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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写书我是支持的，我们总要有人把有些事情写下来。当然很多已经写下来过了，但我想事情是写不完的，更何况是不同的人写不同的事，涉及不同的人，这种局面，你们写书的人应该很清楚。总之，结果应该不是一样的，对吧？所以你写书请我来谈，我一开始还不知道怎么跟你讲，但你很诚实，你跟我讲，你不是写大事情，你是写人，对吧。那我想你这个路子跟别人不一样，我们都是从枪林弹雨中打出来的，现在跟你讲这个，不要把你给吓倒了，当然你可能会讲你抵抗力很强，你不会轻易就被别人的话给击倒，但我跟你讲，我要是把过去那些事都讲给你听，确实也够你写的。
你跟我讲你对过去的了解是有限的，这自然是，因为你写书，你就不可能只是了解一点点，对吧？我现在年岁大了，好在我头脑清楚，我经历过大大小小那么多事，所以我跟别人还是不一样的，你要讲哪儿不一样，我也不能明讲，这个不合适，但我不仅打过仗那么简单吧，解放后的事情我也经历不少，这个以后可以谈，假如你认为有必要的话。但现在我先讲讲解放前的事情，我一般不太想讲了，以前我对修史的人，写地方志的人也讲过不少次，我说啊，我就跟你们讲，因为你们没经历过那个时代，所以我想我也有讲的必要。但是，我很少跟我们那个同时代的人讲吧，你想想，都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现在也许不能在一起谈了，虽然也有聚会，也有工作上来往，特别我退休之前。当然退休也有很多年了，偶尔我们也会谈解放前的事情，但总之，那样的讲跟我现在跟你讲话是不同的，可以讲时间越往后，不是别人讲的那种记忆模糊，反而是会更加清楚。就是这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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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问了些问题，并且我也知道你没有透露你到底这本书要写什么，以及你要写的人都会是什么样子的，但我以为既然你想听，那我就讲。我那时在无为吧，我为什么先讲无为呢，我讲这个是因为我觉得从这个地方开始讲，你才会明白，我们这些人自然也是不容易的，而且你跟我讲了，你对我的情况也是掌握了一些的，那我就先讲这个。那时的无为基本上已经沦陷了，所以讲可以说是维持会在管。无为这边很复杂，你现在来看，也会知道无为这个地方的人很不好搞，他们会让你不太摸得着头脑，有可能跟它在江边上有关系，但它又不是那种绝对的长江边上，可以讲它是贴在江边但又凹出去的，有许多沟河汊网的地方，是个鱼米之乡的地方不错，但这个地方的人我到现在都没有摸透，我跟你讲，我不是无为人，但我在无为，我是不怕这个地方的人的。
我是军人，我就是到这个地方来干革命的。干革命你懂吧，在我们这些人的一生中，我们都把我们做事情称为干革命，一是因为这样简便，二来呢，这样说是准确的。无为的情况有点特殊，当时无为边上的几个县都已经被日本占了，而且他们还有部分驻军在，所以那个地方的情况可以讲不太一样，不是说别的地方就更没有指望了，而是因为日本人在无为的手段要更狡猾，这情况是不是跟无为人有关，你可以考虑。但我想所有的事情都不是孤立的，所以我讲我到无为来革命，我是有一些看法的。
不过，即使有再多的困难我也要来。我就是在那时把刘行远一起带到县城的，你知道吧，本来在部队里，他跟我有一些距离，他只是一个兵，而且他不在我那个支队，我跟他有时候也见上面，但一旦拉出去打仗，我们也会有很长时间见不上面。组织上决定派我到无为来干革命，叫我点人，我就讲我点刘行远。组织上叫我考虑清楚。我讲我还是那句话，这个人没有问题。但组织上还是考虑不短的时间，当时的支队领导跟我是打过游击的，我们在延安也一起深入地谈过，他这个人对我其他方面一切都看好，但惟独他认为我在刘行远的问题上，很固执。我跟他讲，刘行远就是一个兵，他根子我清楚，所以我讲如果让我到无为去干革命，我要带人，我就带刘行远。组织上当然会批复我的请求，但支队司令为此跟我立下了规矩，意思是如果因为刘行远，而在无为出任何纰漏，一切后果要我承担。我想既然刘行远这个人以前是我带出来的，那我没有理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我想他一个农村人，虽然字都写不出来，但这样的人你要是认准了，你就可以用。
那时我带刘行远还有几个人到了县城，是夜里边来的，我们都有接应的人。后来我们是被安排住在西大街的一家粮店的后边，我和刘行远住在这个西大街，而另外几个人，住在县城边上的一个庄子，这个庄子一头就在县城里头，一头是在县城外头，这个样子也很奇怪。无为县城没有城墙，实在是因为丘陵地带，但县城外边不仅有护城河，而且河叉密布，可以讲县城是给水网子给结在里边的，那个庄子内部有一道木桥，从河上架了过来，也因而跟县城就结在一块儿了。日本人在县城有一些军队，但不固定。一开始你没有办法摸清他们的意图，按道理讲，至少应该会在这里驻上个几百人吧，但我发现一直没有驻到这个数目，但无为又如此重要，反正我们是要把它拿下来的，只是我们当时也不具备打过来的能力，所以组织上派我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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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刘行远是化妆成夫妻的，但我们住房子的粮店是一个六安人开的，当然他也只是祖上是六安，可能迁到无为也有三四代，那是清朝中后期的事情了，他家在无为生意做得很好。主人姓顾，其实即使姓顾的家人也不知道我们的身份，当然顾明远本人是晓得我们是从新四军派过来的，但即使是顾明远本人也不知道我们是装扮成夫妻的，所以他也觉得我们怪怪的。那时候，我不晓得他是不是会看穿我们，但李司令在我来之前，跟我讲过，他讲顾明远这个人你们可以放心。在顾明远上边有一个姓谭的人，姓谭的人跟粮店有联系，但姓谭的跟我们不联系，他会把支队的指令传达给顾明远。
我们那时在日伪区开展工作是有非常大的危险。可以讲，很容易就会上西天。我后边还打过多少仗，包括之前我长征过，我也没有那种感觉，就是说你的脑袋不是长在肩膀上而是别在裤带上。但就是这样，这个刘行远却还是他那一套，我是他领导，但我们装成夫妻，我记得我们刚住进粮店时，我就跟他讲好，我们可以睡在同一间屋子，因为那时粮店后边的东边厢房一共有三间，正门开在靠廊沿北墙，所以那两间房子可以在里边锁上。顾明远这么安排，当然也是听谭先生的指示，我跟谭先生当时没见过面，但想必李司令跟他讲得很清楚，这是两个装扮成夫妻的人，所以应该让他们有机会来把自己的行为掩饰好。我跟刘行远，其实说来话长，他对我起初是比较尊敬的，这不是那种上下级的尊敬，因为抽调来无为杀汉奸是组织上派给我们的任务，而我把他抽调到我的身边，加入到我这个队伍里，我是没有征求过他个人的意见的，我只是想，自然从埠塔寺起义，就是我把他带到革命里来的，那我还是相信这个人的。
我跟刘行远住在粮店的第一晚，我就发现刘行远人虽老实，但比较倔强。在我跟刘行远的房间之间也就是第二间房跟第三间房中间，有一道门，我跟他讲，这道门是不能上闩的，因为根据我的经验，我们在这里随时都有可能遭到伏击，那么保持互相的警觉是必要的。但不知为什么，他从第一晚开始就把门插上了。我一开始没有批评他，后来到第四天吧，我就跟他讲，我讲，刘行远，你这样不行，你这是跟我出来干革命，你不要按你自己的意思办事，你这样做是不对的。结果刘行远也不反驳，反正他就是不高兴。我这就发现刘行远这个人没有什么积极性。为了帮助他，你晓得，我是对同志有感情的，我觉得他走上革命之路不容易，但他更应该明白革命不是过家家，革命就是真刀实枪地干，但他在这方面没有特别让人能看重的气质。
我跟刘行远在第六天吧，到县郊的方庄去看另几个战友，当然他们是装扮成扛麻袋的杂工。我们到那去，开了个简短的会议，我跟大家讲，我们到无为来，不是真的卖米啊，你们不要搞错了任务啊，我们是来杀人的。队伍里有些人是老革命了，他们明白事理，但也有像刘行远这样的二杆子，他们虽然也知道来的任务，但他们就是不能急切地表达他们的思想。而我干革命就一直是这样的，我希望你们心里有什么你们就讲什么，比如我讲我们是来执行任务的，我们就要把这个事情一直挂在心上，我们不要想别的。我们在一起开会，我们就掀开了讲，我们来杀汉奸，这是我们新四军派我们来的目的，我们只有把汉奸杀掉，把无为的形势整顿和扭转过来，我们才能在无为做好革命基础。现在在无为，我们不仅要跟日本人打，我们还要跟那些伪军打，汉奸们其实是联系日本人跟伪军的纽带，他们在这个地方兴风作浪的基础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好处，他们以为日本人长着呢。他们尽管有难处，包括你晓得抗战胜利后审大汉奸时，你也晓得，他们讲他们是没有法子，但根子上，他们是有问题的，他们这些人在本质上就是歪歪倒倒的，所以谁在势，他们就靠谁，他们不会管他们自己是中间人，他们想日本人占了这个地方，日本人管吃管喝了，就跟日本人干，这是汉奸们的逻辑。但我跟队伍里的人讲，我讲我们不要想三想四，我们就是看名单，当然名单是李司令那边给我们的，我们就按名单去杀，所以依我的性子，我们没有什么麻烦的，我们去杀就好。队伍里的人，几个老一点的，他们明白我，但像刘行远这样的性子就不急，他好像悠悠晃晃的，所以那天开完会从县郊方庄出来时，我就跟他在方庄外边的小学边上有一次谈话。
4
我跟你讲，我跟刘行远也交代过了，我们是来锄奸的，我们不是来分辨哪个是汉奸，哪个不是。我们是组织派来杀人的，这是我们的革命事业。所以我讲一个人能不能干好革命，还是个原则问题，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他就会完成得出色一些，而一个人如果很容易被他眼前的表象所左右，那他完成革命的力度就会小一些，尤其是在无为这样的地方。这个场子，我跟队伍里的人讲，可以讲这个场子人很坏，当然那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也是要面对那么多汉奸伪军，我才讲的，我不是说一方水土有什么问题。但刘行远就不止一次跟我讲，坏的是日本人。我知道他讲的意思，但我们完全是讲的两回事，我当然也恨日本人，但打日本人，跟日本人在黄桥、江堰那里迂回地打，反复夺海门、吴港，这些都是战场上的事情，我们也是可以打那个仗，但现在组织把我们派到无为来，是让我们锄奸。你讲日本人坏，你没错，但你不能讲根子在日本人打进来了，所以这些汉奸就当成汉奸了，你就可以讲汉奸在其次，最坏的是日本人。我跟他讲，刘行远你这么认识是不对的，对日本人的坏，那自然是有认识，我们也在打，抗日嘛，就是在打，但现在我们是在锄奸，我们要杀的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败类，因为种种原因他们通日本，他们做伪军，杀自己的同胞，那我们就是要杀他们。刘行远同意我的看法，但我想这么浅的道理也要我跟他讲，我真觉得选她当我的假扮丈夫确实有那么一点不合适。
你晓得李靖良司令跟我不是一般的关系，我们在长征前就在一起打仗，我当过他的副手，所以他是让着我的，他不那么喜欢刘行远跟我进无为，我是晓得他知道我爱惜这个兵是一方面，另外他还开我玩笑说，他讲我就是看得惯刘行远那张脸。这个事情在司令部里好几个人都讲，我这个人一向做事不管别人，我也不回避。但我在无为才发现你自己不管无所谓啊，但人家刘行远在意啊，所以我就自己在有些晚上在想，我是不是对刘行远跟对别人不一样？这个问题解放后我还想过，但这个问题很难讲，每次他这个人喊我大表姐的时候，我都觉得亲切，所以我想我对刘行远是有好感的，这个在无为的时候，我是有意识的，但你晓得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是不可能跟刘行远有任何这方面的沟通的。刘行远记挂他的儿子、他的老婆，我们掌握的情况是已经被杀害了，只有一个当时大概九岁左右的孩子逃掉，逃到了山里，他那几年在山里打游击时，他还找过。
我从没有见刘行远这个人哭过，是啊，我没有见他哭过，听他自己也跟我讲过，他找过好多年，但他没有找到。
关于早年埠塔寺的起义，我一直跟组织上讲，刘行远是绝对可以信任的红军。我刚才讲哪了，我讲我是唯物主义的，对吧？所以我讲我承认我对刘行远没有反感，加之为了锄奸，我们装扮成夫妻，所以我们住在无为时，我自己感觉到我至少让老顾还有来粮店以及县城里的人都看出来，我跟刘行远是一对夫妻。但你不晓得他这人只要和我一起出现在别人面前脸色就很难看，为这个问题，我也批评过他，但他总是说，你不能强迫一个人去装脸色。我想，幸亏他是一个值得信任的革命者，不然你简直不敢再和他一起干革命了。
有一段时间，我记得为了说服他吃得好一点，以让顾明远不要起疑心，他跟我冷淡了好几天，他意思是他心里有事，加上吃那些县城的好东西，让他很不是滋味。我就跟他讲，干革命就是这样，叫你演戏的时候，你就要演戏。他讲那演戏也不一定要吃好的。我就跟他讲，今天吃好了，但说不定哪一天，你就要吃枪子了，所以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吃好的为了革命就没有罪。刘行远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不过我晓得他明白他必须记住我的话，因为我是他的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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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县城的维持会其实是有许多暗中保安的，起初我们刚到无为时并不明白这一点，后来在方庄的我那几个战友到维持会那边去送粮，他们发现那里边放了许多枪，可以讲放粮的仓库里边也是半个武器库。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很紧张，这就说明维持会里边的人不是糊涂虫，他们晓得他们形势很严峻，但在表面上，他们还是装出无所谓的样子，加上汉奸太多，努力维持着一份表面上的和气繁荣。而我在其他地方很少看到这一点，当地人跟日本人还有那些维持会的人配合得那么好，就好像这么快大家就成了一家人一样。当然，这也是我们刚到无为，我们对无为以及无为人的了解也还是很片面的，其实在无为人中也有很多有血性的人，只不过他们不是以那种革命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已。沦陷了自己的家园，谁不愿意去杀鬼子呢，但这个时候，鬼子中有了自己的同胞，这个事就不能忍受了。
刘行远这个人的眼力还是好的，他很快就从市面上发现了维持会里边真正管事的一个人，姓张，人叫林六津，他讲这个人很神，时常在街上瞎转，而且爱好下象棋，实际上就是带点赌钱的下残局的棋，这在当时很普遍。我后来知道刘行远棋下得好，可能跟他智力无关，而跟他眼力有关。年轻人，你要看一个人眼力好不好，至少要看他能不能把事情看穿，而刘行远是有一点这方面的本事的。维持会的会长叫六爷，这是一个更加狡猾的人物，我们查过他的底细，他以前就在帮派里混过，所以日本人占了无为之后，马上考虑请他出马。但我们掌握的情况是这个六爷之所以同意出任会长，是因为他想保存他那百十号兄弟，因为这样可以名正言顺地把那些兄弟安在维持会里，经费什么的都由自己开支，反正他帮会有钱，但他们并不是想给日本人卖命。而日本人收了六爷，就表示他们在无为有了代理人。而六爷本是黑白通吃，现在为日本人做事，面子上是顾的，可在里子里，都说六爷快要绷不住了，因为凭六爷的心性，他受不了为日本人卖自己，他晓得他还要在江北的帮会里混，而今天跟日本人把自己弄黑了，以后再想洗出来就难了，所以六爷跟日本人是一张面子，一张里子。
而最得力地为日本人跑路的，就是这个林六津。林六津喜欢下象棋，不知他怎么看到的，但林六津在县城里走动很频繁，他的保镖是跟在四周的，只是不让人看出来而已。我们这个锄奸队到了无为，也许还没有引起他们注意，但这些维持会的人跟武汉那边的维持会有联系，他们会提醒，应该晓得迟早会有人来杀他们的。我们在方庄开会的时候也考虑过要动那个六爷，但我跟顾明远到六爷的地头上跑过几次。我们看到六爷自己的生意还照样在做，他在码头上仍然在搞水产，可以讲他头脑很清楚，不管谁在管着无为，人总要吃喝吧，人总要听话吧，那是听日本人的，还是听他的，倒也是暂时的。所以我就想锄奸有个顺序，像六爷这样的反而可以放一放，尽管他那百十号人，加入维持会以后，其实已经杀过我们的人，那是在新桥那边，我们的一个通讯员和他们狭路相逢，为怕暴露就开了火，结果通讯员被他们杀了。
但现在我们要是先杀了六爷，不排除这百十号人马上就昏了头，他们要是一下子编到伪军的队伍中，这反而会给县城这边的锄奸带来难度。所以我想我们先除掉林六津，而林六津，为日本人做事是不遮掩的。后来我们发现林六津对同胞心狠手辣，为了效忠日本人，他曾经当着街头众人的面，让几个年轻的同胞给日本人磕头，这种气焰，他是做给日本人看的，也是给无为人看的，他是真希望维持会能把这个地方管住，这样他就一生有饭碗。我想这号人必须尽快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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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爷跟顾明远本来就认识，当然他不会知道顾老板早就是我们的人，但组织上一直在考虑，不到最重要的阶段是不会让顾老板显示身份的，所以顾老板在无为一直是吃得开的，这跟我们在背后通过组织给他支持有一定关系。有一天，大概是八月下旬吧，记得这个六爷突然造访了粮店，而那时刚好把我们堵在后院里，没有办法，我跟刘行远只好出来陪六爷讲话。我是个性子比较急的人，所以顾老板在向六爷介绍完我和刘行远这一对夫妻之后，就想借口说我们有事，叫我们到外边去，但刘行远却没有领会他的意思，因为这个会长跟刘行远搭了几句话之后，马上就对刘行远有了兴趣，他讲你老叶是个很有派头的人啊。他这一称赞让刘行远马上就有点守不住了。我在那坐着，根本不敢多讲话，因为我怕讲了话，让刘行远接不住就会很麻烦。顾老板讲，他们是从老家来的，他们要往芜湖运粮，所以在无为要多看看。六爷讲顾老板是卖粮大户。我就赶紧讲，我们正是因为老乡关系，给顾老板拉粮，卖到芜湖去也是顾老板帮的忙。顾老板因为在运货上跟这个六爷一直有合作，所以他就在边上搭话，说码头上的事，后边还要烦请六爷关照。六爷见我一个女人家在那多话，就故意拿话来激刘行远，他讲老叶啊，你真有福，你媳妇能干，你就省事多了。谁知刘行远根本不接这话，他反而把话挑到了上次维持会来调粮的事情，他跟会长算起账来，他讲你们给日本人白吃白喝不对啊，人家打仗是有军饷的，不能不动军饷白要粮吧？这个六爷因为他也是中国人吧，他装得骨子里的气节还在的，所以他就手一挥，他讲，老叶啊，你也跟顾老板做生意，我不瞒你，我干维持会那是没有办法，至于调粮，日本人就是真的不拨军饷来，我都自己垫，多少我也是个会长，对不对？我也能玩得转。刘行远这个人性子偏慢吧，所以这个六爷没有等到他的回敬，脸上就挂不住了，不管他是不是吹牛皮，但他是个会长，你应该给他脸才对。
不过会长不是凡人啊，他一看刘行远不应和他的话，他就晓得这个人有性格有心象，所以就赶忙改话头，问起北边的粮。因为北方日本人打得凶，他不便把方向说那么死，就说粮都到尖山了。这个，会长没有细问，但会长的心思是让刘行远明白，他这个会长只是面上的，他心里还是中国人。而且还是要做他帮会的事情。我知道这个六爷是无耻的，因为不管怎么样，他是当上了维持会的会长，而如果没有维持会，日本人就要费劲来管理这个区域，所以他这就是典型的为日本人卖命，他不过是想等这一页翻过去，自己的耻辱感少一些而已。刘行远他讲话有时总会莫名其妙，他讲，六爷啊，你在无为是鼎鼎大名，但你做事周全是一惯的，只是，你当了会长，你要真为无为人办点事情啊。
刘行远这话让这个六爷听出了一点门道，所以他就跟顾老板讲，老顾啊，我看你这个老叶，朋友，人不错。接着，他就喝茶，他头朝向刘行远，他讲，老叶啊，我跟你讲，我本不想干这个维持会会长的，但我不出面不行啊，总要有个人出面吧？一个县啊，多少人丁，我们还要吃饭过活，对吧？你不能讲日本人把我们山河占了，我们就统统上吊对吧？所以我是有苦难言的，如果我不做会长，总还要有人做，别人做了，你就不晓得还会干出什么事情来，但至少我干，我清楚啊，我就是个过渡的角色，我不干，总不能让日本人自己干吧，这行不通啊，谁看得下去，在人家的地方，日本人干不下来。你听听，我听这个六爷的话，我就晓得他跟日本人早就是一条心了。只是，他总要护着自己。刘行远在听他讲话时，还一个劲儿地点头，这就让六爷马上有了找到好朋友的感觉，他讲老叶啊，改个时间，我在东兴楼，请你夫妇二位吃饭，你们是生意人，不谈政治对吧，哪天顾老板也不忙时，我们聚聚，无为这个场子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来了人，都是我会长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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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就在那次东兴楼吃饭之后的六七天的样子，在西庄口，战友秘密抓捕了一个叫大耳的汉奸，他是六爷手下的一个人，但平时不在六爷这边，而是往含山那边给日本的一个师团送信，是六爷跟日本师团之间的一个中间人。这个大耳，当然掌握了许多六爷跟师团之间的秘密来往，既有军事、枪支上的，也有县里日本人埋伏的许多日本眼线，可以讲大耳对我们很重要。我是突击去一个叫石滚的地方审大耳的。为了怕维持会的人以及日本人的眼线发现我们对大耳的抓捕，我是特意想好了，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从大耳那里挖出材料，然后要把大耳给除掉的。大耳是个很狡诈的人，他知道自己必死无疑，所以他就把能交代的都交代了。即使这样，我还是发现无为这个地方的人，即使是坏人也很聪明。因为他跟你讲了那么多，他讲的东西都要分为两头来理解，所以你还是要费神去调查，比如他就讲过六爷也有一个名单，六爷那个名单他看到过，但他是无意中看到的，所以他没有看清，这就让他自己也很糊涂。六爷对无为县城各派的情况也是掌握的，而且他还说六爷跟日本师团下边的驻扎高林镇上的一个营，秘密在杀一些当地的财主，因为杀这些财主可以拿到他们的家产。
总之，这个大耳提供的情报是互相有矛盾的，因为时间紧迫，你不可能对大耳有任何别的办法，所以像这种人如果你放了他，后果会更加严重，我就考虑不管他讲了什么，我们都记下来。不过对我们最重要的是，他讲了六爷在东大街的一家澡堂子里有个藏身之处。他讲这个恐怕还不是故意的，而是因为他讲到六爷跟那个营长见面地点时透露出来的。不过后来我们发现六爷就是把那个东大街澡堂子作为他的一个藏身之处的。枪决大耳的任务，我交给了刘行远，我跟他讲，你把他干掉。那时大石滚那里有个土坯屋，四周没有人，我带的人都退了出来。我站在门口，另外几个人在不远处，我就站在门口，我跟刘行远讲，你把他毙掉。这个大耳也是听到的。作为一个革命者，这个没有什么，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做法，大耳是个重要人物，必须毙掉，只有这样，我们干一桩是一桩。我没有看大耳的反应，也没有听到大耳的求饶，我想土坯屋里边的气氛是让人难受的，但我们总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处决一个汉奸，这是我们来无为的任务啊。
但刘行远一直没有动手，我也没有再下命令，我那时在想，如果刘行远半个钟头不开枪，我就要处理他。所以我是跟自己打赌的，我想刘行远这个人，虽然我一再讲我是信任他的，但他这个人就是怪，我对他的了解始终是有局限的。后来我听到他走到这个大耳的身边，他跟他讲话了，我没有再进去，所以我听不到他跟大耳讲什么。但既然我把枪毙大耳的任务交给了他，那他就可以执行了，他以他自己的方式去执行也是可以的。我跟你讲，革命就是这个样子，革命就是现实啊，所以，我就抱定一条，那时我有个怀表，我一直在看时间，反正还没到半个钟头，如果半个钟头他还不能把他毙掉，我就要把刘行远交回新四军军部去。我不生气，也不急，但我就是不明白，刘行远为什么一直怪怪的，他是一个奇怪的革命者。
当然，没有到半个钟头，大概也就差那么两三分钟吧，我听到他在土坯屋中开了枪，毙掉了大耳。我没有对刘行远讲什么，我知道他这人有自己的办法。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按他的方式又审问了大耳一遍，他因而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那晚，我们把大耳的尸首处理完之后，一行人分头回县城。在回到顾老板的粮店之后，我发现刘行远的手一直在蜷着，我不知道他这个动作是干什么，我想他会向我汇报他从大耳那里又审出了什么。他回答得并不干脆，似乎他自己在琢磨着他听来的那些话是不是可靠的。我也不生气，我想虽然我有权力让他一五一十地把他听到的全部内容都汇报给我，但他如果讲不完整，那也是他的事。再者，刘行远自己清楚得很，因为那毙掉大耳前的半个钟头，我就站在土坯房外边。我随时可以进去参与重新审问，但我没有，我在想，也许我也在赌气而已。但刘行远是不是看出了这一点呢。这一点我后来一直都在想，那就是我跟刘行远在无为锄奸那段时间，我好像一直是有点赌气的。
我也讲过，我对他这个人是有亲切感的，你可以讲，我对他是跟对别人不一样的，在我的队伍里，只有他一个人是叫我大表姐，这是从埠塔寺起义时就留下来的称呼，我听他这样叫我，我是有亲切感的，可以讲我对他跟对别人总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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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杀掉大耳之后，应该讲我们可以对六爷下手了，不是说掌握了他在东大街澡堂还有北边小杨地那块两个秘密去处之后，我们可以方便动手，而是我们把六爷毙掉之后，我们可以看一看无为上下的动静。当然，我没有来得及向姓谭的来请示是否有必要先动这个六爷，但姓谭的一直没有向我下达命令让我们除掉六爷，这说明对待六爷，支队有支队的考虑。当然，我是知道林六津是必须要干掉的，而且越早越好，但就在我们准备对林六津动手时，刘行远却说林六津到武汉去了，因为在武汉那里有个活动，大概是日本军队和各地维持会的人举行一个声势很大的庆祝活动。不用讲，他们在办报搞活动的同时，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对于自身的警惕，这个林六津跟六爷不同，六爷本来就是带帮会的人，当过匪首，所以他对枪不陌生，但这个林六津就不同了，刘行远得来的情报是林六津很可能已经注意上无为有锄奸队了，他这次到武汉去，说不定会带回什么政策来应对。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最好能先行动。
自从大耳被除掉以后，维持会和日本方面的人，肯定会得到一点有关锄奸队的风声，所以我就跟刘行远讲，还不如在林六津没有回来之前，先把这个六爷杀掉。至于杀六爷，刘行远可能有他的看法，他是说六爷很难杀啊，六爷一百多号人，已经从含山那边抽调过来了。我是想到刘行远要是独自把六爷杀掉是很难的，我是想刘行远如果没有办法把六爷给杀掉，那就要减少跟六爷的接触，因为谁知道六爷有没有怀疑我们的身份呢。
也就是在这时候，这个六爷反而跟刘行远走近了，他再来找刘行远的时候，用的是日本人的军车，而且跟顾老板讲了，不要我去，我就想麻烦大了，要么六爷已经想把刘行远单独解决掉，要么他已经发现了我们的身份。另外，有可能他想试探刘行远的底细。我是不想让刘行远去的。但这时候六爷已经进了院子了，他身边还跟着人。我就大声跟刘行远讲，我讲你要是跟六爷去玩，我就回老家了，我们往芜湖卖米的事情就不做了。六爷对我笑。六爷说，你也不要管老叶太紧了吧，你们的粮不用往芜湖卖了，我们维持会从顾老板这要的粮远远不够，你们六安的粮，我们都要，并且不会拖你们的款项。我那时是没有把握能不能把刘行远给劝住，当然我犹豫的时候刘行远已经从院子中走出去上了六爷的车子。我听到六爷关车门的时候，跟刘行远在车里笑，说你媳妇就是不想让你去玩。顾老板也怔在那里，那时我们都在想，六爷说不定那天在东兴楼就看出了刘行远在外边藏枪后来又揣枪到屋中，现在单独把他拉出去，或许就是要把他干掉呢。
我回到屋中，我跟顾老板讲，你到粮店去，我想一会子。在那一刻，我在想，也许刘行远是回不来了，我心里很不甘，我想他是我的一个兵。另外，虽然是假扮的，但他是我假扮的丈夫，别人是看在眼里的，尤其是这个六爷，他即使看出了我们是假扮的，他这也是在无视我，我带过一个支队呢。我不能让我的兵，我的假扮丈夫，让他给拉出去杀了，所以我想去救他的，但我又想，刘行远他不是一般人，他既然肯出去，他应该有考虑的。所以我赶紧去床后边搜枪，原来，枪不在，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这个我不知道。他应该没有时间装上枪的，但他就是做到了。枪不在，他带了枪，这说明他心里清楚，我想他既然清楚了，那他就应该能回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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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了刘行远去烟云楼的事，如果他知道我们是假扮的倒好，如果他就认为我们是夫妻，那他的看法就会很奇怪。听顾老板跟我讲，刘行远就是没有对那个叫鱼皮的女人有那个意思，这让六爷很下不来台，加之又喝了酒，所以差点没有在烟云楼里就吵起来。六爷是说刘行远近乎冷酷，没有人会对像鱼皮这种妓女不动心的，更何况六爷跟刘行远认识时间不长就甘心把这个相好介绍给他，可见六爷是拿他当朋友的。我在顾老板那里听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我想也许顾老板会猜出我跟刘行远只是为了暗杀而假扮的夫妻而已，但他这么说，其实也让我知道，他是在表达他对刘行远也是有看法的，因为明眼人都知道，六爷那是在试探刘行远。而刘行远这么做则可以说基本上让六爷看出了问题，六爷不可能不去想他的身份，不可能不再怀疑，在一个做粮食生意的人身上，到底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当然刘行远在烟云楼的表现，我很难去判断，他做得对不对，因为他没有向我汇报，而是跟顾老板瞎聊时讲的，我明白这符合他的性格。
当然我也没有什么情绪上的波动，我感到不安的是，刘行远并不愿意把这种情况讲给我听，那他就是有他自己的一套主意，这是其一，另外，我想他到烟云楼里不动女人，我理解的就是他在这方面有让人很难理解的一面。我当然不能因为仅仅是处于革命演戏的需要就要他刘行远跟六爷去玩时一切要以六爷为重，听六爷的，演给六爷看，因为谁也不能保证你即使演到位了，对方是不是就完全信你了。另外，很重要的是，即使刘行远就这样的表现，你也很难说六爷就一定会因此能把刘行远的真实身份给套出来。我们没有办法去预计六爷他会怎么办。但我很快得知我们在方庄的那个据点被六爷的人盯上了。虽然他们什么时候会对我们起疑心以及是否已经起疑心了，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方庄的战友们立刻就要撤到北街去，而且在那儿还不能保证六爷会不会继续去盯。我跟刘行远无法就烟云楼他对鱼皮的冷漠拒绝去讨论他的做法，我没有办法去指责他做的对不对，但他自己也不说明，我就觉得他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怎么说呢，我发现，至少在无为期间，他是一个比较冷淡的人，可以讲有一点冷漠，这不是说对敌人啊，是说他对所有人，都有点冷漠，好像他不屑于跟别人有什么瓜葛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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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你讲过了，我们的一个通讯员就在新桥那里被杀害了，当然后来事实证明他牺牲时没有被敌人搜去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但在当时你心里没底啊，再说我们在方庄的战友也已经被敌人盯上，他们已经撤到北街去了。可以讲，现在如果不及时动手，我们就会很被动。你看，这是当时我们在无为的处境。不过，我要讲唯物主义的，还不是指这个，对于革命斗争来说，我们是有组织的，但对于在那种处境下的个人生活来说，那种艰难就不仅仅是表面上的了，而是一种必须由你自己去掌控以及能否掌控得住的问题了。所以我讲一个人是否唯物，并不取决于他说的什么话，坐在什么位置上，而要看他到底有没有一种定力，能够把事情往真实的方向看，所以我讲了在无为时，刘行远是我的兵，大家也都知道他这个人仪表好，很有看头，我也是看在眼里的，但我跟别人不一样的是，我得装作他是我的丈夫，我必须要像别人都能体会到的那样，要在别人面前注意到我有这样一个丈夫。
但是，即使我必须这么做，我也只能说我是真正在意这个人的，我只能这样了，为了革命，我们在演戏，但在我心里，我也是有他的，当然也就仅仅在这个程度上了。我说过他被六爷最早单独叫走那一次，我是担心的，但刘行远看出我的担心之后，他反而以一种苦笑和不满来对待我，我想这是他心事重。但最可怕的是，六爷后面还在叫他，随时我们身份就有可能暴露，以及端木和营长后边也裹在聚会中，我就感到每一次刘行远被叫走，他都有可能被他们干掉，但我又阻止不了他，这是工作。
我是个唯物者，我讲的是那时候的事情，也讲了那时候我的心情，但我现在又不得不跟你把时间调整一下，我得跟你讲讲，在几十年以后，也就是“文革”的时候。那时我在地方上做干部，当时已经在省里任主要领导了，我没有想到风雨来的时候，是个什么局面，因为你想，像我们这种干部，那是从子弹中打出来的，我没有什么顾虑的，一开始对我的斗争主要集中在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上，无非有我对知识分子的一些支持，我对一些五六十年代活跃的文化人的欣赏和来往。但后来，我发现斗争性质变了，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他们推出了所谓的生活作风问题，我为什么现在跟你讲起了这个呢？这个跟你要写的书其实是有关系的。因为他们揪我的生活作风问题，揪的不是解放后，不是在我当官的时候了，而是我革命时代的事，这个我是没有料到的。你应该猜到了吧，讲的就是我在无为期间和刘行远的事，这让我怎么可能想得到呢。我是个老红军，我长征过，我在延安呆过，即使从延安南下，去新四军当支队副职的时候，我也一直都没有想过，有朝一日，我会有这样的麻烦。
这几乎对我是个笑话，但“文革”那时就是这样，所以我讲我这个人有原则，我唯物主义，我之前也跟你讲了，我和刘行远在无为锄奸的艰难过程。但这些造反派在“文革”时候，抓我的问题实在没有出处，就抓那个时候我和刘行远在无为的事，他们在做我的材料的时候说我在无为跟刘行远有生活作风问题，因为在我们的革命档案里写得很清楚，为了锄奸，我们是被以一对假扮夫妻的名义派下去执行暗杀任务的，我们是有角色的。但这些造反派们，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些所谓的新组织的材料，硬说我当时是以带兵的身份在勾引自己的兵，就是说我是在胁迫刘行远跟我相好。我当然是嗤之以鼻的，但这个想搞垮我的造反派头头，硬是到当地又找了所谓的当时的人，捕风捉影地做我的材料，说那时我硬逼着刘行远跟我好。我当然有口难辩，我想历史就是这样，历史的唯物主义如果没有了眼力，没有了原则，没有了最基本的信任，历史的唯物就很难存在。所以，你想想，当时我也是个重要的干部了，我为革命九死一生，但我却要在那段时间承受这样的指控，我心里何等煎熬。我今天跟你讲这个，我是想告诉你，我虽然是唯物的，但我不能跟你讲我唯物了，自己就绝对可以放心了，别人能够钻那个空子，也就是因为当时我们在无为，情况很复杂，很多事情，你要是单从一个角度看，你根本就看不明白，也解释不清楚。我记得那些造反派在整我的材料中说，之所以我和刘行远在无为杀六爷的时间、场合和方式上是后来那种模式，就是因为我汪孝之对六爷用鱼皮来诱引刘行远，已经无法忍受，纯粹是出于私情，才会在不合时宜，我方有风险的时候，才杀的六爷，使我方也受了损失。
但关于对六爷的刺杀，那已经是必须要执行的时候，否则我们就要败露了，至于后边整材料说我对妓女鱼皮和刘行远的关系十分不满，不惜以破坏任务执行为代价，而提前射杀六爷，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但我现在想跟你说的是，关于生活作风，这是他们整人的一贯方法之一，特别是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带着自己的兵，在日伪区执行任务的人来说，他们总会在这样的环节上做文章。我跟你讲，即使在这种整我，把我打倒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过，要人去找刘行远。我们是革命过来的人，我相信不需要让刘行远来解释，历史本身就是事实，我就宁愿历史的唯物就是历史本身。这个你懂吧，你写书应该懂，而我心里也明白，像刘行远那样的人，也许你想到把这个问题抛到他面前，这本身恐怕就已经是对他的一种污辱了。我说过，在无为那时，他是个心事很重的人，我也说过除了他要找寻那个孩子之外，他的心里还有事，只是那时我并不知道，就在他一直喊我大表姐的时候，他心里其实装着另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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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觉刘行远这一天去，跟往常是不一样的，但我没有跟他谈，我心想刘行远会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刘行远去了之后，我是到方庄去了一趟，当然那个地点已经拆除了，我是想看看那里的情况，我发现了一些陌生人在那个大院子外边的猪场上晃荡，我感觉很奇怪，后来我就不敢到东大街我那些战友的住处去，而是去了城中心，就是离三牌楼还有几百米的一个布店。我在那里见到我的一个手下，他正站在那里扯布，我想他是要在那里留东西，我就是从他那里听到，听说维持会的人要在县郊杀一批人。当然我不晓得维持会跟那个叫田中的营长是不是已经明确了要杀什么人。但我想，既然维持会要行动了，那我们就要赶在前边。我就是从布店那里直接就去了北街的澡堂子。显然，刘行远在那里，因为我已经带了枪，我没有什么犹豫，作为一个革命者，每当我执行任务的时候，我总是这样，我头脑里既是一片空白，那是为了清空我的那些杂乱的东西，另一方面，你可以说我头脑里跟石头一样重得很，所有东西都是码在里面的。
我进了澡堂，是一个大布帘，因为我是戴了个帽子的，而且穿了对襟褂，所以别人看不出男女。帽檐很低，这在那时的无为县城几乎也很常见，就是那种跑路的。所以我掀开布帘进去时唯一的一个老头也没有理我，澡堂的放木躺椅的那个开间已没有人。我在过道里甚至有了半分钟时间，因为外边老头根本没有理我，里边是几个雅间，同样我没有看到人，再往里边，还有个布帘，很厚，我记得是蓝色的。凭我的直觉，我知道他在里面，对，六爷在里面。我也知道刘行远也在里面，因为他在出门时跟我讲了，他到北大街去跟六爷洗澡。这个地点其实也没什么奇怪的，因为之前我们在杀大耳的时候，狡猾的大耳无意中把这个地点泄露给我们了。我在掀那个布帘的刹那，是从最后一个雅间，其实就是一个带珠帘的很小的隔间，似乎看到了一个女人，当然我马上反应过来，他们肯定是在澡堂子里了，那个女人后来知道就是妓女鱼皮，但我没有时间去辨认。
我是从珠帘那隐约的漏过来的光线中看到了这个叫鱼皮的女人。我感到这个人很温和，可以讲就是大家都能想得到的那种妓女的样子，我的帽檐那时已经向上抬了，我的手伸在布兜里，其实我在看到这个鱼皮的同时，另一只手已经揭开了布帘。布帘有点重，可以说你没有办法掀得很大，只能挑开一点。在布帘前边是个空地，你能感到那里有鞋，还有框子。可以讲澡堂子的热气很熏人，但我的眼力这时是好的，因为我没有时间多考虑，我挑开了布帘的同时，我人就进去了，并且我这时枪已经拿出来，扳机已经打开了。我看见那雾气很重的池子的最里头有两个人，我也知道是刘行远和六爷，但我想我没有办法立刻就扣动扳机，我想这就是一个人在执行革命的最后关头，他必然要有一种冲动，因为人是负责任的，我虽然说我不太能确定哪一个就是六爷，但我停留了这个大概十多秒的时间，并不仅仅是为了辨认，相反，我也是在为自己考虑，因为我知道，我终于可以杀掉这个人了。
所以后来很多人论我杀人如麻，说我铁面，说我大胆。但说到实处，还是不了解革命者的心理。在那一刻，我想我不是别人，我就是革命本身啊。所以，现在坦率地跟你讲，我没有真的担心过我会杀错，因为我在扣动扳机的时候，我是看见那个人站起来了，虽然本来这个人也可能是佝着腰的，甚至可以讲他们有可能在说话，但实在因为太近，又因为水汽太重，加之他们都是光着身子的，所以你无法判断出绝对的区别来，谁是谁，但那时，我看见起来的人就是六爷，我就开了枪，并且是连开了几枪的。我听到枪声有点发闷，但我很坚决，我知道我在开枪后，我就会跟之前不一样，我已经完成任务了。
这个地方没有他的部下在，这个我是掌握的，所以我想有可能的话，我希望我的兵，就是那个刘行远尽快起来，但就在这很短的时间内，池子里的水汽好像很快就散掉了，就凝到水里去了，所以后来站起来的我的这个兵，就很清晰了。我没有立刻转身，因为我必须确认我的这个兵他能站起来，池子里已经红了，全是血。所以凝在这水里的水汽什么都挡不住了，他站了起来，他斜着，没有走向我这边，而是向池子的左手，就是我的右手那个沿子走去。
但我看得见他这个人。我知道他是刘行远，尽管这个人、这个身体以及这个样子，这个去除了呢帽的刘行远的样子是无限陌生的，但确实他是刘行远。我就在这时，还喊了他一声，不过后来无数次，我都记不住我喊了他什么。显然，我是喊他的，因为我还要继续确认他活着，我杀的是六爷，但我记不得我是怎么喊他的。显然，我没有喊他的名字，我想我不会这么叫的，我是在杀人现场，我刚刚办完事情。我也许只是喂了一声，或者是哦，反正就是很奇怪地喊了他一声。我想借助这一声，至少他也应该知道我是谁了吧。可是，我记不住他有什么反应没有，因为他就要转过身朝布帘子这边来，这时我才转过身，我没有看他。今天这么讲，你都知道了吧，在那几十年前了，那是什么岁月，但事情都很清楚，我转身出去时，我朝先前那个小雅间看了一眼，我没有看到有什么鱼皮，没有看到。我的枪还没有收起，但我什么人也没有看到，我必须立刻离开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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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行远后来告诉我他在我杀掉六爷之后他的去处，虽然他本来应该即刻向我汇报，但他跟我讲这个情况已经是第二天的事情了。我跟他讲，即使你不讲，你也可以做到，因为你已经在这样做了，你擅自决定你自己的去处，你已经在你自己的那个套路里走了太久了。刘行远也没有反驳，我想在我们之间都回避了我们在刺杀六爷时的那种盲目的相互的不理解。其实我何尝不知道我在向六爷开枪的时候，也许我并没有跟刘行远有那种天生的默契，也就是说如果那时站起来的是刘行远，那我射出的子弹也就会击中刘行远，我就会杀掉他，但也没有绝对的把握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在那么差的视线中有绝对的眼力可以做到杀准那个你要杀的人。但刘行远没有跟我追究这个，在别人说我杀人如麻的同时，他自己也是这么看的，只是作为和我假扮夫妻的一个兵，他是有他自己的看法的。
我没有跟他谈我的心理情况，你知道这一点是几乎谈不了的，你不能讲我在那时就是对刘行远不负责任，我想在那个场合每个人会有每个人的处理方式。但我在前边回忆时也跟你讲了，我就讲那个站起来的人就会是六爷，这就是我作为一个革命者的直觉，当然刘行远是不是会站起来我是没有考虑过的。刘行远自己虽然没有在我面前有什么异议，但在顾老板以及我的那些战友们跟我后来的谈话中，我是听出了，即使是刘行远，他也认为我不应该在那一次以那种方式开枪，因为照他自己的思路，他是要再往后，以另一种方式把六爷给杀了，他甚至后来跟李靖良司令也讨论过这个事情，他说这样杀掉六爷，实际上等于把维持会里的那个马帮整个给丢掉了。他的意思是，如果以另外的方式在另外的场合秘密地杀掉六爷，那么在那之后不久，就可以做帮会的工作，因为他们帮会本来就是一个歪歪倒倒的组织，只要条件谈好，他们也完全可以为我们所用。
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假设，我不知道李靖良司令是怎么跟刘行远谈的，但在我看来，这是另外一种革命思路，反正我是想不出来的。我是锄奸队长，我只对任务负责，至于像刘行远以及其他人说的那种情况，我想那不是我要考虑的。不过，即使这样，你可以看出，刘行远对我是有意见的。但在那之后，我跟刘行远之间距离就更加远了，因为我在新四军锄奸这个重大任务上的突出成绩，组织上很快就又把我抽调到更重要的野战军中去了，这是后话。现在我跟你讲，刘行远不是跟我讲清楚了，他从澡堂子退出去之后的经历吗，我听他讲这个情况，我是有感触的。所以我讲给你听，恐怕有助于你更好地了解刘行远这个人，他是到六爷老母亲的在城郊东南的一处院子去了。我听他讲这个情况，我就觉得刘行远这个人不是胆大，而是一种很古怪的念头在支撑他做这做那的。
当然，关于六爷老母亲的情况，我们并没有掌握，因为他是在那次毙大耳之前最后那个钟头单独从大耳嘴中套听出来的信息，那一次是我赌气没有听大耳最后的那些话，但刘行远在六爷被我杀掉之后去的就是六爷老母亲的这个院子。他讲他本来是要跟六爷在洗完澡之后就到他老母亲那里去的。听他这话，就明白至少他刘行远是没有想到要在澡堂里就把六爷给解决掉的。刘行远是到了六爷老母亲的那个院子，不用说他以前已经到过这里，跟六爷的老母亲也见过面了。那天是六爷母亲过寿，你可以想想，在无为，人就是这样，家庭以及家庭生活还是最重要的。但给六爷老母亲过寿的人不是很多，可以讲，除了六爷最信任的几个他本家的兄弟之外，维持会以及帮会的人是一个也没有。六爷知道外面想杀他的人太多。他老母亲已经老态龙钟。刘行远跟她讲话很费力，所以他到这个院子来，也就是想跟老太太说，他和六爷刚才还在一起，六爷是在外面有事，所以就不能回来给她过寿。而他自己并没有忘记带来了几个大篮子，里面装了不少好布，老太太就收下了，她也讲不明白她是不是知道刘行远到底是谁，她只知道这个人是六爷最近带来过的好朋友。刘行远坐在那里，并不是做个样子就离开，他陪六爷老母亲又讲了许多话。但是，他看不出这位老太太是不是明白他讲的那些话的意思。
我在听刘行远跟我讲，六爷被杀，他却去给六爷母亲拜寿，我就想他是懂无为人的，无为人注重家庭，注重生活，这是让人很容易就看出来的。但为什么刘行远有这样的念头呢，既然这个六爷是个大汉奸，那你又何必如此在意自己和这样一个为了暗杀他而处起来的朋友呢。但刘行远是很固执的，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他觉得他自己必须要这样做才是合理的。他甚至跟我说，这个老太太有什么错呢，他甚至认为这个老太太也许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是个大汉奸。这个倒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在无为，我们真的很少能发现有人会对维持会有那种切齿的痛恨，作为人来说，生活是第一位的，更何况，打仗本就是军队的事情。但刘行远这个人还是很能挺得住的，他在那个老太太的院子中还是见到了几个人。虽然为数不多，但这些人倒都是跟六爷十分亲近的人，也许很快就会传来六爷被杀的消息，又或者消息已经到了，只不过这些人不会把消息告诉老太太而已。但刘行远跟我在讲这个情况时，我听出了他想表现出一种镇静，这种情绪来自于他认为人要有定力，按自己的方式去处理，事情并不总是会糟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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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行远在院中抽烟，他一直很有心事。不过我看出来，他觉得我不懂他。过了好一会儿，他跟我说，你不懂我的吧，我这就是义气，这是你也讲到的，但义气有什么错呢？敌人也是人，跟敌人也要相处，我就是要让人晓得，人有义气没有什么坏处。我听出刘行远的兴致上来了，好像他对自己能去给六爷母亲拜寿有着特别良好的感觉。他又说，在林六津的问题上，你想过没有，我是因为那次在他孩子在身边的最后关头，我没有开枪，他躲过了一劫。但这有影响吗，人是有义气的，林六津是个大汉奸吧，比六爷坏一万倍吧，但他并没有要杀我啊，即使我在六爷母亲那祝寿吃饭，可这个林六津，即使他知道六爷已死，即使他知道我就在六爷母亲这，他也没有找上来要杀我吧。其实我在跟六爷母亲讲话时，我倒是一直在看门口，我想说不定林六津会来，因为我在来人中发现了一个跟林六津一起在维持会里出现过的人。他们乘坐过同一辆日本人的车子，要是这个人派个人把林六津喊来，也完全是可能的。但我就是坐在六爷母亲身边。我就在想，敌人也是人，你的做法，他们都看在眼里，而且，我知道林六津会逃得很远吧，他是一个识时务的人，说不定早就到了武汉了。我那次没有杀他，这个，林六津也许是感觉出来了，虽然我是因为他孩子出现了，我被迫收起了枪，但林六津他应该明白吧，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想想，我在六爷母亲那里，我是考虑到的，也许随时会有人跑来杀掉我的，但即使这样，我仍坐在那里，我并不担心事情的败露。
刘行远这次跟我讲了很多，我晓得他是在跟我说，即使他那一次因为林六津孩子出现了，他没有干掉林六津，但他终究认为林六津已经识破他了，所以他才觉得也许林六津并没有退出无为，那么林六津就会随时来杀他。然而他又在跟我讲话中以一种打赌的口气说，即使是敌人，也是有感觉的，林六津也许去了武汉，也许就在无为，但他也许未必就会来杀他。他刘行远就是这么认为的，他以为他在那给六爷母亲拜寿是个有义之举。同时他也想向我讲明他又是知道很危险的，但事实是什么样呢，我想他刘行远只是一个兵，他对很多事情的理解，其实可以讲仅仅只是固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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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六津其实已经在几天前就被我们抓捕了，那时我们正在他嘴里拷问我们所需要的情报，因为他跟武汉以及华中那一片的维持会有很强的联系，所以我们必须从他那里找到可靠的有利于我们抗日的情报。再说他比六爷在日本人那里更有影响，因为他在宣传日本人的政策以及配合所谓的大东亚共荣的日本侵略理论方面，是一个日本人很依赖的所谓的文艺家，他的地位是特殊的，这就让我们必须要杀他。但同时，我们又要让他有价值，所以我是考虑要到六爷被杀掉之后才去杀他的。根据我们审问林六津的情况，这个林六津直到被抓捕，其实他对刘行远是一直没有识破的。所以，我讲刘行远他考虑问题的方法是很让人吃惊的，他以为林六津应该感觉出来他的锄奸身份，这让他有一种危机和败露感，但同时他又认为他没有在林六津孩子出现时杀掉林六津，他又以此认为林六津应该会意识到他刘行远是个有义气之人，或者说是个有想法的人。但事实是，敌人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林六津很温和，他在交代问题时，甚至也提到了刘行远，他讲他还跟刘行远讨论过在无为组织一些日本朋友来跟中国人下棋的事情。
我当然无从揣测刘行远是如何跟林六津合计这个事的，但在林六津的供述中看来，他同样是认为这个做粮食生意的北方人，确实比无为人要更有意思。但是，刘行远跟林六津接触的时间不长，他们不过是棋友，刘行远认不得几个字，可以讲文化程度上跟饱读诗书的林六津相距甚远，但刘行远这个人就是这样，他好像有这个本事，让人觉得他这个人很值得交往。但我在听到刘行远跟我讲从他枪口下侥幸逃脱的林六津时，我就认为很有必要让刘行远意识到真正的革命其实底色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在黑暗中，你必须立场坚定，容不得你考虑什么人情世故，哪怕仅仅是出于你所讲的敌人也是人。但那是屁话，我干了一辈子革命，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我是不会有这方面的感觉的，在我看来，敌人是人，但敌人仍是敌人。
所以我在听刘行远跟我讲，他给六爷母亲拜寿，有那么一点对于自我的小小的陶醉的时候，我是想让他知道，其实他思考问题，仅仅是他碰到的他能解决的问题；如果他不在他那个位置上，如果他不仅仅是一个兵，而是一个领导者，是一个要全面解决问题的人，那么他的革命就会有困难了，他就解决不好那些比他遇到的问题要复杂得多的人。
所以我就直接告诉他，林六津并没有逃到武汉。林六津已经被我们抓住了，就关在东大街的那个磨坊里。刘行远听说林六津并没有逃走，我发现他是有些吃惊的。我跟他讲我们已经杀了六爷，对林六津的审问也已经结束，现在是毙掉他的时候了。刘行远不做声，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所以我就跟他讲，林六津在供述时讲了很多事，但大多是没有价值的，他只是一个鼓吹者，是日本人的一条汪汪叫的狗而已。他也提到你刘行远了，但你应该明白，他并没有怀疑你，他很相信你。所以你以为他意识到你会杀他，并且当他孩子的面又放了他，你这些想法统统都是错误的。你并不了解敌人。刘行远在吸烟，他很冷漠，他说，那是他的事。但在我看来，刘行远没有被识破，包括六爷也没有识破他，林六津现在还以为刘行远是个朋友呢，这里面的原因并不在于他刘行远演技有多高超，而仅仅是因为他刘行远的本色而已，他就是这么个人。
所以我就讲刘行远你不要绕来绕去，你作为锄奸队伍里的一员，你所做的是好的，是有用的，你是一个好战士，但你应该提高认识，你应该对敌人更明确一点。我不知刘行远有没有听明白我的话，但我的意思是，你应该做一点新的举动给我们看看。所以，我就决定把枪毙林六津的任务交给刘行远。刘行远没有拒绝，也没有任何的犹豫，这让我有点吃惊。因为，杀一个人，也许愿意把谜底永远藏下去，即使是对这样一个十足的大汉奸林六津。但刘行远没有，我想也许是我讲的话，对他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刘行远是在午后到了磨坊的，我没有陪他进去，我站在木窗下，想听听刘行远跟林六津讲什么。我是安排他跟林六津见一下，如果说一点没有考虑让刘行远从林六津那里再审出点情报的话，那也不是。不过，我想，也许林六津再没有什么东西了，让刘行远去见他，并让他执行对林六津的处决，也是想让刘行远见识一下，一个革命者面对的敌人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所以我看刘行远进去后，林六津惊了一下，我站在窗外边，可以从侧面看到林六津的表现。林六津见刘行远进来了，他当然马上也就明白了，所以他哦了一声之后，就又坐回到椅子上。磨坊里，他俩离得很近，刘行远摸了摸石磨，就好像他很有经验似的，他看着林六津。林六津抬抬头，又低下头，然后他就摇头，他这个举动让人有点担心，但到底刘行远还是镇静的。
所以这让林六津后来又老实下来了，我听到林六津跟他说，我想见见我的孩子。我知道这时候的林六津也许已经从回忆中感觉到了什么，也许他认为那一次他就应该能判断出刘行远就是要杀他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即使他在回忆中把这些都组织起来了，他的后悔也是没有用的，因为在他面前的这个刘行远就是要处决他的人，那时是，现在也是。我在想，刘行远应该拒绝林六津的这个提议，因为根据我给他的命令，枪决必须在今晚执行。这个午后，让刘行远来见他，纯粹是为了让刘行远明白敌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在外边基本上看出来刘行远是不可能从林六津那里套到任何东西了，所以，我想刘行远应该拒绝林六津的这个提议，但我没有想到，刘行远答应了。他讲你可以见一下你的孩子，但条件是不能让你的孩子见到你。林六津同意。不过，我在外边是不满的，我想刘行远他没有资格单独来答应林六津的要求，这不是他说了算的。即使是你想给这个大汉奸一点点有意味的最后的时间，但你必须要考虑我们是否有必要为这样一个敌人，给他这样一点机会。但是，他答应了，并且他讲那现在就去。我站在外边，我没有制止刘行远，我甚至一直没有出面，没有跟这个林六津见面，我想没有必要让林六津看到我，他是一个汉奸，他是一个人。只是他是他那个方式的人。
我同意了刘行远的安排，那就是租来了一辆车子，我们的人坐在林六津边上，全部捆好了，只留下眼睛。然后在林六津讲的那个古桥头上，让车子停下来，是林六津自己说的，等到五点半，他那个孩子会从酱油店出来，这个我们都信他了。刘行远后来跟我说，他看到那个孩子出来，林六津也看到了，但林六津没有什么反应。刘行远坐在他边上，另外的战友枪就顶在他后背。刘行远注意林六津的表情，他很麻木，只是眼角动了动，就好像那儿有点难受似的。车里的人都没有说话，那是林六津的孩子，也许刘行远知道他们男人对自己的孩子都会有自己的一套办法，只是人和人不同，但说到底，父亲对于孩子，也总还是留恋的，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无法揣度刘行远没有找到他那十岁时从枪口下逃掉的孩子，那么他对孩子的感受是不是跟别人有什么不同。但刘行远后来跟我解释他为什么要同意让林六津在死前见自己孩子一眼时，他是这么说的，他讲反正他林六津是必死无疑了，让他见一眼自己的孩子，就是因为他是个人，他是个人，如果不是日本人打来，他说不定不是这样一种人，如果不是为了他那种要起家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的念头，他也许不会当汉奸。但这些都因为他是个人，他是个畜生，他反倒不会干这种出卖同胞的事，他反倒不会有罪了，他是人，所以可以让他见一下他的孩子吧。大家都是人。
你听听，这就是刘行远，这就是锄奸队伍中的刘行远，他真是个有头脑的人，我都不愿意跟他讨论下去了。我只想说，之所以把枪毙林六津的任务交给他，就是要告诉他，不要以为在敌人那里当老好人，是什么有味道的事情，这是一种对于我来说，有点可笑的做法。革命的残酷就是残酷，如果你知道汉奸出卖同胞让多少人丧失亲人，你就会明白，对敌人，对敌人那一贯的做法，那就是革命和斗争。当然，那时候，我没有跟刘行远讲这些大道理。晚上，刘行远在郊外秘密地枪杀了林六津，据同行的战友说，刘行远一共开了五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