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伯恩哈德的《声音模仿者》里读到，晚年哈姆生在养老院中沉默度日，直到死去，护理工为他的脸部拉上亚麻布床单。那是在2008年，我读到这个故事。（那么，某种意义上，哈姆生死于2008年。）我隐隐意识到，这或许不同于幼时，1990年代，我在《世界五千年》中读到的另一个故事，另一位北欧大师，晚年的易卜生，站在自己的窗前眺望王家花园。后来，他被获准破例进入那座花园散步。
伯恩哈德的作品讽喻性十足，但我当时没有在意这个故事。尽管哈姆生是我幼时阅读并热爱的作家，（我读的作品是《维多利亚》和《牧羊神》，）可在那种年龄里，我根本不会去想作家本人会有怎样的生活，只是读到他所述的故事；这就够了。
我在幼时读了多少书？我想，我记得它们中的每一本。或许那是我一生中最宽裕的时日。我和家人住在一个苍白的小镇上，每年过年，我都随父母回到祖父家。祖父的村居里也有一个书架，多是父亲和姑姑少年时的旧书。
我是一个早早醒来的孩子。但我仍然要装作一动不动，即便我的眼睛已经睁开好一会儿，盯着天花板上的暗纹。所以我很快就到了能够阅读哈姆生的年龄，就是前述的那两部作品。“我们的双眼总会在生命中发现，∕更美的事物仍要以花为名。∕哦，我对此颇为明瞭！”这是荷尔德林写过的诗。我对哈姆生所言的事物，同样十分明瞭。在《维多利亚》里，哈姆生讲过一对夫妇，妻子年老因容貌衰退而不安，丈夫为了表达自己的爱意，执意把硫酸泼到自己脸上。
我读到的那个哈姆生版本，是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牧羊神》，列为“外国抒情小说选集”之第十一卷。里面还收有另一篇后来影响过我的小说，黑塞的《流浪者之歌》（通常译为《悉达多》）。哈姆生和黑塞——两位赋予我性格的作家。那时我与他们的作品一起待在家乡的晨雾里，那晨雾也围绕着远处可见的小山，在一个秋日的上学路上。现在，那原初性的雾气散去，我发现自己已经“是其所是”，是的，我已经能够用第三人称来指代自己。
那之后我才能够去观看世界。后来我继续读过很多书。2009年，精装本的哈姆生文集出版。2011年，又有一本哈姆生的传记出版。直到这时候，我才去了解他的生平。时间仍在推移。在这之后，我才会明白，伯恩哈德为什么那样轻描淡写地道出哈姆生的名字和晚境。那儿有一扇木门，懂得的人才能入内。
现在我可以散漫地谈论自己的经验了。就在前些日子，我在网上翻检周作人的资料。
“红卫兵们把他撵到狭小潮湿的洗澡间里，令其躺在地下木板上，只给玉米面粥充饥。他身穿黑布衣，上挂写着他名字的白布条，并且任凭人们在窗外观看和辱骂。后来，红卫兵们为了制造声势，扩大‘战果’，又把其他‘专政’对象也集合起来游街示众。游街时的周作人已无人色，脖子上挂着沉重的大牌子，更无力行走，只能跪在地上边呻吟边爬行……历经多次折磨的周作人，曾多次暗求家人给他安眠药，渴望尽快了此一生，但未能如愿。直至1967年5月6日他才算结束了一生。此时此刻无一人在其身边。”（引自江小蕙《八道湾11号和周作人的晚年》）
此即是生活，此即是文学。每个人在出生的时候，或许会隐隐意识到自己日后的悲哀。愿文学史家们去翻检周作人的出生时刻，那个时候命运——是否——“向他呈现了一朵叫玫瑰的花”。有一种世界观认为，时间中的“先”与“后”是幻觉，如博尔赫斯所思，开端与结束连接成为环形的废墟。
周作人和哈姆生有着相似的处境。他们被历史的涨潮之水淹过，但那水面恰恰只漫到眼部。他们还能够观看——
“可是已经太晚了，——永恒正在试穿它的衣服。”【注：引自作者的诗《“整部旧约只有一个主题……”》。】
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谈起永恒呢？在一次聚会上，我和朋友们喝起酒来，难道那里更合适谈论这个词吗？可是我在他们之间大声说：“在座的诸位，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不会拥有一个周作人那样的晚年。”
我所想的是，周作人曾生活在这座城市中。我对他的兴趣并非来自他的文章，而在于他的生活，在这里生活一词需要加粗。我在南方见过榕树的根，它们在地面上铺开。在一次离开北京的旅行之前，我去了两处地方，一处是前门外的杨梅竹斜街，一处是银闸胡同，这是沈从文初到这里时栖身过的两个地名。
还有多少种晚年？那么多的晚年在等着你。从去年起，我即一直想去一趟银闸胡同，并希望那是一个冬日的下午，天空阴沉，街区里有煤的气息。（现在那儿还烧煤吗？）可是我的晚年之眼将看见的是另一个故事。我同一位认识不久的画家姑娘在北海边的文津街告别；然后默默回想着《彼得·卡门青》里的情节，毫无意识地继续往前走。迷蒙中有人在护城河边架着相机，那儿总是有人在拍照。那么，那晚月亮很亮，悬在水上，已是春末，但天还没有热起来。我望向河这边的低矮民居，光影中似有烟囱，那极像我家乡镇子上的景象。街道上的槐树间有浑浊的雾气；我抬头看墙边的路牌，明白自己走到了那个地方。需要拐个弯，走进那个巷子的深处。
我已经意识到，世上充满了“窄而霉小斋”。我看到零星的牵牛花藤。我被自己的生活牵引至此，像奥夫特尔丁根追寻蓝花。青年沈从文的生活像幻影围绕着我，但它就此开始膨胀；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不会坠入那个明净的深渊之中。
“但是那无名的、失名的事物，诗人，你到底怎样呼唤？——我赞美。”【注：引自里尔克的诗《啊，诗人，你说，你做什么》（冯至译）。】
那个画家姑娘迅速成为已失名的事物，像宇宙间的一张旧报纸被揉皱。为这样的生活，我或许得生一场大病。因为我转而在旅行中迅速认识了另一位南方姑娘；只是同样地，三个月后她也失名了。在回返北京的夜间火车上，我观看暗红色的窗口。我总是有机会静静看这样一些景物。
在旅行中的痛苦时分，我想起谷崎润一郎的小说情节。一位老者在夜间前往墓地，修行不净观，为了祛除自己对于女性的执念。我想到自己同样有一颗那样的衰老灵魂，会在夜间突然醒来；但是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我第一次读谷崎的作品是在2008年，读的即是《春琴抄》。春琴在不幸毁容之后，佐助刺瞎了自己的眼睛。我隐隐回想起《维多利亚》里的故事，如聆听来自童年的微弱呼喊。从那时起我可能就准备好了再次听这个故事，像等待一次医疗电击。现在我去翻检年表：《春琴抄》写于1933年，而《维多利亚》写于1898年。
我对这些时间甚为敏感，尽管从中也得不到什么价值。但除非一个情况，就是祛除“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昨晚我没有睡好，仅仅三个小时，但这也就够了。我从光熙门回来，带回来一大片交谈，还有一册小开本的《阴翳礼赞》。在西坝河边上，我抽了几支烟；而回到定福庄的住处时，沉重的雾霾突然降临、笼罩了整座城市。
“你到家了，快去喝一口列宁格勒河岸边那鱼肝油似的灯光吧。”【注：引自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列宁格勒》（杨子译）。】
从旅途中回来——或者只是从城里回来，快要走近住处时，我就想起这首诗。这不是我初次念出它；我是将它从南方带到北京的。可我没有把谷崎的书从那儿带过来；我在那些扉页上认真地签了名，但那个名字已经不认识我。
我在家乡曾听闻一个传言，说人死后，其灵魂就不再认识亲人和朋友。也许是——“他们那儿的行事方式完全不同”。但我们生者仍然持有某种“安全保护证”。所以帕斯捷尔纳克才会早早开始撰写自传。我曾在另一处形容过：写作者将刚刚食用下的生活，立刻又呕吐出来。我能感到一片时间在身边盘旋。
我正准备一次搬家。但就在早晨，我听到窗外的冬日鸟鸣——我已经听了它两年。为了这一点可以触摸的、这实在的乐趣，我无法离开这里。很快即又到了晚上，邻居家有婴儿，每天晚上十二点入睡前都会大哭。我已习惯这隐隐的声音传来；我们的双眼总能在生活中发现。
“几十年的忧愁悬在空中，瞪着我们的好时代。”【注：引自作者的诗《悲伤》。】
我需要每天下午去胡同里散步。我想，假如某人住在这儿，头顶上有寒鸦飞过，这无异于居住在南方小镇。回到办公室，走廊昏暗，灯光昏黄，这些景象或许几十年间从未改变过。我仍然生活在父辈存在的那个时间里。
2014年10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