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巴金的小说创作，其主要成就是在长篇和中篇。他的短篇小说虽也数量可观，且不乏佳作，但从总体看毕竟处于次要地位。事实上巴金从一开始就把更多精力投入中长篇创作，他的兴趣仿佛也在这里；而且似乎也只有中长篇才更适宜抒发他的满怀激情，更适宜他尽情倾吐，更适宜发挥他汪洋恣肆的才情。所以，在《洛伯尔先生》之后，他一面继续写作短篇，一面便把主要精力逐渐转到中长篇小说的创作上来。在此后一段不长的时间里，他的中长篇作品除了人们所熟知的《家》、《爱情的三部曲》外，还有《新生》、《海的梦》、《春天里的秋天》、《砂丁》、《萌芽》（后改名《雪》）等，这在同期的作家中是少有的。
这时期巴金的创作，以及从《灭亡》开始巴金的全部创作，有一个特点，就是创作与生活及个人情感的密切相联与交融。他的生活往往也就是他的作品的背景和题材，他本人就生活在他的作品之中，与作品中的人物共同经历着某种事件，同感受，共命运。像《灭亡》一样，作品就是在巴金的生活中产生，甚至可以说是从作者生活中撕下来的一部分。所以，杜大心这个人物身上有作者，同样，《新生》中李冷身上也有作者。也因此，作品就更为真切，更富真情，更能与读者进行无间隙的交流。这是巴金创作的一个突出特点。
受左拉的连续性长篇《卢贡—马加尔家族》的启发，巴金打算写自己的连续性小说，首先想到的就是《新生》。但故事还没有认真考虑，人物也还没有影子，想到的只是一个书名。他说，“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死了，理想还存在，会有新的人站出来举起理想的大旗前进”。
最初想到的就是这些。后来又进了一步，想到以《灭亡》为中心连续写五部长篇，即《春梦》、《一生》、《灭亡》、《新生》和《黎明》，其中《新生》紧接在《灭亡》之后，内容大体是“写理想不死，一个人倒下去，好些人站了起来”，但也还只是个模糊的影子。
回国以后，巴金在创作上接连碰钉子，既没能按自己的预想写出《春梦》和《一生》，也没有写出《新生》和《黎明》。在苦闷中他甚至准备放弃写作。短篇小说《洛伯尔先生》的诞生为他的创作带来了转折，连续写了几个短篇之后，巴金说，“《新生》的内容、结构以及人物也逐渐地形成而固定了。我想写一个人的转变，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我选择了李冷作主人公，主要的原因是，我在《灭亡》里已经预告了李静淑的道路和作用，我不便改动它们，写李静淑附带写她的哥哥，或者由李冷的眼中看出妹妹的精神面貌，用一管笔可以写两个人的言行同他们的思想活动”。应该说这时巴金所要写的《新生》与他原先的构想已有所不同，中心改成了“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这样，小说的主题、人物和框架就确定了，于是巴金便以“李冷日记”的形式开始写《新生》。
作为《灭亡》的续篇，《新生》的故事发生在杜大心牺牲一年半以后，前半部背景在上海，后半部在厦门；整个环境“依旧是黑暗与恐怖”的，往日的朋友已风流云散，各自走上自己的道路。杜大心的惨死使李冷发生巨大变化，由一个心地善良、温和的人道主义者变成一个消极、厌世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对革命活动抱虚无主义态度。
从杜大心的死他得出错误结论：无论我们怎样挣扎、受苦，结果都会是灭亡。他自以为看透了人生，而实际上是被残酷的斗争吓破了胆，陷入空虚、苦闷、自我封闭的人生歧途。小说的后半部写李冷的转变，在妹妹、爱人和朋友的帮助下他离开上海，参加了革命活动，后被逮捕，经过狱中的严峻考验，最终完成了从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的转变，认识到“我用我的血来灌溉人类底幸福；我用我底死来使人类繁荣。这样在人类永远走向繁荣和幸福的道路的时候，我底生命也是不会消灭的……我底死反会给我带来新生”。这是李冷经过斗争考验所获得的新的信念，他之所谓“新生”便建筑在这个信念上，全书的主题也建筑在这个信念上。应当指出，小说中写李冷的转变是缺乏现实依据的，作者也无力证明这个转变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因而缺乏说服力。整个作品也因此涂上空幻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是作品中却注入了作者的真实感情，将他自己的经历与体验融于其中。巴金说过，在《新生》的写作过程中，“我是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写下去，我好像在挖自己的心、挤自己的血一样……在李冷的日记里的确有我自己的东西。他常常叫嚷：‘孤寂，矛盾’，那是我自己的痛苦的呼声”。而李冷最后的转变，他所获得的“新生”的信念也同样是属于巴金的。
他曾明确地说：“这个信念不仅是李冷的，它也是我的。尽管我的作品里有多少‘阴郁性’，尽管我常常沉溺在个人的感情里，尽管我有时感觉到‘孤独’和‘空虚’，甚至发出‘灵魂的呼号’，可是我始终不曾失去这个信念。”巴金说，他在生活和挫折中能坚持下来，永不放弃，“凭借的便是这个”。《新生》之所以能在读者心中引起共鸣，留下印迹，“凭借的”也是这个。
但是，《新生》的遭遇却很不平常，它同当时的祖国人民经历着共同的命运。1931年8月《新生》脱稿，作者把它送到小说月报社，随后看到1932年1月号《小说月报》的“目录预告”，上面登着小说将从这期开始连载，还听一位朋友说杂志已经印好，正在装订。就在这时，“一·二八事变”发生了，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闸北，闸北的商务印书馆被日本侵略军的炮火毁得一干二净，纸灰飞满了闸北的天空，印好的《小说月报》和《新生》的原稿全被烧光！巴金说，“我看见不少人遭受了家破人亡的灾祸，仍然勇敢地站起来跟侵略者作斗争，我不会为自己这本小说感到痛惜。我说，我的精力是侵略者的炸弹毁灭不了的，我要把《新生》重写出来”，用它来证明侵略者的暴行。于是，就在这年7月，上海最酷热的季节，巴金凭着记忆又重写了《新生》的第二稿。他说：
我把自己关在坟墓一般的房间里……夏天来了……坟墓里成了蒸笼似地热。我底心像炭一般燃烧起来，我底身子差不多要被蒸热得不能够动弹了……我坐在一张破旧的书桌前面创造我底《新生》。……那火烧毁了坚实的建筑，烧毁了人底血肉的身躯，但是它不能够毁灭我底创造的冲动，更不能够毁灭我底精力。我要重新造出那个被日本底炸弹所毁灭了的东西。我要来试验我底精力究竟是否会被帝国主义的炸弹所制服。
日也写，夜也写，坐在蒸笼似的房间里，坐在被烈火般的阳光焦炙的窗前，忘了动，忘了吃，这样经过了两个星期的夏季的日子以后，我终于完成了我底“纪念碑”。这纪念碑是帝国主义的炸弹所不能够毁灭的，而它却会永久存在下去，来证明东方侵略者底暴行。这是巴金在跟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与屠杀较劲。经过这么一番苦斗，《新生》的第二稿终于问世了。这是巴金的胜利，是他的不屈的斗争精神的结晶。经过这样一番烈火的熔炼，《新生》洗去了一些“阴郁”的情绪，“‘孤寂’和‘空虚’的感觉已经开始减淡”。但从总体上看，《新生》仍未必称得上是“纪念碑”；然而作者在重写《新生》时，所表现出的不可征服的斗争精神，却像纪念碑一样，永存人间。这是帝国主义的炸弹所不能毁灭的，永远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