮着，他要为这场闹剧画上句号。如果这令人愤怒的废气继续排放，他的手下将严惩工业生产中违反条例的行为。检察官们没有查封这家工厂的唯一原因是，这家工厂是军用橡胶制造供应链中关键的一环。吸附在植物表面的沙尘磨掉了途经车辆的油漆，这使得市长担心这会对脆弱的人类有何种影响。附近旅店和餐厅的老板也有各自的恐惧，他们惊恐地发现烟雾使得窗帘和家具上覆盖了一层黑色油腻的污渍。“问题的关键是废气”，紧张不安的议员约翰·鲍姆加特纳（John Baumgartner）表示，“毋庸置疑，导致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丁二烯。为什么回避这点呢？”市议员们决心通宵达旦地努力工作来解决这个问题。
联邦政府工作人员也为此马不停蹄地忙碌着。他们明白，洛杉矶作为军需产品供应地，有着90亿美元的军事合同，地位举足轻重。他们派遣了布拉德利·杜威（Bradley Dewey）上校——美国版的“橡胶沙皇”到西海岸进行紧急安慰。这位矮胖的白发上校非常善于融入环境，缓和气氛。他从加州夜总会的周边开始，在人群中放出消息，称天然气公司已经关闭并开始完善新的废气净化系统，以改善目前的状况。事实上，也不得不这么做，因为这间工厂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当时，由于多数天然橡胶的供应渠道掌握在日本军队手中，美国军队不得不使用人造橡胶作为替代品。考虑到西海岸的战略地位，而且此处也是制造业的基地，军队选址在此，这也有助于扩大产品生产线，比如弹性材料等。抱着这个想法，阿里索大街上的工厂投资1400万美元进行改造，以便可以继续大量生产丁二烯——当时人造橡胶的主要原料。杜威上校强调橡胶业的发展与美国海外军队战场供应密切相关。在一场充满“爱国主义情怀”的安慰之后，他承诺在12月之前空气质量会得到改善。“如果没有，”他说，“你们可以骂我浑蛋，我会亲自关闭工厂。”
杜威的调解说服了洛杉矶和帕萨迪纳市（Pasadena），他们暂时放弃了对天然气公司的禁令。1943年剩下的日子里，由于工厂停产改造以及城市对其他烟雾源头的排放控制，天空逐渐显现出些许苍白的蓝色微光。《时代周刊》信心十足地宣称：这些基本措施解放了城市。可笑的是，污染还会回来。
随着怨声的平息，市政府动员了一系列实体并发布公告来向这场可被征服的灾难发起反攻。洛杉矶监管委员会（Los Angeles County Board of Supervisors），一个由五个乏味的“小皇帝”组成的委员会，任命了一个所谓的“烟雾与废气”委员会。1945年，为限制烟雾的影响，该委员会公布了一系列规定以控制包括后院垃圾燃烧、垃圾回收和柴油卡车尾气排放，还制造了一种名为“除污壶”的果园加热器。紧接着，地区陪审团对夏天众多而闷热的棋牌室室内环境开展了调查。洛杉矶市政厅更是采取进一步举措，专门成立一个新的部门——空气污染控制局（Air Pollution Control Department，APCD）。政府的举措本应有助于其在大众中树立良好的形象。然而对于作为这样一个氛围下的生意人，洛杉矶商会和贸易经营者却产生了一丝不安。他们更希望这种整治最好由业内自愿发起并循序渐进地进行。
不管采取什么方法，必须雷厉风行，因为烟雾覆盖的范围比之前大多了。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由于住房、犯罪率和交通问题，再加上烟雾问题，人们对于往日美好空气的向往已经远远不止是因为鼻炎或者不停流鼻涕的鼻子了。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人们基本什么都看不见，包括地标甚至是半英里外的街道标志。一系列对往日美好的追忆，使社区老人和大自然爱好者在面对往日洛杉矶独具特色的沙滩和山林的照片时变得多愁善感。对他们而言，被遮蔽的天空如同美女皇后脸上的粉刺。不久以前，这些居民还自夸在晴朗的日子能清晰地分辨出离海岸线20英里外的卡塔利娜岛（Catalina Island）。如今，往日的记忆已经褪色。浓厚的烟雾使大地黯然失色，仿佛有人“偷走”了大自然调色板中最醒目的色彩；没有了早晨朦胧的光照，取而代之的是窗外令人生厌的灰褐色；夕阳下耀眼的橙色和高贵的深红被模糊成了单调的桃色；苍翠繁茂绿宝石般的山坡以及仿佛嵌入其中凸显的褐色山峰虚化为空白。当然，这些情况已没有必要告诉林业部门，因为他们已然放弃了帕萨迪纳市东边蒙罗维亚的一座瞭望塔，原因是火情观察员再也无法从60英尺高的塔上看清任何东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好莱坞的特效师正努力完善染印法彩色技术，以在电影画面中呈现最逼真的色彩，而户外的“画布”上色彩却失活失真，变得如此单一。早晨，洛杉矶市政厅大楼的顶层穿过这污秽的浓雾，看上去如同污水中冒出的软木塞。
对作家而言，一切都是后工业化时代的色调。“这层浓密刺眼的烟雾如同一条布满灰尘的灰色毯子覆盖了整座城市，让阳光变得昏暗。”这是1946年9月一篇文章中的描述。慢慢地，郊区的居民发出了质疑声，他们怀疑对某些工厂进行改造和革新究竟能否恢复洛杉矶往日如画般的景色。阿尔塔迪纳（Altadena），一个位于帕萨迪纳市西北、生机勃勃的小村庄，如今的污染已使人们足不能出户。“你甚至能清楚地看见烟雾沿山而上。”财产权方面的领袖詹姻斯·克拉克（James Clark）解释道。地方检察官在当时担任着烟雾警察和公民保卫者的角色，他们建议阿尔塔迪纳民众不要紧张——这些“讨人厌的烟雾”主要是心理作用。克拉克机智地邀请地方检察官来此，以“让他的肺充满所谓的心理作用吧”。
尽管有些脾气不好的人要求开听证会或采取行动，但这却不是人们的普遍呼声。1946年，洛杉矶中产阶层对于未来仍是乐观的。一位居民表达了当时较为普遍的心态，他相信，只要发挥当时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轴心国的那种领导能力与爱国精神，便能打败这个新的“公敌”。乐善好施者纷纷提供帮助。对于新鲜空气的渴求遍及各地，一份来自帕萨迪纳城市学院30名学生的请愿书，表达了对在上体育课时吸入黑色颗粒物的不满。人们急切地寻找着各种机会进行宣传与公告。一对年轻夫妇讲述一则感人故事：他们如何通过乘坐私人飞机把他们新出生的婴儿带到污染物上方的空中来保护他。紧随其后的是一对英国与荷兰的飞行员在一场跨国旅行中的故事，他们声称基本没法看清加州有可降落的地方。一旦找到这样的地方，他们显然会立刻电话告知《时代周刊》。
众所周知，对空气污染源头的治理会比一开始想象的难很多。监管员们已经在烟雾散去的时候赦免了当时已停产的丁二烯工厂，随后转向了其他方向的研究。他们的精力还是集中在治标上，没有考虑过其中的理论原因。美国化学研究所主席古斯塔夫·埃格洛夫（Gustav Egloff），一位杰出、拥有新颖观点的人士，猜测汽油相关产品的不当燃烧导致了烟雾的发生。工程师无视古斯塔夫的猜测，指控洛杉矶市南部的炼油厂以及冶炼工厂要对这场“烟雾事件”负责。哈里·孔克尔（Harry Kunkel），这位上了年纪的APCD负责人预料他的手下已经有了头绪。废气已经让23名卡车司机倒下了，这似乎不是巧合。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名飞行员，孔克尔检查了长滩（Long Beach）附近的一间铸造厂，厂里散发的漂白剂似的恶臭让他想起了当年法国战场上的毒气。他本能地迅速离开了那里。
孔克尔放弃了退休，继续本职工作。事实上，世界上第一台“烟雾计”正是在他的办公室诞生的。这是一台能够提取空气中杂质的仪器，听上去很华丽，事实上用处不大，就跟当时大部分的分析设备一样。孔克尔最重要的贡献是将他办公室的人力投入到污染治理之中。洛杉矶警察局新招募的警察迅速参与其中，市长鲍伦也要求国民警卫队的200名化学专家前来协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官员派遣如此多的相关人士，已经将整治攻势军事化了。有些学校方面的负责人甚至表示要让学生也参与其中。地方检察官办公室也进行了监测，并且委任私人飞行员进行侦查和报道烟囱冒烟和废物堆燃烧的情况。尽管做了这些，领导们真正渴望的是出台权威性规则。至于其他的可疑之处，他们认为基本上是一些军事承包商打着战争的旗号为其排放规避责任。
整个事件错综复杂，特别让人忧虑的是，烟雾夹杂着飘浮物无情地飘向市郊。如同具有破坏性的潮水，潮起潮落，一些社区可能并未受到影响，但是有一些却可能生活在时常受灾的恐惧中。位于城东和城北的一半市民，因位于工厂大烟囱下风处，觉得生活受到了重创。位于市区东北山坡上的乡村小镇阿祖萨（Azusa），由于空气污染严重，在1946年以前已经不得不进行两次小规模疏散。而圣加布里埃尔山（San Gabriel Mountains）下的近郊居民由于备受可怕的卷絮状物恐吓，已经向洛杉矶政客挑明：要么对工厂进行处罚，要么准备迎接一场“无情的”反抗行动。为统一意见，县高层人员于1946年春天在26个城乡间组织召开了针对制定统一反空气污染法律的会议，结果并没有具体的法律出台。当年10月，数百名被激怒的帕萨迪纳市民进行了抗议游行。此事件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但乡村传出的讯息却是强有力的：团结起来就会胜利，一旦懈怠就会失败！游行示威后，洛杉矶权威机构随即进行了报道。弗农（Vernon）、南盖特（South Gate）、托兰斯（Torrance）和埃尔塞贡多（El Segundo）等，这些普通的制造业小城，像叛逆的青少年一样，全然藐视要求清理精炼厂与轧钢厂的呼声，反而恨不得加班加点来进行污染排放。
南加州似乎还是坚信：仅仅需要一次全面的整治便能使天气恢复良好。专家们难以提供有益的建议，爱德华·韦德莱因（Edward Weidlein）博士，时任匹兹堡梅隆学院院长，在这件事上他和美国矿业局（U.S.Bureau of Mines）的人员一样，帮不上忙。但是，很多人依然相信洛杉矶有充足的时间，以为只要通过强有力的政策以及工程师的突破性进展就能净化整个区域。在他们看来，目前的痛苦只是周期性的，既不是气象学家所说的诅咒，也不是之前那些不开心的日子留下的伏笔。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可以理解的。洛杉矶过去就曾改造过大自然，为什么不可以再来一次呢？
想想当年洛杉矶市如何引进自然资源来改善其酷热的地形。1898年，当时的市长弗雷德里克·伊顿（Frederick Eaton）意识到，洛杉矶周边没有促进城市繁荣必需的水源，于是任命他的伙伴威廉·马尔霍兰（William Mulholland）为刚刚成立的洛杉矶水利部门主管去解决这一窘况。这两个人察觉到，在北部几百英里外的欧文斯谷（Owens Valley）流域，有流经谢拉内达华山脉（Sierra Nevada Mountains）丰富的水资源。于是，伊顿游说罗斯福总统停止那里的联邦灌溉系统。与此同时，机智的马尔霍兰通过贿赂和散布虚假情报，赢得了修建管道的水资源调度权。该输水渠道设计的复杂性堪比巴拿马运河（Panama Canal），在历史上是有名的。1913年工程竣工时，输水管加快了城市与圣费尔南多谷（San Femando Valley）的合并以及城市其他方面的发展。洛杉矶占用如此多的水资源以至于欧文斯谷感觉被出卖了。1924年，该区的武装农民炸毁了部分输水系统以表达他们的愤怒。两地紧张的关系一直持续至今。尽管如此，马尔霍兰自认在水资源工程上的贡献功不可没，“既有之，取用之”。他曾表明，一个城市应该改造大自然来配合城市发展的需要。在这次夺取水资源事件前后，这里的人们清淤疏浚港口，将探索宇宙的天文台修上了山顶，不断打破飞行速度纪录，并利用洋流来发电。科技至上者让南加州的大自然更具可塑性。
20世纪30年代末以来，洛杉矶领跑美国各大城市，盛况空前。这并非一夜成名。探险家加斯帕·德·波托拉（Craspar de Portola）早在1781年就宣称，洛杉矶附近地区为西班牙帝国的领土，那时的洛杉矶还是一片用于放牧的沉睡的土地。1821年，洛杉矶脱离西班牙的统治而获得独立。之后，这块荒凉的土地又被墨西哥死守不放，直到美国军队于1846年征服了加州。尽管有发展的潜质，但那时洛杉矶还处在沉睡期，仅有北加州的淘金热。正是南太平洋铁路公司和圣菲铁路公司慧眼识珠，修建了铁路，为日后的土地开发埋下了伏笔。当土地开发热潮逐渐衰退之后，1890年石油矿藏的发现又吸引第二波的定居者和投资者。其中一部分就来自纽约电影业，他们被这里廉价的土地和适合长年拍摄电影的干燥气候所吸引。与其他追梦者一样，制片人带上了设备，演员拎着化妆包，朝西部进军。
在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干线和格里菲思（D.W.Griffith）与塞西尔·德米尔（Cecil B.DeMille）两位大导演出现之前，干燥、纯净的空气成为洛杉矶的天然招牌。不久，家庭手工业开始出现。商人将南加州定位为受哮喘、支气管炎、肺结核和酒精中毒之扰的人士绝佳的休养场所。健康疗养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谢拉马德雷（Sierra Madre）和圣迭戈县（San Diego County）北部，在河畔，在泉边。出名的酒鬼和绝望的病人似乎都能在这里重新找回自我。童话里城堡般的度假村在当时吸引了数百万东海岸的游客，来此处寻找广告中那份夕阳下的狂喜。他们狂热地描述这里温和的气候和海岸高山的地貌能使人想到西班牙甚至是希腊。作家、广告商总是能不断地发现游客们容易遗漏的地方，然后大肆赞扬这块美丽的土地如同神话般神秘虚幻。这些人显然遗忘了1542年驶入如今圣佩德罗港的西班牙探险家胡安·罗德里格斯·卡布里略（Juan Rodriguez Cabrillo）在日记里所写的。看着印第安人释放的黑烟弥漫天空，卡布里略给这个港湾取了个名字——烟雾之湾。
几个世纪后，洛杉矶并没有太大的发展。现如今，洛杉矶已从一个有潜力的中等城市跻身全球最发达地区。随着同盟国用于制造飞机以及其他武器的资金流入，成百上千的美国商人到这里投资，新的公司与集团在这里生根发芽。随后，产业多样化带来了纺织业、轮胎和家具行业的迅速发展。到1949年，洛杉矶的渔业产出超过了波士顿（Boston），汽车产量仅次于底特律（Detroit）。与此同时，四年间洛杉矶新建公寓与房屋数量高达24万间。
这源源不断的投资在太平洋海岸发出了耀眼的光芒。业内人士预测，随着美国向西部的发展，加州将会以其现代、自由的风格对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一个外来者这样描述道：
一次临时的行程，数百英里的驾车行驶，让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居民倍感惊讶，但内心却如此宁静。我目不转睛地盯着满是豪华住宅的山脉、茂密的棕榈和轰炸机停机坪般大的超市，所有这一切都说明，那些疑虑重重的人们所说的，洛杉矶华而不实的设计与发展只会是昙花一现等言论，简直就是弥天大谎！洛杉矶有着它独具特色的吸引力。这里无与伦比的干净，出奇的宽阔。虽然也有一些破旧的房子，但是与其他大城市相比，洛杉矶没有贫民区。林荫大道的风吹过随风摇曳的大树、鲜艳的花朵，轻轻地拂过那翡翠一样的草地。
美国迷上了西海岸。南加州如同磁铁一般吸引着那些疲惫、压抑的人，慢慢地将会拥有超过蒙大拿州（Montana）、爱达荷州（Idaho）、新墨西哥州（New Mexico）、犹他州（Utah）、科罗拉多州（Colorado）和内华达州（Nevada）加起来的人口数量。人们来寻找工作、寻求梦想，以及实现梦想与现实之间的桥梁与可能。地中海式的气候伴着舒适的冬天、低湿度的长夏天，这让户外生活变得如此惬意，以至于让有些刚搬来的人们都忘记了，他们实际搬到了一个地震多发带。
多样的地势更是增强了它的魅力。从西向东所有的城市沿着加州海岸分布着平原、丘陵和沙漠。北部是农耕业发达的本图拉市（Ventura），往南100英里就是湿地居多的长滩市。沿海平原从长滩一路延伸至马利布（Malibu），向东缓缓地分隔为紧挨着的两块巨大平原——圣费尔南多和圣加布里埃尔谷。沿着北上像是床头板的便是自东向西绵延的褐色的圣加布里埃尔山和圣贝纳迪诺山脉（山脉后面就是荒凉的莫哈韦沙漠高地）。在其南部，棕榈泉市（Palm Springs）附近是圣哈辛托山（San Jacinto Mountains）。从远处俯瞰，便会注意到山脉将洛杉矶包围其中，围成了一个漂亮的碗形，当然不利的是不便于空气的流通。该处如同动物的汇聚点，拥有很多奇妙的物种：西方蟾蜍、帝王蝶、丛林狼和熊等。对动物而言，这片肥沃的土地几乎什么都长，尤其是多汁的柑橘类植物和多叶的蔬菜。品种繁多的树木与花朵，如沿海橡树、托雷松、野风信子、蓝草莓，甚至紫藤都在这里生根发芽，枝繁叶茂，更不要说洛杉矶标志性的、沿着繁华大街长满的棕榈树了。
所有聚集于此的知识分子和来自竞争对手城市的老板们都带着对洛杉矶本地人的轻视，认为他们是粗鲁的庸夫俗子。在烟雾出现的20年后，令这些批评家高兴的是，约翰尼·卡森（Johnny Carson）在他的夜间独白——今夜脱口秀节目中，对此进行了批评，戳破了洛杉矶虚假的繁荣。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卡尔·齐默尔曼（Carle Zimmerman）表示这是“彻底的损失”，民众已无法自救。《圣路易斯环球民主报》幸灾乐祸称：这次的空气污染是对洛杉矶过快的发展、日落大道奢华的一种惩罚与警示。言论中还表示，“洛杉矶市民都无法去看望住在自己街对面的妈妈了”，这一切均拜空气污染所赐。当时还没人因为能见度差而担心，因为街边有各种闪烁着耀眼的霓虹灯的广告牌。《环球报》表示，当地人拒绝与外界讨论空气污染问题，因为他们觉得这只是一时的，总会散去。如此多的陈词滥调讥讽着洛杉矶的发展，但《环球报》的讽刺是一个转折点。《环球报》抨击之后的一个月，《时代周刊》的出版人诺曼·钱德勒（Norman Chandler）派出了经验丰富的记者埃德·安斯沃思（Ed Ainsworth）前去开展“公益服务”——对空气污染进行跟踪报道。
在这一系列报道中没有提及的是，拥有土地的《时代周刊》是如何在追求其经济利益的同时为大众谋福利。钱德勒作为留着海象式胡须的前陆军上校和公司创始人之子，在公众中树立了一个强壮的、古铜色皮肤的救生员形象。他比他雄心壮志的父亲更加有教养，可能是驱逐烟雾的人员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当时，没有太多统一的政令，南加州只是由无组织的城市组成的联邦，缺乏如洛克菲勒那样的垄断组织和有着深厚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的家族。“没有人能逼迫别人”，钱德勒总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在一些城镇仍有如加州银行、商会、制造商协会等组织，但权力仍然比较分散。这是明显的缺点。这里没有核心领袖，也没有令人生畏的官僚。《时代周刊》作为当时最响亮的声音，是世界上第一个环境战斗队，而钱德勒就是这个战斗队的巴顿将军。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有先见之明的安斯沃思对垃圾堆、炼油厂锅炉、化工厂和其他可能的污染源进行了一系列报道。“几年以来，”安斯沃思讲述道，“太阳一直都是模糊不清的。”对他而言，政府不负责任和模棱两可的态度使其加倍的努力毫无成效，就好比一拳打到了棉花上。如果没有统一的法律，他认为就不可能成功。通过对污染事件和知识的报道，安斯沃思引导着居民熟悉这些污染物在化学实验室里的学名。当这一系列的报道文章深入人心时，报纸就邀请读者将他们发现的污染物的成分和地址送给《时代周刊》的“烟雾编辑”。用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些报告并不严谨，但却是绝佳的宣传方式。安斯沃思还描述了多伊奇（I.A.Deutch），这位从多烟雾的芝加哥调任县APCD的局长，是如何忙得不可开交，像福尔摩斯一样努力寻找污染线索和犯人。安斯沃思记录了在这场突发事件中他和多伊奇在一间拥挤的小办公室里追查一种俗称“阿尔基醛”的物质的情形。那是一种成分尚不明确但是却能让人流泪的化合物。他描述了多伊奇的属下不得不藏起用于精确测量微尘的罐子，因为总有淘气的小男孩向罐子里丢石头。他还描述了对柴油卡车的取缔，这些卡车就像高速公路上笨拙的怪兽。他的故事被电影厂商签下并拍成粗制滥造的系列电影——每每放映到最后，就如侦探剧画面停留在杀手那一幕，总会打出：未完待续。
洛杉矶的原油工业界知道，这些活动迟早会让自己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中。于是，互相激烈竞争着的石油巨头、投机主义者、个体经营者和相关部门，都提前准备策略来保护这个有利可图的市场：关注各种动向。当时的核心贸易集团——西部石油天然气协会（Western Oil&Gas Association）的主席成立烟雾与废气委员会也绝对不是偶然，应该是他在某处听到了硫化氢和一些臭气的危害。作为对这些生产者的强烈抨击，地方检察官提起了13件烟雾减排诉讼，其中两件反对当时著名的生产线——沿海标准原油精炼厂和弗农伯利恒钢铁集团。对相关产业制裁的言论很快传开，一些身处远方的政客也希望能使空气改善，不断提出各种建议，但有些建议明显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未来的麦卡锡主义者，当时的参议院战争资产投资委员会领导，鼓励县中的化工行业重新搬迁至内华达州亨德森市（Henderson）。他相信，内华达廉价的土地和少量的工厂能将洛杉矶从这沉重的负担中解脱出来。尽管当时没有人听取麦卡锡的建议，但石油公司的高管们依然保持着警惕。
1946年12月，随着污染的再度发生，污染物侵袭腐蚀农作物和森林的怪异报告不断出现，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没有采取具体行动。《时代周刊》当时让圣路易斯教授、机械工程师雷蒙德·塔克（Raymond Tucker）到洛杉矶进行实地的分析检测，试图寻找原因和解决方法。圣路易斯居民在20世纪20—30年代都呼吸着肮脏、碳含量高的空气，直到后来当地政府任命塔克为烟雾委员会成员，在当地报纸和无烟煤的帮助下，他才给这个中西部的小镇带来了新鲜空气。对《时代周刊》来说，他经受过了实战的考验。
塔克的报告显示，在为期两周的拜访与调查后，他敏锐地将制造业中排放的废物与洛杉矶温暖、浑浊的天气联系起来。塔克指出，在过去的5年里，当地的工业生产活动翻了一番，从工业区的烟囱、冷却池、锅炉、储藏罐中释放出的可怕的混合烟雾、粉尘、废气和气味，加上人口爆发——城市人口从二战前的90万迅速增长到370万，所有这一切导致这里原来地中海式的气候变成现在这样也就不足为奇了。他同时发现，从各地如瀑布般涌来的生产石油、木材、食物、肥皂以及战斗机的公司，加之早已遍地都是的不完全燃烧的垃圾堆、破旧火车机车也同样产生污染。塔克指出，在这繁荣的背景下硫及其化学家族中的相似元素应为首要关注的对象，对于空气中飘浮的那些只有在停尸房或者金属回收站才有的化合物，反而不必过于担忧。而机动车废气则是次要帮凶，因为在1941—1944年，洛杉矶的汽车交通处在下降状态。“尽管汽车尾气很可能与污染有关，”塔克解释道，“但是现在污染物的成分跟尾气不一样，所以尾气绝不是造成污染的唯一原因。”如果塔克进行更进一步的调查，在研究烟雾与南加州铁路系统的关系时，他会发现，由于洛杉矶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汽车之都，他一定会强调汽车对这次事件的影响。尽管洛杉矶当局一直渴望得到明确的答案，塔克从来没有给出，这让他的先驱工作（发现机动车污染对洛杉矶烟雾的影响。——译者注）逊色不少。
媒体将塔克的发现大肆吹捧，并一度刊登在平日里常用于报道暗杀行动或者反战游行之类消息的头版位置上。这个密苏里州人（指塔克）发表演讲时说，如果你们要找回蓝宝石般的天空，需要有严谨的生活规则，涵盖大到工厂设备、小到私人家电的诸多领域。这将意味着禁止在后院燃烧垃圾，以及对每一个烟囱的排放物进行严格的化学分析。这也意味着当所有行业都产生污染时，要抑制将所有问题都归咎于某一行业的冲动。塔克的学说在之后的60多年里成为环境治理的教条。“对于任何产生空气污染的项目，”他在报告中声明，“必须在源头加以控制。我们无法控制大气，但是我们可以控制排放。”塔克宣言中的瑕疵在于对公司行为的推测：在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以证明其有错之前，追求效率的大制造商愿意改变其生产方法。他的另一个不足是，没能成功说服地区领导安排出色的科学家去寻找那些已知污染物的相互作用。如果人们不能制止这些让人流泪、视线模糊的危害，那岂不意味着所做的一切仅仅是纸上谈兵吗？
这些建议非常有益，因此公共场所充满了市民对塔克教授智慧的赞赏。县高官们个个争先恐后赞美塔克和发表他的结果的《时代周刊》。帕萨迪纳议员斯图尔特（A.I.Stewart）因为发现州立法中的一个漏洞而兴奋起来，这个漏洞允许工业生产者和垃圾处理者排放他们认为“合理”数量的烟雾和废气。甚至在塔克的报告被印刷出来以前，斯图尔特就已经提出了1号议案，以调用州宪法允许的警力在当地划分烟雾减排区域。工业界本能地警觉起来，农民希望防止农作物霜冻的烟熏罐可不受管辖，铁路部门怒斥新的规程会让州际贸易陷入困境，石油和能源企业抱怨每次需要扩建或者调整设备时都需申请批准。类似的情况随处可见。
斯图尔特面对的不仅仅是商业问题。世世代代以来，洛杉矶与周边的城市依靠心照不宣的“家族规则”相处着。实际上，对于产生重要后果的州提案，必须预先提交，并获得每一个受其影响的团体的赞同才能实施，而斯图尔特的立法并没有得到一致认可。尤其是市长鲍伦，他仔细掂量着，担心这样的话市政府就会丧失发言权；他认为应该由县高官们来负责管理县新的区域。这种情况下，塔克照旧想出了办法，那就是通过带有武器的治安警察来加以实施。
当南加州政府还在激烈地讨论着怎么建立一套保证不伤害现有利益的情况下完善的污染控制办法时，由于看不清路况而导致的可怕交通事故已经让很多人过早地失去了生命。之前的污染只是影响心情，如今已造成了实际后果。1947年1月24日，两名年轻人分别在两起事故中丧生，其中一人驾驶着摩托车因为视线受到烟雾影响与汽车相撞；另外一人则是因为与有轨电车相撞丧生。与往日洛杉矶完全不同的画面开始呈现在人们眼前——曾经充满现代气息的梦想之都，如今像地狱一般。
接着，社区健康开始让人们不安起来。一些心烦意乱的父母和忧郁症患者需要确认，一系列身体的不适并不是疾病的征兆，也不会是产生慢性疾病的隐患。医生对工业气体产生的影响比较好奇，也在努力确认身边的独特案例。他们大多困惑于此。一位经历过细菌战的军医十分关注空气质量与贫民区的住房问题，他预计洛杉矶的风湿热将泛滥成灾。伯尼斯·韦杜姆（Bernice Wedum）医生，一位这类疾病的专家紧接着发表声明，日后她或者她的同事都不会继续将她们的病人送到洛杉矶进行康复治疗。她责骂道，“你们的烟雾是个危害大众健康的严重问题。”敢于站出来说话的人是勇敢的。那时，关于洛杉矶空气对人体产生短期或者长期影响的故事往往带着滑稽的色彩，缓和了居民的恐惧。有一则故事被当成了流行文化下的笑话，即使是城市的拥护者，那些将自己贬低为“阳光贩子”的人，也觉得这则故事太让人难堪了。故事是这样的：一名来自东海岸的移民在见他在洛杉矶的医生时，说他遇见了非典型的医学难题。他说他需要一个新的玻璃义眼来与他剩下的那只真眼配合，真眼因为污染老是充血变红。美联社将这个独眼男人的故事传遍了世界。除了觉得被嘲弄，健康领域的官员们也从这则轶事中认识到：他们最好赶紧开始研究烟雾的危害并制订预防计划，因为他们当时的知识空缺实在太巨大了。
乔治·克雷斯（George Kress）博士，洛杉矶县医学会空气污染小组交流会主席，是当地第一批吹起反烟雾号角的医生之一。克雷斯医生说，对于那些患有重病的病人或者老年人，严重的空气污染可能会成为致命因素，因为它限制了人体血液中的氧气含量。他建议：如果你患有肺结核、哮喘或者心脏病，当烟雾来袭时最好谨慎出行。他把这类烟雾称作“疾病播种者”。来自洛杉矶市中心的一群爱打抱不平的妈妈们表达着她们的担忧，恳求环境上的正义裁决——数十年前由激进主义者创造的概念。她们希望烟雾被驱逐，充斥着医疗废物、灰尘、破轮胎和死老鼠的垃圾焚烧堆被关闭。这些东西让她们的孩子生活在无休止的感冒和感染中。这些妈妈们估计有30万像她们一样觉得自己被剥夺发言权利的公民们，正默默忍受着这种无情的垃圾政策的摧残。多亏烟雾，使得人们开始审视这些现象，但是这些妈妈们需要的是政府立即采取行动。当她们中的一群人与当地的学校商量这些事时，袭来的浊气和垃圾燃烧的废气迫使她们不得不用手帕遮掩口鼻。全县的父母们也都注意到了他们的孩子气喘吁吁、失眠，在学校时注意力难以集中，成捆的关于此事的信件塞满了政客们的信箱。
如果说以前洛杉矶好的天气将之与全国其他地方区别开来，那么现在糟糕的天气可谓真真切切地使其与世隔绝了。通用和民用航空可以说是第一批随着空气污染的渗透逐渐“被戴上手铐”的行业。1947年2月，一场在棕榈泉举行的选美比赛岌岌可危，最终变为了一场点名比赛，因为30位参赛选手中只有10位登上飞机并顺利穿越了这恶劣的烟雾。对于那些成功降落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的飞行员真应该表示同情，他们不得不快速、集中精力地紧跟导航设备的指挥，因为能见度低到只有当飞机接近跑道上方时才能看清跑道。一位年轻的飞行员无法准确定位飞机跑道，幸亏在“烟雾中找到一条缝隙”才得以紧急迫降在一群惊呆的日光浴者中间，这事发生在圣莫尼卡海滩。数年之后，一位困惑的飞行员降落在波莫纳（Pomona）的高速公路上。20世纪40年代末，由于烟雾经常牢牢笼罩在城市上空，联邦政府批准洛杉矶地区运送邮件的直升机可开启自动驾驶模式。航空业处境不妙，空中文字广告公司也未能幸免。当局错误地认为，用油状物在空中喷字会进一步污染空气。一旦出现重度污染事件，被禁飞的飞机数量就激增。
也许对洛杉矶形象造成最大伤害的是那些搬迁的市民们在报纸和其他地方发表的苦涩告辞信。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些批评预示着，有些事情已经偏离了发展方向，洛杉矶虽是幸运之地，但也未能幸免。“宁可选择艾奥瓦州（Iowa）严冬的雪，也不愿意接受洛杉矶的烟雾。”一位退休人员写道。“丹佛（Denver）十分寒冷，但至少没被污染。”另外一人附和道。纽约最大的银行的主席埋怨，为了他妻子发炎的喉咙，他不得不放弃在洛杉矶的冬季度假地。一对拉霍亚（La Jolla）的夫妇说，他们逃离了住了58年的洛杉矶，现在他们为那些不得不住在洛杉矶默默忍受的人表示深深的同情。一些拥有住房、被困在洛杉矶的居民以这些不满为源，表达了更多的不满。“如果让你回到一年级的化学课堂上，你肯定不会喜欢，”一位帕萨迪纳市民给当地市政厅写信，“但是也许我们所有人，包括那些薪水高达2万美元（在当时是高薪。——译者注）的专家，都应该理清思路，重新审视烟雾问题。”
不管对烟雾未来具有何种疑虑，当地政客们已深陷于此。他们不确定控制机构该如何运作，更别说可能对市民带来的冲击了。面孔最难看的仍是洛杉矶市市长本人，在他任内，污染仍在发生着。鲍伦愤怒地表示，80%的悬浮污染物都来源于洛杉矶市周边小镇的工业排放，而这些他无法控制。如果这些镇政府有着和洛杉矶市政厅一样的强硬政策，鲍伦说，“我们的烟雾问题早就彻底解决了。”
在加州的首府萨克拉门托，对斯图尔特法案的争辩激烈而紧张。县法律顾问哈罗德·肯尼迪（Harold Kennedy）与威廉·杰弗斯（William Jeffers）——一位粗野的前铁路经理，现被《时代周刊》特许选为洛杉矶公民烟雾委员会领导人，前来这里帮助说服那些反对派。首先反对的是石油公司，他们希望获得能满足他们排放需求的许可条款。有两件事让他们处于不利境地：一是出现了一种新的白色烟雾；二是肯尼迪表示不会迎合他们的特殊要求。他们本以为肯尼迪不是那种标准的冷漠官僚，会同情他们的反对意见，但是他们的设想落空了。肯尼迪和斯图尔特事实上已经将工业界的阴谋透露给了《时代周刊》。由此引出了一条社论质问，工商业创造的财富价值能抵消这种烟雾与废气所造成的难以忍受的局面吗？《帕萨迪纳星报》说，如果批准工业界的要求，这条治理上的漏洞将会使斯图尔特法案变得没有任何意义。
感受到被贴上蓄意阻挠者标签的压力，西海岸各大石油公司——标准、里奇菲尔德、联合、德士古和通用石油公司的高管们聚集在位于洛杉矶市中心古老的里奇菲尔德石油大楼里仔细掂量着该如何决策。一位联合石油公司的高管告诉他的同事，他感觉他的智商正在倒退。他说，阻挠对潜在的健康危机的治理，是不划算的买卖，也是非正义的。当时肯尼迪和杰弗斯也在场，考虑受此影响的设备投入和未来的税收多达上亿美元，讨论的气氛相当紧张。在“坦率”交流之后进行了唱票表决，结果是一边倒。各公司最后决定通过斯图尔特法案。如果他们反对，他们就得冒着被冠上利欲熏心的奸商的风险。加州城市联盟、加州果农交易所甚至是汽车协会都赞同了斯图尔特法案。
1947年6月10日，加州州长厄尔·沃伦（Earl Warren），未来的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签署法律成立了美国第一个烟雾治理机构。为了共同的利益——美好的天气和无限的发展——同一个地区的人们同时捏着鼻子庆祝洛杉矶县空气污染控制区的诞生。杰弗斯道：“这是我所见过的最不可思议的运动。”
由于缺乏专业人员，县择优挑选了一名退役军人去管理新成立的管理区，这件事一点也不让人惊讶，此人年薪1.1万美元（相当于2007年的10.2万美元）。来自阿肯色州的路易斯·麦凯布（LouisMcCabe）的履历相当出色。最初，他是一名工程师，然后是美国军队中的佼佼者，最后在美国矿业局担任燃料专家。当他到达洛杉矶从火车上下来时，他陷入了肮脏的空气中。有人告诉他，“那就是你的工作。”麦凯布针对合适的对象做了正确的事——他寻求工业界的合作，而不是对其“挥动手中的大棒”。他手下有47名职员和每年17.8万美元的预算，人们寄厚望于他去查明为什么这些如此不同的化合物会产生如何严重的威胁。秃顶、戴眼镜的麦凯布享受了短暂的和谐期。他可爱的4岁女儿对来到的这个新城市是如此灰暗感到害怕。当看到蓝天时，她就会表示出惊讶，整天挂在嘴边的是她的“爸爸一定工作得十分出色”。麦凯布还有后续的帮手，至少是名义上的。洛杉矶警察学院里，留着短发的新兵们正在学习测量能见度的林格曼烟气黑度图法来发现排放违规行为。林格曼烟气黑度图法是一个法国人发明的方法，通过将空气中烟雾的黑度与一系列从全白到全黑的不同黑度的图进行比较，以确定烟雾的黑度。这相当于洛杉矶与烟雾斗争的盖革计数器（一种用于测量放射性的仪器）。30辆黑白相间的巡逻车也是麦凯布新的主力军。当地主要的大学也都迅速参与到研究项目中。南加州大学提供了一台价值1.8万美元的“眨眼反射”仪器——看上去像是电焊用的厚重头盔，希望通过这台仪器能观察人们对异物的反应。
《时代周刊》一开始就不看好麦凯布，认为他现在的规程只会让不适应严厉规定的众多公司产生不满。报纸发表社论指出：他的工作是份吃力不讨好的不起眼差事，很难达到目的。实际上，这项工作没有终点。在之后的10年里，关于空气中弥漫的一缕缕烟气责任的争论，将使刚迁到洛杉矶的美国橄榄球队公羊队成为一个难缠的对手。
APCD的“头号通缉犯”是硫化物，所有产生这些物质的燃油产业和其他工厂便成为最初的目标。1948年1月，按照“公平但严厉”的信条，麦凯布提高了排放标准，使顽固的南海湾钢铁厂成为不合格的排放企业。治污官员留意着反对情绪，反复强调，他们的规定并未导致任何一家公司无法经营。这一说法不久便不攻自破。麦凯布第二项规定是禁止焚烧垃圾，地方检察官正式宣布将在7月1日前停止所有的公共垃圾堆燃烧。城市火灾的主管们担心私人焚烧垃圾造成的火灾风险上升，对于麦凯布也提出质疑：“他以为他是谁？”其他一些市政府表示如果这样，那除了将垃圾埋在封闭的沟渠里，没有其他处理办法了。惠蒂尔市（Whittier），一个位于帕萨迪纳市东南边的小城，威胁要从洛杉矶管辖中脱离出来，加入邻近的奥兰治县（Orange County）的管辖范围。耍过脾气之后，脱离的闹剧到此结束——县高官雷蒙德·达比（Raymond Darby）称，惠蒂尔市的威胁纯属幼稚的无理取闹。
麦凯布做了一些易于见效的事情。他雇了一名气象员，打印了5万份写着“县政府正在如何治理烟雾”的传单。他聘用有头脑的成功人士，如前任加州理工学院教授阿诺德·贝克曼（Arnold Beckman）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莫里斯·内布格（Morris Neiburger）等人为政府提供咨询。他为火车和柴油卡车行业安排了专门的听证董事会以确认违规行为。他为那些继续志愿工作的“飞行治安员”取了一个更军事化的名字：烟雾空中观察队。随后县高官们给了他新的监管权力，那就是任何要求安装或者使用价值超过300美元并且产生烟雾的设备时，都首先要提交一份申请。
沿街宣传也是麦凯布的办法之一。在喇叭中喋喋不休广播着一条条的政策容易，限制大的公司比较困难。麦凯布刚上台不久，在一次由来自30个不同区域的顶尖企业家参加的会议中，高官们希望麦凯布能缓一缓政策制定的脚步，尤其是精炼厂希望能够放松对于硫排放的限制。他们认为，APCD条例规定对于烟囱的硫排放量按体积计不得超过0.2%实在过于苛刻，希望能提高至0.35%，至少也得是0.3%。从消费者的角度考虑的话，燃烧APCD推荐的低杂质油虽然对空气质量有好处，但是增加了用电量及电费。对这些意见，麦凯布表现得无动于衷。在他工程学的思维方式里，汽油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硫会让南部的土地更容易受到其他致命烟雾的侵袭，其他的都是“小事”。西部石油天然气协会进行了反对，他们提醒麦凯布注意，它的协会成员是一群遍及千万平方英里土地的“石油商人”，控制废气是有“合理忍受度的”。另外，他们需负责的证据在哪里？
麦凯布不仅没被吓倒，反而更加激进了。他大胆地将APCD搬迁至位于弗农的圣菲大道上，这里是烟雾产生的“重灾区”——这如同FBI搬到了暴徒的隔壁。新的指挥部独具特色，包括一间实验室、一个昏暗的房间和一间工程师办公室。这里的气氛是永不满足，永远前进。“这里肯定没有官僚主义，”麦凯布对房间里的团队说，“不用担心做得过火了，两三年之内，问题会彻底解决的。”
麦凯布信心十足地表示，关键的是，不要认为大都市的发展就必然带来烟雾，那样的话，只会一筹莫展。凡事不光只做表面，还要触及灵魂。加州是世界的电影产业中心，所以一些投机企业家和时尚观察者毫不费力地推出了反烟雾的产品。这些产品采用即兴表演的广告宣传方式，在潜意识里传递了信息：污染终会消散，一定会恢复正常，在此之前应该好好活着。饶舌的专栏作家推荐女士们通过使用沾有乳液的面膜来消除受烟雾影响的水肿的脸和对眼睛的压迫，但是这个产品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一位忽视这一建议的姑娘说，眼睛表面仿佛漆上了一层痛苦的涂料。一位时尚人士问道：“女孩们，你们照照镜子，如果每个人都像你们一样气喘吁吁，脸部红肿，谁会每天在秘书处或者超市里偷窥你？”
这难道不是一个大城市对其未来应有的忧虑吗？数年来洛杉矶一直在变化中寻找着自己的定位和身份，现在两种个性同时出现：一个是充满阳光和希望的新兴城市，一个是可怕的、烟尘弥漫的烟雾之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