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野战军与东北军区是一个领导机关，但由于军区和野战军在有些工作上仍有分工，所以领导干部的名单上稍有不同。在野战军中林彪只担任司令员，政委由罗荣桓担任（这就是人们一般又把东北野战军或日后的第四野战军称为“林罗大军”的由来），参谋长刘亚楼，政治部主任谭政，不设副司令员、副政委、副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不同的是野战军的后勤部长兼政委是钟赤兵。到大决战开始之前的1948年8月14日，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为了集中力量打大仗，东北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一次上层的整编，将野战军总部和军区总部的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这三大部分开，成了两个系列。从此，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就全部心思在前方打仗，后方军区机关的工作都交给高岗、陈云、李富春等同志负责。
东北野战军所属野战部队的编制序列有：
前方第一指挥所（后改称第一兵团，东北野战军的前方指挥所和兵团与后来四野的兵团不同，其下并不直属固定的几个纵队，而是根据战局的需要，由总部决定在一定时期或某一战役中，指挥哪些部队）司令员萧劲光（兼），政委萧华，副司令员陈伯钧，副政委唐天际，参谋长解方。
前方第二指挥所（后改称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兼），政委黄克诚（兼），副司令员彭明治，参谋长黄志勇。
东北野战军这时共有12个主力纵队和一些其他部队：
一纵司令员李天佑，政委梁必业，副司令员曹里怀。
一纵下辖三个师：一师师长江拥辉，政委吴岱；二师师长贺东生，政委刘兴元；三师师长彭景文，政委刘贤权。
二纵司令员刘震，政委吴法宪，副司令员吴信泉。
二纵下辖三个师：四师师长陈金玉，政委李雪三；五师师长吴国章，政委贺大增；六师师长张天云，政委石瑛。
三纵司令员韩先楚，政委罗舜初，副政委刘西元。
三纵下辖三个师：七师师长邓岳，政委李伯秋；八师师长左叶，政委刘光涛；九师师长徐国夫，政委谭开云。
四纵司令员吴克华，政委莫文骅，副司令员胡奇才，副政委欧阳文。
四纵下辖三个师：十师师长蔡正国，政委葛燕章；十一师师长周光，政委李丙令；十二师师长江燮元，政委张秀山。
五纵司令员万毅，政委刘兴元，副司令员吴瑞林，副政委唐凯。
五纵下辖三个师：十三师师长徐国夫，政委丁国钰；十四师师长彭龙飞，政委谭文邦；十五师师长胡继成，政委何善远。
六纵司令员黄永胜，政委赖传珠，副司令员李作鹏、杨国夫。
六纵下辖三个师：十六师师长王东保，政委张池明；十七师师长龙书金，政委徐斌洲；十八师师长王兆湘，政委陈德。
七纵司令员邓华，政委吴富善，副司令员曾克林。
七纵下辖三个师：十九师师长徐绍华，政委邓东哲；二十师师长刘述刚，政委刘永源；二十一师师长李化民，政委朱民亲。
八纵司令员段苏权，政委邱会作，副司令员张天云，副政委王逸群。
八纵下辖三个师：二十二师师长吴烈，政委陈仁麒；二十三师师长张德发，政委谢家祥；二十四师师长丁盛，政委韦祖珍。
九纵司令员詹才芳，政委李中权。
九纵下辖三个师：二十五师师长曾雍雅，政委徐光华；二十六师师长萧全夫，政委李振声；二十七师师长任昌辉，政委王文。
十纵司令员梁兴初，政委周赤萍。
十纵下辖三个师：二十八师师长贺庆积，政委晏福生；二十九师师长刘转连，政委卓雄；三十师师长方强，政委孔石泉。
十一纵司令员贺晋年，政委陈仁麒，副司令员周仁杰。
十一纵下辖三个师：三十一师师长欧致富，政委谢镗忠；三十二师师长李光辉，政委刘禄长；三十三师师长周仁杰，政委钟文法。
十二纵司令员钟伟，政委袁升平，副司令员熊伯涛。
十二纵下辖三个师：三十四师师长温玉成，政委谭友林；三十五师师长王奎先，政委粟在山；三十六师师长沈启贤，政委王建中。
炮兵司令员朱瑞，政委邱创成，副司令员贾陶、匡裕民。
护路军（后改名为铁道纵队）司令员苏进，副司令员王光文。
骑兵师（以后分散到各纵队）师长王明贵，政委朱继先。
在总部之下，还有11个独立师。独立师的数目是不固定的，因为在主力纵队减员时，独立师就可能作为主力纵队的补充，然后又从二线兵团中组建新的独立师。
在百万东野大军之内，还有一支在各种军史著作中极少载入编制序列却又极为重要的队伍，就是被称为东野总部二局的技术侦察队伍，领导人是早在江西中央苏区时期就曾经担任中央红军破译科长（正式名称是中央军委第二局第四科）、写有《密码学总论》一书的曹祥仁，他此时担任东野的副参谋长兼二局局长。曹祥仁在1947年5月以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二局局长的身份来到东北，经过一年的努力，二局的总人数超过了400人，已经拥有120多名侦收员、60多名破译员，配备着40多部电台，他们几乎可以破译敌军的全部密码，几乎可以截获敌军的全部电报，几乎可以听懂报话员所使用的全国各种的方言。在大战期间，每天可以给总部首长提供有价值的情报超过100份。林彪曾经评价这支队伍“其作用不亚于几个纵队”。
当东北大地上一支又一支队伍组建并扩大之后，当仗越打越大的时候，抓紧训练与教育就是各级干部最重要的职责。东北野战军总部（当时简称为“东总”）为了准备全面大反攻，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在东总所抓的训练中，除了经常进行对各个部队的督促与检查之外，着重抓的是对各级干部的训练与教育。当东北局在东北刚刚站稳脚跟的时候，在1946年2月，以从延安来的抗日军政大学的人员为基础，东北军政大学就正式成立了，并且一直是由林彪兼任校长、彭真兼任政委，具体的校务工作长期由担任副校长的何长工和担任副政委的吴溉之负责。学校每逢战斗间隙，就会将各级干部进行轮训，林彪经常亲自到学校上课。林彪讲得最多的，是“一点两面”和“四快一慢”。关于“一点两面”，前面已经有过介绍。而“四快一慢”则是林彪在1947年夏天打四平之后总结出来的。什么叫“四快一慢”呢？林彪在1948年2月17日为军政大学中级以上干部集训队上课时是这样讲的：
“四快一慢”不是我们发明的，世界上有战争以来就有了这条道理。
第一，向敌前进要快。譬如打某个地方，怕敌人跑了，前进时要快。敌人是按普通时间计算。可是我们不按他的算法，白天也走，晚上也走，一下子扑到他前面，使他来不及应付，他就是撤也得要个时间，这就是快的原则。
第二，发现敌人后进行准备工作要快。看地形、选突破口、构筑工事、捆炸药、动员、调动兵力、布置火力等，忙得满头大汗才行，这要快。
第三，突破后扩大战果要快。
第四，敌人整个溃退了，离开了阵地，我们追击时要快。
“一慢”是指什么时候慢、什么事情上慢呢？就是总攻发动时机这一步要慢。在这一问题上要沉得住气，上级催骂，派通信员左催右催，这就要沉着，反正我要准备好才打。
如果不实现“四快一慢”，就不能实现“一点两面”战术。“四快一慢”这个方法是实施“一点两面”的关键，而“一点两面”是我们战术中最主要的东西，“四快一慢”是达到此战术目的的方法。我们作战的目的是为了歼灭敌人，其方法是“一点两面”战术；但是要实现“一点两面”作战的战术，就要实行“四快一慢”，这就是它们的关系。
林彪指挥作战多年，除了战略问题上的审时度势由他自己掌握之外，在战术问题上对部队的要求，归纳起来就是这个“四快一慢”和“一点两面”。这是林彪多年来在战术上克敌制胜的法宝。
在大决战开始之前，东北野战军还做了两项重要的准备工作。
一项是指挥机关的事，就是1948年3月25日在东野总部所在地双城召开了东北解放战争中唯一的一次野战军参谋会议。林彪在会上做了《如何使司令部成为能干的指挥机关》的报告。会议开了22天之久，中心就是研究如何让各级司令部适应“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要求，让“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成为今后建军作战的总方针。这次会议为即将到来的大决战做了很好的准备。
另一项是对整个部队的，就是在结束了1947—1948年的冬季攻势之后，围绕着对“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这个总的要求，在东北全军展开了一次大练兵，其中既有以清理思想、整顿班子、提高战斗力为目的的政治整军，也有以攻坚纵深作战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训练。当时我军攻坚的主要手段是爆破，所以各部队都特别加强了这方面的训练，培养出一批爆破能手。此外，对破城与爬城墙、对付坦克与装甲车、构筑与破毁各种工事，都做了专门的训练。这次训练，大大提高了我军打攻坚战的技能，为即将到来的大决战做了准备。
五、陈诚来东北
我东北野战军都在积极备战，杜聿明在干什么？杜聿明病了，他被东北战局搞得焦头烂额，忧郁成疾，身体实在吃不消了，于1947年7月8日离开沈阳，到上海养病。他本来是想去美国治病的，但蒋介石不准，所以只能留在上海。不过，他还要回到东北战场上来的。
蒋介石对东北战局是十分不满的，但他又无法真正指出杜聿明有多少过错。趁杜聿明病休之机，他决心对东北的军事指挥来一个较大的变动。他撤销了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的职务，撤销了东北保安司令部这个机构，任命陈诚为新任东北行辕主任，让陈诚独揽东北军政大权，希望陈诚能改变东北的局势。
陈诚时任国民党军政部长、军队参谋总长，为什么会以身份降格出任一方主将？一则是蒋介石对东北战况的不满，认为熊式辉无能；二则是国民党军队在全国战场上愈来愈被动，蒋介石手下的大将如顾祝同、刘峙、汤恩伯、杜聿明等都指责陈诚当参谋总长以来飞扬跋扈，指挥无方，应当对军事的失利负责。蒋介石也对他有所微词，很多地方也就越过他这位参谋总长，直接指挥。陈诚就想到东北来打几个胜仗，挽回颓局，挽回面子，挽回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再回南京去当他的参谋总长。
正因为如此，他在杜聿明离开沈阳的第四天就飞到沈阳视察，了解情况，心中有了一点底，也就领受了蒋介石对他的任命。
带着这种目的，陈诚到沈阳的第二天，就发表《告东北军民书》，宣布其“消灭共军，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东北”的决心。扬言要在半年内“收复东北一切失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从苏北调来一个军，另将东北地方部队扩编了5个军，加上原来的8个军，让东北的国民党军达到了14个军（这年冬天，驻热河的十三军拨归华北“剿总”指挥，所以只剩下13个军），又从关内要来大批物资。为了排除异己，安插他的亲信，还撤换了一个省主席、两个军长和全部保安支队的司令。为了表示他要比杜聿明强，宣布将杜聿明的“全面防御”改为“机动防御”。
陈诚这时还有点信心，敢于到东北来打大仗；到东北后又急于要有所作为，想在东北尽快打一仗。这两种心情背后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他来东北之前不久，杜聿明在东北打了一个胜仗，就是四平之战。四平之战给了他一点信心，认为东北是有可为的；四平之战又给了他一点压力，就是他必须要比四平之战打得好，否则他就很难在东北立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