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政是非常之举，是三千年大变革的历史产物。当年办船政是在列强入侵、危机四伏、清朝统治进入封建主义末期的历史条件下创办的。船政创办本身，就是为了自强。大陆称为“洋务运动”，台湾称为“自强运动”。从践行的情况看，也让人们看到这是一种强国之道的可贵探索。从组织者到船政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那里，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他们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科技，采用高位嫁接的办法，用勇猛精进的精神追赶世界科技潮流，成效卓著。而且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把人才培养当作船政的根本，为国家造就了许多近代化的栋梁之才。船政学生们不负众望，为民族的振兴而刻苦学习。许多学生通过学习尤其是欧洲留学，感受到中西方文化的异同。通过对比，了解差距，追求真理，探寻救国良方，成为近代叱咤风云的人物。
在近代中国积弱求强的历程上，船政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形成了独特的船政文化。所谓船政文化，就是船政历史人物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创造的物化成就和精神文明成果，其精神实质有爱国自强、改革创新、重视科教和海权意识等方面，核心就是强烈的爱国自强精神和强烈的海权意识。如果要归纳船政精神，我认为有三个方面，一是爱国自强的民族精神，二是重视科教与海权的时代精神，三是融通中西的探索创新精神。这种精神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时期、其他地区形成的文化。如果要用简短的语言来概括，可以归纳为“爱国、科教、海权、开先”八个字。
船政文化博大精深。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已有学者开始研究船政的历史。但较大规模的、较为深入的研究是进入本世纪以后的事。有三样事是不得不提的，一是2003年船政文化研究会等研究团体相继成立，学者们组织起来，开始专门研究船政历史和船政文化，经常开展研究活动，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二是福州市开展船政文化年活动，马尾设立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国内外政要相继来马尾参观，社会各界纪念船政创办140周年活动，马尾造船厂搬迁和船政文化工程动工兴建等等，把研究和弘扬船政文化推向新的高潮。三是船政文化第一次被界定为海西七大文化之一，写入国务院的正式文件。令人高兴地看到，船政尘封百年之后，终于迎来了研究船政文化的春天。我常常在思考，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革面前，摆在国人面前的使命就是民族振兴。我们现在做的中国梦，船政先贤们不是已经在做吗？自强的目标是一致的，只是时代背景不同而已。
如今，东方雄狮已经觉醒了。我们再回头看看这段近代史，就会惊奇地发现，我们又仿佛回到历史的原点。鸦片战争之前，大清帝国走的是自己的道路，社会虽然也有动荡，但相对较为安逸，比较保守。鸦片战争后，被迫打开大门，受西方坚船利炮的刺激，开始学习西方，先是学科技，后学政治、法律、思想。辛亥革命，清帝退位，立宪共和，军阀混战。后来克里姆林宫的一声炮响，走俄国人的道路成了结论。但后来中苏论战，关系冷却。文革后，我们开始反思，最后确立自己的特色道路。一个半世纪过去了，从走自己的道路到师夷制夷，到走俄国人的路，到摸着石头过河，到重新走自己的路。这个走自己的路已经和鸦片战争前的道路有着质的不同。我们已经能面对全球化，审时度势，找回自己丢弃的东西，包括优秀中华文化，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大踏步地向前走。
船政的创办正是国人的觉醒、中国梦的开始。在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要“师夷制夷”，没有文化自信是不可能实现的。引进西方技术必须有文化自信。船政实施“请进来、走出去”的战略，以开放的心态对待中外文化的交流、冲突和渗透。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船政师夷是为了制夷，“请进来”是为我所用，是为了“整顿水师”，建立自己的近代海军，而不是买“阿思本舰队”。船政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管理和教育模式，但始终坚持为我所用的原则。船政聘任日意格为正监督，与之签订了5年包教包会的合同，以契约形式聘用外籍教师的，坚持外籍工程师、教师以私人身份受聘，坚持“权操诸我”原则。这一切都是为了培养自己的造船、驾驶人才，为了御侮，为了自强。
“走出去”也充满着自信。沈葆桢认为洋人来华教习未必是“上上之技”，“以中国已成之技求外国益精之学，”必然事半功倍。因此选取学生赴法国深究其造船之方，及其推陈出新之理；赴英国深究其驶船之方，及其练兵制胜之理。船政学子们“深知自强之计，舍此无可他求，各怀奋发有为，期于穷求洋人秘奥，冀备国家将来驱策，虽七万里长途，均踊跃就道”。他们分赴法、英、德、美等国留学，学成回国，成为我国近代化的精英和栋梁。通过留学，船政学子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同时改变了思维，了解到差距，促使他们去追求真理，探寻救国良方。他们大量翻译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说，大大影响了中国近代的思想界，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严复。他运用西方进化论和天赋人权学说，宣传变法图强的思想主张，连续发表政论文章，翻译《天演论》等名著，振聋发聩，影响深远，成为中国近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深刻地影响着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也正是这位思想家，在辛亥革命失败后仍坚持“中国必不灭”的信念，坚信中国将会成为“强族大国”。晚年，他撰写了一幅对联：“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易吾言”，可见其自信之至。
船政通过文化交流，既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又坚信中华文化的生命力。这种文化自信是实施文化强国战略所必须的。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自强不息，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正如严复所说，是“耐久无弊”的，是“最富矿藏”的。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严复倡导的新民德、开民智、鼓民力的目标并没有完全实现，而且任重道远。增强国民素质仍然是今后的重要课题。
汤恩比是期待中国对世界的和平、统一和发展发挥作用的西方思想家。他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十分赞赏，认为中国一定能够在未来对世界在政治上和精神上的统一做出主要贡献。他认为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这样大一统的国家。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中国的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教引领人类走出迷误和苦难，走向和平安定的康庄大道。他认为以中华文化为主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将是人类未来最美好和永恒的新文化。
现在世界很不安宁，各国都有各自的利益。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发生，就是核武生化武器的信息化战争，不但两败俱伤，而且地球同归于尽。这个战争不可能有胜负，有的是人类的集体自杀，文明的毁灭。解决这些问题，只有用中国智慧，和谐万邦，天下大同。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大家都知道炎帝、黄帝是两个人，两个部落的首领。当时打得不可开交，最后联合起来，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这个生动的例子，五千年来，无时无刻不警醒着人们；和为贵，这是走向天下大同的必由之路。这就是中国智慧，也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船政虽有挫折，虽被尘封，但终究被拂去泥沙，显露出灿烂的历史辉煌。
2015年10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