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黄河》2011年第06期
栏目:岁月情怀
我是1969届初中毕业生,适逢“文革”浩劫,实际只接受过6年的小学正规教育,初中时光多是在“大革命”、“大批判”中度过的。此后插队、回城、工作,直到改革开放,由于种种原因,始终与大学无缘,是为我人生憾事。
所幸的是,我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知识的追求。在后来几十年的人生路上,我始终努力前行。前行需要知识,我的知识积累,实际上是从插队黄土地起步的,黄土地就是我的“大学”,影响乃至决定了我的一生。
黄土地“大学”是独特的,是有“三记”为证。
1970年,顶着“初中毕业”之名,我们插队到山西。下乡之初,许多同学还不满18岁,实在算不得“知识青年”。但渴望读书,却是我们当中许多人的追求,即使在穷乡僻壤,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也没有放弃。这里记述的,是我插队时的读书生活,或许可以给后人留下一份记录,从中探寻我们这一代人的求知轨迹和思想脉络。
转向·选择
我下乡时带了两个一般大的箱子,一个是凭“知青上山下乡证明”到指定商场花了24元买的配给的杂木箱子,用来装衣物被褥;另一个是家里的老牛皮箱,装的都是书。除了马恩列斯选集、鲁迅文集和那时人人必备的“毛选”、文革资料汇编,大多数是“禁书”或“准禁书”,例如《中国通史》(范文澜)、《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何幹之)、《中国革命史》(胡华)、《大众哲学》(艾思奇)、50年代出版的一套“干部必读”(包括前苏联版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和联共党史,以及中国古典和现代小说、唐诗宋词和部分外国文学名著等等,满满一箱子,足有二三百斤重。
我之所以带了那么多书,一是读书习惯使然,舍不得丢下;二是知道自己没上过几天学,需要“补充”;三是觉得自己这辈子回不了城市了,索性都带走。况且,文革时父亲的藏书几乎被扫荡殆尽,那些书大部分是我自己千方百计淘来的,很是珍惜。
插队之初,我还自以为曾经读过不少书,有点“根底”,能够处理一些问题。(1968年父亲进了“牛棚”,我成了“狗崽子”,苦闷中曾经整日泡在图书馆读马列,把那些经典一本本读过去,还做了不少笔记)但很快,现实生活就教育了我,使我明白了自己的无知。我对马列除了知道一点皮毛,实际上不甚了了,面对现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
现实生活中首先就要与人打交道。插队后,同学之间更是朝夕相处,无可回避。大家分别有不同的家庭背景,但绝大部分都在文革中被“触及”(“根正苗红”的同学大多留城了),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当插队成为我们共同的宿命时,家庭的因素和影响就显现出来了。且不说家庭教养、经济条件,仅生活态度就很不相同。有的人确实认真劳动,希望有朝一日改变命运;有的人自觉前途无望,索性混日子;大多数人介于中间状态——劳动说不上积极,放纵也非“没边儿”,但又都有自己的打算。无论怎样,反正村里也不管,更没人组织我们学习,倒是比在城市、学校宽松、自由许多。
在那样的环境、条件下,我忽然感觉自己很不适应,发现自己除了那点书本知识,好像什么都不懂,遇到问题一筹莫展,而且常常与人发生矛盾。说老实话,那时候的我,的确有点“热血青年”的味道,真把马列和毛的思想以及“英雄”人物当作生活指针、榜样,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其结果,用来要求自己则自己受罪,用于对待别人则很不招“待见”,还造成关系紧张,一度苦恼极了。我开始明白,理论不能当饭吃,再死读马列不仅不现实,而且也太假。
特别是1971年“9.13”事件以后,文革神话破灭,人们的“革命”理想和激情迅速降温,加之农村的艰苦现实,没有几个人再傻读马列了。即使读,也开始有了选择,例如,我对50年代选编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就颇有兴趣,而且读了确有获益。至于“毛选”,如果不是必须的教条式地学,也大多为了“实用”以应付差事。
现实生活教育了我,使我懂了需要重新安排自己的读书生活,读点真正对生活、对实际、对未来“有用”的书了。
理性·务实
70年代初,我读的最多的是历史和文学书籍,虽然有限也很初级,但却是好的开端。如果说,我后来多少掌握了一些文史知识,始终对文史保有兴趣,并且最终从事了文字工作,那么,入门是在文革前,上路则是从插队开始的。
读书成为我劳动之余最好的、也是几乎唯一的精神享受。开始时,村里没有电,每天收工后只能点油灯读书。我带了一盏原来做化学实验用的小酒精灯,点煤油用,真正体验了什么叫做“一灯如豆”。每天几乎“摸黑”读书,这使我眼睛的近视度数急速增加。虽然后来通电了,插队之初眼镜的450度也已经翻番。同学们送我绰号“瞎子”,倒也名副其实。可惜的是,那盏小油灯后来丢失了。
对文学的爱好是几乎所有年轻人的共性。在那个年月,文化的缺乏、精神的苦闷,更使许多同学对能够抓到的任何一本小说如饥似渴,我带到农村的几本中外小说就显得“洛阳纸贵”了。我们几个同学还一度组成了一个读书小组,虽然坚持时间不长,但却是一段很有意义的生活。记得我们读的最多、讨论最多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和《马克思的青年时代》,我自己至少读了五遍以上,而且写下了不少感言。保尔、牛虻和马克思,成为那个年代有限的几个我们可以追求的、有血有肉的典型人物,我们崇拜至极。
特别是苏联小说体传记《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出版,适逢“三年困难时期”,是用非常粗糙的再生纸印刷的),把19世纪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人运动作为背景,描写了马克思青年时代的成长历程和他思想形成的条件,包括他的爱情生活、“非革命”思想等等,那是当时所有准予公开发行的官方图书都没有的内容,对于我理性而非教条地理解马克思和他的思想大有裨益,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
它使我开始认识到,年轻人的理想和追求不能再是豪言壮语、革命口号等虚幻的东西了,应该建立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有清醒和比较全面的认知。这点,影响了我以后几十年的人生选择,包括舍弃一些非理性的追求,寻求一份有个性的自我。
它引述的马克思写的《论青年的职业选择》中所说“我们往往不能选择自己觉得合适的职业,因为在我们对社会开始发生作用之前,我们的社会地位就已经大体确定了。”曾经引起我思想上的强烈共鸣。现实中,家庭出身不是决定性地影响着许多人的社会地位乃至命运吗?我们对自己的前途又能够有多少选择?“一切服从党安排”,是当年最流行的口号之一,况且,谁又敢不服从?当然,马克思自己后来选择了“背叛”,我们中的许多人后来也摆脱了宿命,但对于更多的芸芸众生来说,马克思的观点仍然是对的。
受那本书的影响,我甚至一度对朋友和人生伴侣的选择也要“参照”恩格斯、燕妮了,曾经不断地向朋友,包括对我表示了某种“好感”的女生推荐这本书,从他们的反应“判断”是否“同道中人”,可见它对我的影响。它也因此而保存至今,成为我那段虽然幼稚但却纯真的难忘岁月的纪念。
交友·拜师
读自己带来的书毕竟有限,在相对封闭的山村,要找到书也很难。走出去才会发现新天地。
1971年初,我到同在山西、相距500里的榆次去看望同样插队的姐姐。在那里,结识了两位来自北京的高中插队生。他们带的、读的书比我丰富多了,他们的思想也比我成熟、深刻多了。我在那只有8户人家40口人的小山村住了十几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看书、聊天,从“三言二拍”到《子夜》、《骆驼祥子》,从《静静的顿河》、《死魂灵》到莫里哀、哥尔多尼戏剧集;从历史到现实,从国内到国际,真是海阔天空——原来,这世界上除了革命,还有那么丰富多彩的生活,有那么多美好的事物需要我去了解、认识。那以后,我与其中的一位建立了通信联系,交流读书感悟,相互寄书交换,回北京更是过从甚密(他帮我买到了许多当时“仅限内部发行”的书籍,如苏联小说、世界通史等等),成为我那几年大量读书的一条重要渠道。
读书就要买书。我们村距县城20里,中间还要翻山,所以进城的机会不多。但我每次进城,新华书店是必去的。去多了,与那里的人也算混了个脸熟,因此有了进入柜台到书架挑书的“特权”,甚至可以到书库去。这样,我意外地发现那里竟然有一些不公开卖的书,譬如“商务”版翻译过来的外国历史书籍(县城似乎不那么在意是否“内部读物”。它还表明,当时的图书发行渠道仍然按部就班)。我在那里先后买过美国史纲、现代英国、阿拉伯简史、英法德俄断代史、日本近代史、简明欧洲哲学史等等,读后真是大开眼界。由此,我还曾一度对欧美的经济问题发生了兴趣,搜罗了一些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美元霸权地位、国际经济贸易的书来读,而且津津有味。
说到对世界问题发生兴趣,还要感谢一位50年代初从美国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的老人。文革中,他学无所用,并且下放到干校去喂猪、种田。在与我的闲谈中,他聊起了美国的大学教育、经济模式,谈到了西欧各国与美国的异同、北欧小国的高福利政策,讲解了什么是资本、垄断、税收、股票……那些知识对我来说闻所未闻,既好奇又新鲜,激发了我的求知欲。应该说,我对世界的了解,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我也第一次知道,关于资本主义、西方社会还有与我们所受教育完全不同的描述与“说法”,而且能够让人接受。
交朋友、拜长者,都是求知的重要途径,而不限于读书。
杂学·“闲书”
1972年底全县知青大选调,多数同学结束了插队生活,进了厂矿企业。我却无缘“跳龙门”,成为继续插队的少数知青之一。次年初,母亲从江西干校回到北京,参加筹办外交干部培训工作,北京有了家,我回去准备参加传闻中的“高考”。三个月时间,除了“恶补”数理化,就是四处搜寻“闲书”,从中外名著到各种杂书,从政治、经济到文学、历史,甚至旁门左道,只要是印了字的,能够抓到的,无论横排竖排、繁体简体、有头无尾,就一本本读下去,满脑子灌了一堆杂学,而数理化,除了学到一元二次方程和因式分解,就再也学不下去了。到后来,连那些也忘得差不多了。
现在回想30多年前读书,还是对名著印象深刻。读过的中外大家作品,现在还有记忆,而那些杂书则大多忘记了,不看笔记,甚至连书名都想不起来。这或许就是名著之所以成为名著的不朽魅力。
也有尽管并非名著,但能够影响人生思考的书籍,会让人记忆犹新。譬如,给我留下印象最深、震动最大的南斯拉夫人德热拉斯写的小册子《新阶级》。作为南共元老、纯粹工人血统的革命领袖,革命成功了,官至国家领导了,却写出那样一本彻底否定共产主义的书,真的很让我这个从小接受共产主义“正统”教育的人有振聋发聩的感觉。尽管他作为南共领袖之一,由于对苏共霸道、苏联霸权有切肤之痛,不免带有某种民族主义情感,但更多的还是源自对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实践经验和教训的理性思考,即使如我这样的身处文革极“左”年代的中国青年,也觉得能够理解与接受。这本身就值得思考。
那本书出版于1956年,是“作批判用、内部参考”的所谓“灰皮书”。以当时的政治标准,其观点极“反动”,并很有蛊惑力。但几十年后发生的苏东巨变却在相当程度上证明了作者的远见卓识。他提出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问题、专制问题、腐败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即使在今天也不无借鉴意义——据说90年代,这本书在国内重印,仍然是“供内部阅读”。我当时为此书做了大量的笔记,时至今日,仍然能够记起书中的一些论述和观点。也正是这本书,颠覆性地改变了我的思维,引发了我对中国许多现实问题的思考。尽管我知道自己什么都不是,但我想,我有思考的权利,并最终成为一种习惯。
眼界·思考
1973、1974两年的“招生”,我都因为“政审”不过关而名落孙山。第一次落榜我很沮丧,回到村里,除了干活就是读书,连家信都不愿意写,闹得家里以为我出了什么事。第二次落榜,我已经很坦然,不仅因为“历炼”出来了,而且因为结识了几个同样酷爱读书的同学,彼此往来密切,相互成为求知的动力,也暂且“忽略”了自己的处境与前途。
那时候,我们的兴趣转向了国际政治历史,这与当时陆续出版了一批内部翻译作品有很大关系。在我的读书笔记中,有《铁托传》、《六次危机》(尼克松)、《约翰逊回忆录》、《美国总统言论集》、《拿破仑传》、《回忆与思考》(朱可夫)《战争时期的总参谋部》、《出类拔萃之辈》、《震撼克里姆林宫的十三天》、《布拉格之春》等相关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