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斯·塞尔努达，西班牙诗人，在去世五十年之后，开始了他的中国之旅。他的头像印在《奥克诺斯》的封面上，带着腼腆的笑容，在照片里正值二十五岁；作为一个巧合，这本译作出版时，译者汪天艾也正好二十五岁。
对于写作者来说，书籍的封面使他的形象得以固定，像一个被保存下来的死者脸部模型。每一次照相都在挥霍我们身上的灵韵；诗人们则将它收集到书本上。我们的写作源于一个古老的意识，如贺拉斯说，“我不会完全死去”。而塞尔努达的诗里发出这样的回声：“死去的不是爱情，死去的是我们自己。”
《奥克诺斯》封面上的作者照片，实际上截取自一张三人合影。他们分别是阿莱克桑德雷、塞尔努达和洛尔迦，照片摄于1927年，其他二人当时都是二十九岁。阿莱克桑德雷的生涯将会持续到五十多年后，直到他与世界一起进入1980年代；但是九年之后，洛尔迦却立即陨落，被长枪党杀害，让年老的安东尼奥·马查多感叹说，“罪孽在格拉纳达”。
文学史里收集了这么多种类的蝴蝶标本，如今他们陈列在中国的书架上。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洛尔伽诗钞》，当时译者戴望舒已经去世，由其友人施蛰存整理编定。时过境迁，在2015年，洛尔伽和塞尔努达之间似乎隔着中国漫长的20世纪后半叶。可是，这仅仅是戴望舒和汪天艾之间的距离。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天艾的燕园前辈赵萝蕤，同样于二十五岁时第一次出版译作《荒原》（由戴望舒约请翻译，1937年上海新诗出版社出版，叶公超作序，印刷350册）。笔者在此反复提及年龄，或许绝不是偶然。毕竟，我们现在即将在汉语世界里读到的这位西班牙诗人，他对“时间”的敏感无与伦比。
“因为害怕独自走进时间的暗影”。在《奥克诺斯》的“恐惧”一篇中，塞尔努达以这行诗句作为结尾。塞尔努达度过了一个平和的童年，他拥有足够多的温顺和敏感。这个男孩也让人想起普鲁斯特，他们有着相似的困惑。在“时间”篇中，塞尔努达说，“我看见时间怎样静止不动，悬停在空中，纯粹而空灵，不再流逝，像那片藏着神明的云。”
回到中文语境之中，塞尔努达所处的南欧诗歌传统，并没有得到更多的关注。三位年轻人合影中的阿莱克桑德雷，197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至今仍然没有中文单行译本面世。在瑞典文学院的授奖辞里，他们特意提到，这是为整个“二七年代”诗人所颁发的荣誉。
轻盈、细腻，这正是南欧诗人们的整体气质。然而相形于丰富的“时间感”，塞尔努达或许缺少更多的“历史感”。他捧着“轻柔的蛛网”，却没有举起“沉重的石头”。与他同时代的T.S.艾略特说，在二十五岁的时候，诗歌写作者应该开始拥有历史意识。“副本制作”的主持人冯俊华是《奥克诺斯》的策划人之一，他曾经同时赠给我两本册子，一本《路易斯·塞尔努达：诗四十四首》，和一本《切斯拉夫·米沃什：晚期诗十八首》。我很容易判别出塞尔努达与米沃什之间的不同，而中国当代的写作者们，其实也是更多地习得了艾略特—米沃什的思索经验。
然而如荷尔德林所说，“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生长”。实际上，所有的诗歌都是同一本永恒之书的一部分，世界万般美丽，塞尔努达的色彩并不逊于艾略特和米沃什。塞尔努达有自己独特的处境，他的美学完完全全地属于自己。他也正通过更多的译介，在中国完成经典作家形象的确认。
那么是否如此，像这本《奥克诺斯》的封面那样，诗人的灵魂一直停留在二十五岁？可能自某一时刻起，塞尔努达停止了年岁在心灵上的叠加？《奥克诺斯》的“家”一篇写道：“留给你的时间很少了，谁知道是不是这样活着更值得，赤条条什么都不拥有，永远准备好离开。”这就是他一直留存的少年气息。当然，一切也与他的同性恋取向有关，我暗暗想象他生命的终结时刻，是否如同托马斯·曼所描述的《死于威尼斯》？
他终究把我们的钟表拨回到一个温柔的刻度。作为《奥克诺斯》的编辑，我初读它的时候，正是北京的初秋时节。傍晚，你从胡同里走过，西边天空总是蓝绿色的，气温也开始下沉。于是你记住书稿中布满着这样的句子：“第三声是在秋天的傍晚。点灯人已经路过，肩膀上扛着长长的铁钩，尖头一端跳动着灵魂一样蓝色的小火苗，一盏一盏点燃街灯。”
2015年2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