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在暑假里速成
我叫朱小三儿，老朱家的三丫头。
上台面儿的名字叫朱迅，男女通用。
我出生在北京黄亭子大院。小时候，一到饭点儿，院子里总会响起街坊们的大呼小叫：“红红、昉昉、三儿——你妈叫你们回家吃饭！”一般此时，红红正站在大树下把风，昉昉跨在树杈间接应，而我则趴在树梢上，偷袭知了或摘别家的果子。
回家也不消停，三姐妹玩得最多的就是演戏。大姐姐长得好看，演特务；二姐姐力气大，演敌人；我淘得跟小土匪似的，却只演英雄。刚看完《红色娘子军》，进家门就见二姐披着毛巾被，威风凛凛地站在床头，“说！你把人藏哪儿了？”
“不知道！”我英勇不屈。
“敌人”二话不说，挥枪射击，我应声倒地。一声闷响，头结结实实地撞上了桌角，顿时血流如注。桌上的收音机也砸在地上，壮烈“牺牲”了。
妈妈闻声进屋，见我一脸的血，吓得抱起我就往医院跑。消毒、缝针、包扎，累到半夜才回家。
晕晕乎乎地躺在床上，我听着妈妈在一旁骂二姐，觉得自己能为艺术献身，特别“崇高”。继续忍着疼，咬着牙：
“妈……如果我不行了，等爸爸回来，把他给我的巧克力分给姐姐们吧。”
说完倒下，又强撑起，“还有——我存钱罐里的钢镚儿，留给爸爸交党费吧。”
说起爸爸，只为了勾出妈妈的泪，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根本没有他的影子。听说爸爸是新华社的记者，我还在妈妈肚子里时，他就被派驻国外，一去六年。每当妈妈要教训我们，只要姐妹们怯生生地说句“等爸爸回来……”，妈妈高高抬起的手总会无奈地放下。
刚上中学，爸爸被派驻香港新华分社。当时中英关于1997年香港回归已经开始谈判，正是“图穷匕首见”的关键时期，社里同意妈妈随行。爸妈因工作已经分居十多年，这次任务重大且能携手同行当然兴奋，当他们把最担心的目光投向我这个老疙瘩时，我哭丧着脸，心里却乐得冒泡：“以后开家长会，不用挨骂了。”
北京家中，姥姥照顾着我们三姐妹。初三暑假，我被选去担任中央电视台《我们这一代》的小主持人，这是我的第一次“触电”。开场前，我躲在大幕后，偷偷往下看。只见其他同学的家长都坐在台下，脸上用笑容写满了自豪。可我家里没一人到场，我突然好想妈妈，扯着大幕呜呜哭，凄惨的哭声响彻后台。老师急得一脑门子汗，“完了完了，这孩子情绪失控了！”
这时只听开场铃声响起，我拽过大幕抹去一大把鼻涕眼泪，笑容灿烂地登场。
老师在幕后跺着脚说：“成！这孩子长大能成！”
因为眼里有渴望
家中一位耄耋姥姥，带着三个如花似玉的小姑娘，当然要步步为营。
朱家三姐妹中，大姐长得最美。她是家里的骄傲，更是我的偶像。在任何场合，她总能轻易抓住所有人的眼球。谁会不喜欢她呢？小学她是羊坊店四小的状元，中学她是清华附中的学霸，大学她是外交学院的校花。在她的字典里除了第一，其他全叫考砸了！
那一年，我读高一，大姐读大三。
暑假里的一天，大姐翻着报纸，突然冒出一句：“我想去应征方便面的广告。”
我吓一跳，20世纪80年代，拍广告并不是件值得骄傲的事。我也算“触过电”的人，很权威地甩去俩字：“丢份儿。”
二姐倒觉得新鲜，“我陪你去。”
第二天，姐姐们躲在屋里细细地打扮了一番，出门前严肃警告我不许告诉姥姥，否则就是“叛徒”！
几小时后她们兴奋地回来，一副得意忘形的样儿。
“考上了？”
“没有。”
“吃错药了？”
“没吃药呀。”
“那得赶快吃点儿，笑成这样不正常。”
大姐并没考取某广告的代言，可评委中有位是电影《摇滚青年》的副导演李童。
“她留了我的地址和电话，说明天来家里取照片！”大姐是个文静的女孩，很少见她如此喜形于色。
我替她高兴，“这才够档次！”
第二天上午，我陪姥姥上街买菜，目的是把老人家巧妙地引开。就在这个空当儿，那位李童真的来了。家里的照片几乎都是我们姐妹的合影。翻了半天，她从中选了一张我和大姐的合照。
下午一辆奔驰200把大姐接走了，两个小时后李童又把大姐送了回来。车没走，李童说导演看了我们的合影，让我也过去看看。
第一次坐奔驰，我真有点过意不去，兴师动众地来接一个十五岁的小屁孩儿。
“我就是个托儿，有比较才能衬托出大姐的美丽。”我为自己能有这种牺牲精神感到很满意。
奔驰停在香格里拉饭店对面的一栋家属楼前，李童带我上了一辆大巴。车上有很多人，有的在化妆，有的在整理道具，看来了个小姑娘，就好奇地上下打量。
“你是来干吗的？”
“不知道。”我一身汗湿的运动衣裤，刚打完篮球，脸没洗，衣服没换。
“肯定又是来试镜的，小小这个角色已经试了二三十个女孩了，还定不下来。”
我心中得意，“试二三百个也没用，这个角色是我姐姐的了。”
“谁呀？”众人的议论吵醒了躺在巴士最后排上的人，他迷迷糊糊地坐起来，显然被吵醒后有点火气。他披着一肩长长的自来卷，鹰钩鼻上架着一副蛤蟆镜，一张棱角分明的脸，眉宇中间两条深深的纹路在扭打着，冷冷的样子实属罕见。
“你过来。”他指着我。
“干什么？”我没动窝儿，妈妈离家前叫我不要跟留长头发的男人搭讪。
“多大了？”
“十五！”我人小声大，不输气势。
“嚯，小孩儿——”他站起来从我身边走过，一身黑色的紧身衣裤。
一个大胡子上了巴士，聊天的人全都开始埋头工作，田壮壮导演来了。
“你是妹妹吧。”壮壮薄薄的嘴唇隐藏在浓密的胡子下，轻柔的声音跟他的外貌反差很大。
“以前演过戏吗？”
我摇头，他的大胡子让我想念父亲。
“走，看他们拍戏去。”他好像是跟我一拨儿的。
整个下午只拍一个镜头——一个男人从电梯里出来，众人涌入电梯。李童满头大汗地安排完群众演员后，刚才车上的黑衣人出现了。
“你看看这个小孩怎么样？”壮壮笑嘻嘻地问他。
“见过了，挺有个性。”他胡撸了一把我的头。
“她眼里有东西。”壮壮盯着我看。
“有什么？”
“渴望。”
“长头发”笑笑，扬长而去。
我甩甩被他胡撸过的头，“这人谁呀？”
“他是你‘男朋友’，叫陶金。”壮壮的声音还是柔柔的。
到家，大姐已经睡下，我蹑手蹑脚地进了屋，蹲在床头。
“姐，导演说明天让我搬到剧组去，对不起！”黑暗中我一脸愧疚。
大姐睡得迷迷糊糊，“定就定了，快睡吧。”
钻进被窝，我还在纳闷：“姐姐那么漂亮，机会本应该是她的，怎么砸到我头上了？”
“这个孩子谁也不许动！”
第二天一早，我就像去参加夏令营，拿上背包，告别姥姥。还是那辆奔驰200把我接到了小西天剧组。《摇滚青年》在这里租了一层地下室。壮壮领我进了最里间的屋子，一个女孩在睡觉。
“马羚，起来起来，看看这小孩！”
马羚懒懒地睁开眼，向上蹭了蹭，靠在床头。顺手从桌上拿起个绿色烟盒，上面写着银色的“More”。点燃了一根，修长白皙的手指间夹着细细的褐色烟杆。随着打火机的火苗被金属盖“叮当”一声熄灭的脆响，我震了一下。
“你就是小小？”我点头，把行李放在她对面的床上，盯着她的衣服看。明星就是明星，连睡觉都穿着最流行的蝙蝠衫。
“这屋三人住，还有一位叫史可，今天她有戏。”
史可是中戏的高才，歌儿唱得棒极了，外号“黑皮大嘴”。壮壮形容她是个“很过瘾的女人”。马羚、史可常在一起研究怎么接吻。马羚有一场吻戏，她从很早就开始紧张。史可是专业演员，懂得拍摄的秘诀。
“两个唇先轻轻碰一下，侧头，后脑勺对着摄像机，嘴亲在脸上就行了。”
真到了拍的那天，壮壮说我太小，不让去现场看，听说马羚喝醉了，陶金吃了蒜。
男主角陶金是全组的焦点人物，他常把自己关在房里。有一次我好奇地捅开条门缝，里面黑黑的，没开灯，空气中飘着清幽的吉他声。
“干什么呢？”我壮着胆子问。
隔了好一会儿，黑暗中甩出两个字：“进来！”吓得我转身就跑。
与这些明星比，我就是只丑小鸭。半夜偷偷起身，把自己的头像从海报上抠下来。“谁干的？”壮壮呵斥，我不敢抬头，怎敢和他们摆在一起？
厚厚的剧本递到手里，我看后却糊涂了。
为什么选我？咱和剧中要扮演的“小小”差距太大了。我十五，书香门第、乖乖小女、顺从努力；她二十，高考落榜、四处打工、浑身叛逆；我爱读书、禁恶习，服从安排；她跳霹雳、谈恋爱，主宰自己。
不仅如此，最难的是速成霹雳。壮壮把这个任务交给赫赫有名的“震动队”主力——沙宝亮，要求他两个星期内把我培养成一个霹雳女孩。沙宝比我大一点儿，专业是杂技，总穿着从摊儿上买的运动衣，自己画只猫，就成了大名牌——PUMA。
沙宝面对没有丝毫舞蹈基础的我，开始了魔鬼训练。为练习霹雳舞中关节的灵活性，他在我宿舍里拉了根绳，要求我每天起床先钻500个来回！舞鞋磨破了3双，脚板蹭出了大泡，终于小有成效。
开拍了！我的第一场戏就在午门前。剧本上只有几个字：“那天陶金情绪不好，独自站在雨中。正巧小小路过，让他去家里躲雨。”
傍晚，摄影队浩浩荡荡地从小西天开了出来，十多辆车穿过长安街停在午门前。“怎么还有消防车呀？”我好奇。“要拍雨戏。”化装师早就习以为常了。这几天她把我改得连姥姥都快不认识我了。爆炸式的麦穗头，墨绿色的牛仔裙，烟熏的眼、鲜红的唇，十五岁的我转身成了叛逆的代言、摇滚的少女！
夜里11点，“灯爷”们还在布光。平时这个点儿我早该睡了，就蜷缩在车边，刚眯上眼。
“别睡，眼睛会肿的。”边上人推我，随手递过一支点燃的烟。为了让自己清醒过来，我学着马羚的样子深吸一口，顿时呛得昏天黑地，连肺都快咳出来了。为什么所有的初次都会有丝苦涩的味道？
12点，我上场了。深夜的午门宛如三峦环抱，五峰突起，更显神秘威严。广场上灯火通明，十多位消防队员举着水枪，整装待命。阵势唬人，但一见壮壮我就踏实了。他亲自示范了两次走位，台词是极简单的两句：“你干吗呢？到我家去吧，离这儿不远。”这女孩儿太随便了，我心里打鼓。
拍戏原来这么好玩儿！消防车中的水倾盆而下，你是所有人的焦点。午门不愧是帝王之地，有着无比的包容。20世纪80年代，霹雳舞还是街头地下的玩意，《摇滚青年》首次将它搬上了大银幕。刹那间，皇家气派与街头技巧交织、碰撞，北京“不务正业”的少男少女似乎都浮出了水面，几乎所有数得上的京城霹雳舞者都聚集午门，而我莫名其妙地成了这个特殊群体的代表，享受着“红头发”、“黄头发”瞟来的满眼艳羡。我习惯早睡早起的学生生活，熬夜拍出的全是睡眼惺忪，这又被解读成对现实迷茫无措的朦胧派表演。
可任凭壮壮怎么说，大结局的那场戏我坚决不拍！原因很简单：在戏中，男女主角好上了，还一起过了夜。这真是“大逆不道”！壮壮与我长谈三夜，我仍不知情为何物。对坐在宿舍的两个角落，我双手抱腿，用膝盖顶住下巴，瞪大眼睛盯着低声说话的壮壮。他的嘴在动，可说出的话我全听不懂。
“如果我拍了，别人会以为我真做了！”
“别为别人活着！”
“他们说这是坏孩子，担心我在剧组里学坏。”
“别怕，在你来的那天我就关照过，这个孩子谁也不许动！”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我咬着牙，“好！我拍！做人不能没良心！”
最后一场戏拍得好尴尬。“清晨，小小穿着睡衣给陶金端来早餐，默默地凝视，然后把家门钥匙留给他。”三个镜头简简单单，但十五岁的我如何能明白其中的春色撩人？只好把胶片当手纸用了，拍了二十多遍还没过。陶金躺在床上，已经快睡着了。我端着餐盘，又窘又急，只好如此酝酿：哥哥，你就是我最爱的法棍！
于是，壮壮让陶金翻身冲墙，装成面包。
我终于张口，欢引眉梢，素颜窈窕，完成了人生第一次对男生的告白。
生活因“摇滚”而改变
“为什么选朱迅？”记者问。
“干净。”壮壮从胡子缝里吐出两个字。
如果说十五岁时“干净”是一种不谙世事的纯，慢慢长大后这两个字就成了心中的底色、底线和底牌。
关机时，壮壮对我说：“我只是缺个演员，把你带进这一行，以后别恨我。”
我纳闷，“感谢还来不及，为什么会恨你？”
“电影这东西有魔力，一旦沾上，一辈子也离不开。”
一辈子的事先不去想，我已经一头栽进了青春期的迷茫中。《摇滚青年》的拍摄集中在暑假，随着整部电影进入尾声，我即将开学。面对校园生活，我突然感到害怕，心里猛然闯进了很多莫名的东西，我回不去了。
青春在一个暑假里速成。
现实充满戏剧性，《摇滚青年》公映后，我第一次领略了媒体的影响力是如此铺天盖地。这部电影是第五代导演田壮壮的第一部娱乐片，拍《盗马贼》等纯文艺片的大导演竟然涉身娱乐，还是带有叛逆色彩的题材，这一切引来了媒体的热议。
我原本只是暑假里干了件好玩的事，可玩出了火，纸包不住火，我真的火了。“火”体现在多个层面。最开始是走在大街上回头率明显提升，甚至超过了大姐。接下来就是学校通知板上每天都写着“朱迅有信”。上千封全国各地的影迷来信堆满了玉渊潭中学小小的传达室，回信成为我最繁重的课外作业。还有各大报纸上有关我的报道层出不穷：“小荷初露尖尖角”“霹雳小公主”……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一脸寒霜，“你跟记者吹什么了？”
不久，找我拍戏的剧组络绎不绝，我好像忘了壮壮的叮嘱：“别干这行！”
学校的老师也反对我去拍电影，考不上大学就彻底毁了！一位老师还专门给远在日本的妈妈写了封长信，言辞恳切：“摄制组的人趿拉着拖鞋来学校找朱迅，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接到信，妈妈马上打来电话。
“我真的喜欢电影！”我轻声重复着。
“你的前途，我不当导演，我做观众——你最忠实的观众！”
感谢妈妈的尊重，一辈子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才是最大的幸福。并且有了家人的喝彩，一切变得格外有意义。表演给充满幻想的孩子极大的满足感，角色中，我今天是小公主，明天是穷学生。生活有如此多的可能，我对生活也有了更多的敬意。
“你还是学生，会计说按规定只有这些。”陶金把我的片酬送来时还有些不好意思。
我打开快被撑破的信封，十元一张数了好久，竟有2650元（当时爸妈每月工资加起来只有二百多块）！这还不包括拍戏时每天16元的补助。天啊，我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名利双收！
有了钱，我立马儿带上姥姥、大姐、二姐去了前门，这儿刚开了北京第一家肯德基，“照死了吃！”我们四个人抱着四个桶。
谁能抵挡这样的诱惑？我身不由己地被这个圈子吸引。高二、高三的寒暑假给片约定得满满的，铺在脚下的是一条充满诱惑、名利双收的星光大道。
我真的这么厉害吗？其实是名利场太厉害了！它能把人一夜间高高捧起或重重摔下。心里空荡荡的，名不符实的滋味并不好受。我常梦见自己站在一个云中的脚手架上，哆哆嗦嗦、摇摇晃晃，大风吹来，一头栽下。
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
壮壮劝我：“学门一生受用的真本事才好！”
记者问：“拍了戏，你学会了什么？”
我说：“学会了放弃。”
高三毕业，我放弃了已经十拿九稳的电影学院，对妈妈说：“我要留学。”
那一年，我十七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