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的一天，刚修改完的《智取威虎山》为九大代表做汇报演出。演出前，不擅当众讲话的于会泳走到台上，向代表们介绍了江青在“京剧革命”中的丰功伟绩。当他激动地说到“总之，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实际上是我们样板戏的第一编剧、第一导演、第一作曲、第一舞美设计”时，坐在观众席上的江青站了起来，高声嗔怪道：“会泳同志你别这样说了！再这样说我可要离场了！”江青的谦虚不无做作，而于会泳的阿谀奉承却是发自内心——因为没有江青，就没有他的今天！
于会泳为江青的“文艺革命”尽心尽力，江青也对这位有才华的音乐家还之以厚报，转眼间，各种头衔和官职令于会泳应接不暇：九大代表，九大主席团成员，国务院文化组组员、副组长，十大代表，十届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
艺术家陷入政治圈绝非好事。于会泳无疑具有艺术家敏感而脆弱、富于想象却缺乏条理的气质，随着官运亨通，从搞戏转行为文化官员后，面对“文革”后期上层政治领导层出不穷的斗争和变幻莫测的风云，他迷惘、困惑，在无所适从中深感恐惧。
于会泳调到北京后，进入国务院文化组，与江青有了更频繁的接触，原先闪耀在于会泳眼中的江青的神圣光环，不久就由于她的喜怒无常、暴戾无情，乃至出尔反尔、嫁祸于人而被剥蚀了。
1974年7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四人帮”后，对江青、张春桥颇为冷落，江青心情极为抑郁，于是，于会泳便成了她的出气筒。
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为外宾演出《杜鹃山》，中间休息时，爱好文艺的叶剑英元帅在于会泳身边坐了一会儿，对《杜鹃山》称赞不已。另一边正同外宾讲话的江青见状，尖声喊道：“叶帅，请过来坐嘛！”演出结束江青上台与主要演员一一握手，轮到于会泳时她鼻子中哼了一声，就是不跟他握手。
几天后，在钓鱼台，于会泳等人向江青汇报工作时，江青莫名其妙地对《杜鹃山》发起火来，指责于会泳说：“有些问题我对你提过多少次了，你就是不听我的话，不肯修改！”说着说着她嗓门越来越高：“于会泳，我看你将来总有一天非和我闹翻不可！但是，我不怕！”说完，怒不可遏地甩门而去。
江青这番火气自然是冲着那天叶帅与于会泳交谈而来的，可是于会泳觉得自己并没有错，那天是叶帅自己主动走过来的呀！一时，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委屈和害怕，不由得呜咽起来……一旁的刘庆棠怕江青看见了火上浇油，便也跟着大声嚷嚷：“江青同志批评你也是为你好，你回去写份检查，请首长原谅！”
之后，于会泳就《杜鹃山》存在的问题写了一份检查，托人交给江青，她这才稍稍解了气。从此于会泳心里对江青更加惧怕，做事更加小心翼翼。
这一时期，于会泳常感到肝部疼痛，到医院诊断为长期营养不良形成的代谢性肝火，由于工作劳累已转化为肝硬化，必须卧床休息，不然有可能变成肝癌。
当时，他正被电影《创业》、《海霞》搞得晕头转向，如今有了医院证明，心灰意懒的于会泳干脆称病不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