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湘潮》2005年第11期
栏目：纪念胡耀邦诞生90周年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欢呼声、鞭炮声震撼中国大地的时候，历史又欣喜地掀开了新的一页。在批判“四人帮”的勃然呐喊逐渐归于理性的平静后，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的任务凸现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作为“文化大革命”中重灾区的文艺界，拨乱反正的任务尤其艰巨。但是，由于“两个凡是”的禁锢，文艺界拨乱反正的步履也同其他行业一样，非常艰难。
当时担任中宣部部长的张平化，因与华国锋曾同在湖南工作，以及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的直接领导，使他在思想解放的潮流和“两个凡是”的交锋中，只能选择后者。而受张平化直接领导的文化部的主要领导人，也只能追随其后，“孔步亦步，孔趋亦趋”。因此，尽管思想解放的潮流已渐趋浩荡，但是，中宣部和文化部身处意识形态领导地位的一些同志，如胡耀邦所说，“思想上还处于僵化半僵化的状态。少数同志甚至掉队了，离开了实事求是的路线，设禁区、下禁令，成为解放思想的阻力”。
中宣部工作落后，文艺界的拨乱反正工作就提不上议事日程。文艺工作者虽然感受到了春的暖意，但要让春风扑面，还要等待一场春雨。
期待中的春雨，在胡耀邦任中宣部部长之后开始降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