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出版后，巴金在给一位表哥——就是少年时代曾给过他帮助的那位香表哥的一封信中，谈到《家》的创作和其中的一些人物。
为了说明自己身上虽然具有觉慧的某些特点，但自己并不是觉慧，他特别指出：“我的生活里不曾有过鸣凤”。他还进一步说明：“在那些日子里我就没有起过在恋爱中寻求安慰的念头。那时我的雄心比现在有的还大。甚至我孩子时代的幻梦中也没有安定的生活与温暖的家庭。为着别人，我的确祷祝过‘有情人终成眷属’；对于自己我只安放了一个艰苦的事业”。
为别人祝祷“有情人终成眷属”，对自己“只安放了一个艰苦的事业”，这是巴金少年时代的雄心，也是他那时的誓愿。离开封建大家庭以后，他一直探寻并投身社会改革和被压迫者的解放事业，并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而自从拿起笔进行创作，他便遵从法国启蒙时代的老师卢梭、伏尔泰等人的教导，“把写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把笔当做武器，传达人民的愿望和呼声。因而他以全副的精力和献身的精神投入创作，每天都像被驱赶着一样，日也写，夜也写，把年轻的生命消耗在白纸上。在短短的三五年间，他创作了《新生》、《家》、《爱情的三部曲》等十余部中长篇小说和十几本短篇和散文集。在这期间，巴金同少年时期一样，给自己“只安放了一个艰苦的事业”，“没有起过在恋爱中寻求安慰的念头”。
所以，在巴金19岁以前，当他还在大家庭里的时候，他的生活里没有鸣凤；而走出大家庭以后，一直到《家》等一系列作品问世，一直到他成为著名作家，他身边仍然没有“鸣凤”，“没有安定的生活与温暖的家庭”，甚至没有起过恋爱的念头。
然而，恋爱和婚姻毕竟是青年人生活的重要内容，对巴金来说，这一切只是来得晚了一些，所以，不期然而然地，“鸣凤”终于飞来了，这便是萧珊。
萧珊本名陈蕴珍，1917年出生，和巴金相识是在抗战前的1936年，那时她还不满19岁，在高中读书。这是一个热情奔放的女孩，曾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随后又转入上海爱国女中。她喜欢看巴金的小说，这时便开始给巴金写信，坦率地向巴金表白：“你给了我生活的勇气。你给了我战斗的力量。”并告诉巴金：“去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高潮把我鼓舞起来，使我坚决地走上民族解放斗争的路途！在这半年的战斗中，我得着不少的生活知识与宝贵的经验。我抛弃了个人主义的孤立状态而走向集体的生活当中。我爱群众，我生活在他们中间。是的，我要把个人的幸福建筑在劳苦大众的幸福上。我要把我的生命和青春献给他们。”末了的署名是：“陌生的十几岁的女孩”。读着这封热情、坦率的“读者来信”，巴金说他“深深地感动”了。他立即写了回信，以同样的热情和坦率回答这位少女，说：
“朋友，你把我过分地看重了。倘使你真的有那勇气，真的有那力量，那么应该说是社会把你磨练出来的。”巴金特别赞赏她为了劳苦大众的幸福而贡献自己的生命和青春的决心，说“现在是你给了我勇气”，为此他向她表示感谢，并答应她的要求，介绍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情况，讲了关于自己的“故事”。作为开端，这两封信在他们彼此心里都留下深刻印象，成为他们随后密切交往的桥梁，也大大缩短了他们在年龄、地位和心理上的距离。
到了第二年，当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相当密切，可以说已进入初恋时期。巴金热情地投入抗日运动，写文章，办报刊，废寝忘食，而萧珊的热情似乎更高。巴金反映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火》里的女主人公冯文淑写的就是萧珊。其中，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冯文淑参加青年救亡团，以及到伤兵医院当护士的情节都是萧珊的经历，而且还是根据萧珊的文章和叙述写出的。
虽然《火》中的冯文淑后来的经历与萧珊不同，但她的性格，她的活泼、开朗、勇敢和为抗战奋不顾身的精神，还有那双“长睫毛盖住的不大不小的眼睛”，分明就是萧珊，而巴金也是怀着满腔的爱心来写她的。无疑，《火》是他们爱情生活的第一个纪念。
上海沦陷后，巴金为完成《激流三部曲》的第二部长篇《春》而留在上海，萧珊本来可以跟朋友们一起到内地去，但为了巴金，她也留下来。第二年初，《春》脱稿之后，他们先后到了广州，编辑出版《烽火》旬刊，在敌机的疯狂轰炸下为抗战呼号、奔走。巴金后来在回忆中说，在那些日子里，“她陪着我经历了各种艰苦生活。在抗日战争紧张的时期，我们一起在日军进城以前十多个小时逃离广州，我们从广州到广西，从昆明到桂林，从金华到温州，我们分散了，又重见，相见后又别离……在那些年代，每当我落在困苦的境地里、朋友们各奔前程的时候，她总是亲切地在我的耳边说：‘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在你的身边……’”。
巴金比萧珊大13岁，对萧珊如父如兄，极尽呵护。巴金说：
“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不到20岁，对她的成长我应当负很大的责任。”他爱萧珊，但更关心她的成长，尊重她的选择。据朋友说，有一次萧珊兴冲冲来找巴金，不一会儿从楼上下来，泪流满面。朋友关心地问萧珊：“李先生欺负你啦？我去找他算账。”萧珊不好意思地说：“我爸爸要我嫁给一个有钱人，我来请他决定，他却说，这件事由你自己考虑。”这时巴金跟过来，刚才的话他全听到了，解释说：“我是说，她还小，一旦考虑不成熟，会悔恨终身的。如果她长大有主见了，成熟了，还愿意要我这个老头子，那我就和她生活在一起。”显然，这里含着更深的爱。萧珊自然更加感动。
从萧珊的成长考虑，巴金一直关心她的学业。1939年夏天，萧珊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读书。送走萧珊，巴金独自留在上海创作《激流三部曲》的第三部长篇《秋》，待《秋》写完、付梓，已是1940年7月，巴金便匆匆离开上海，经河内转昆明去看萧珊。以后的日子他们仍是时聚时散，“分散了又重见，相见后又分别”，因为萧珊还在读书，而巴金则为了创作和文化出版事业不能不四处奔走；但他们的心是系在一起的，而且越来越紧密，不可分离了。我们仔细看看巴金当时行踪的“路线图”就可以知道，在那个时期，他的行动路线始终是围绕着萧珊在兜圈子呢！
幸福的时刻终于来到了。萧珊在西南联大毕业后，1944年5月，他们在贵阳郊外的“花溪小憩”旅行结婚。那年巴金40岁，萧珊27岁，都是“大龄”了。从1936年他们开始相识、相爱，到这时已经过了整整8年，岁月的磨洗和凝炼使他们的爱情更纯净、更透明。结婚那天，他们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没有办一桌酒席，只他们两人“在暗淡的灯光下从容地夹菜、碰杯”，悄声地谈着过去和未来。静静的群山和急急的流水为他们的爱情作证。
结婚以后他们先后到了重庆，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门市部楼梯下七八平方米的小屋里”住下来，从此再也没有分离。
新中国成立后，巴金和萧珊的家庭生活平静而幸福。巴金主要还是写作，也有一些相关的文化活动；而萧珊，除了教养子女，主要是做巴金的助手，帮他处理信件、资料以及接待朋友和来访者等等。对萧珊来说这并不是牺牲，因为巴金的事业也就是她自己的事业。此外她也搞些翻译，她所译的普希金、屠格涅夫和高尔基的小说文笔流畅，细腻优雅，颇具独特风格。巴金说：
“她比我有才华，却缺乏刻苦钻研的精神。”也许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就其才力而言，她翻译的作品不多，成就不算很大，但这似乎并不重要；对她来说比什么都重要的是：作为巴金的“生命的一部分”，她生活得充实而幸福。
而对巴金来说，萧珊则不单是一般人家所谓的妻子和孩子的母亲，而且有着远非寻常可比的特殊的意义：
她是他的读者，他的朋友，他的创作的忠诚的守护者；她是他的知音，他的灵感，他的事业的最可信赖的合作者；她是他的青春，他的幸福，他的爱，他的心灵的炽烈的火光。
总之，她和他一切都是相通的。如巴金所说，她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最重要、最珍贵的一部分！
在人生旅途中，巴金与萧珊共同度过了漫长的欢乐和艰难的岁月。最后在“文革”期间，当巴金遭受严酷迫害和精神摧残的时候，她是他的安慰，他的勇气，他的唯一的生活的支柱；同时她也是这种种迫害的见证人，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和牺牲者。因为有萧珊，巴金不仅在青年时期生活得更幸福，多了几分浪漫和传奇，而且在后来有萧珊陪伴的所有日子里，都生活得更充实，更坚强，更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