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不知道母亲是用什么熬的米汤。仅记得回家过礼拜天时，她让念完小学二年级就回了家的大妹妹去把她熬的东西舀给我喝，我没让妹妹去。说实在，从上高小到上初中这几年，我连糠窝这类干粮都没带过，唯有装过四叔从东北退伍回来时带来的几个大苹果。饥了啃干馍馍或烧糕饼吃，只是以前的记忆。
当时，我确实也有饥饿感，想吃喝点什么，但忍了。想起刚才路过大墡地边，瞅见南沟石条桥旁有块地里的红薯还没收，以为村上不要了，便决定去挖一两块回来和弟妹们打牙祭，因为家里除了母亲那只砂锅里熬的所谓米汤，再没任何可供吃喝的东西。
当我来到这块地里，企图跺松埯窝，拽着早已干枯的薯秧，拔出几只红薯时，发现红薯已冻结在土里，别说拔不出来，拔出来人也不能吃，即使喂猪，猪也要抗议。
多年后才知道，那年“大跃进”，跃得许多作物都没收获回来。如此暴殄天物，纵天罚可躲，也人祸不免。
就山西来说，因那时省里的主要领导没大吹大擂地搞浮夸、放卫星，还号召各地搞小秋收运动，把山野间一切可以吃的东西都采摘了回来，全省百姓受制不是太严重。即便如此，每每提及那时的情形，所勾起来的回忆总令我唏嘘不已。
那几年，公共食堂的饭食，根本维持不了人们的最低生理需求，有不少人得了浮肿病。据1960年5月高平县的专项数据，当时发现全县得浮肿病者有3171人。此病也没放过上冯庄村，我就知道有个同学的父亲，便因此而毙命。
2013年一个夏日，我在西庙背后听当时任大队保管的李年贵说，当时为了救助浮肿病人，公社曾通知各村派人去给这些不幸者领救济食品。我们村的救济食品，就是他去领回来的。这种食品成分简单，是用谷糠加工成糠面，再加上糖精制成的，美其名曰“康精饼干”或“糠精饼干”。
公共食堂，确实是新生事物，是伟大创举。其影响远胜于大战钢铁。大战钢铁再怎么战，也都是部分人上阵，也就折腾了那么几个月。而食堂则是疏而不漏的恢恢天网，把天下长嘴的农村人口几乎全都网罗了进去，且前后跨越四个年头。
有资料说，1958年底，农村已有90％的公民成了公共食堂的“饭民”。而在上冯庄则超过100％。那几年，红薯的升值空间最大。最早不当粮食对待。后来则是五斤顶一斤粮、四斤顶一斤粮、最后才在三斤顶一斤粮的比值上稳定下来，没好意思往二斤顶一斤上长。人均名义吃粮水平不显太低，红薯先生功不可没。红薯不耐饥，人们也有办法。每遇红薯顶饭吃，大人们都要向子女们交代：“吃红薯不敢喝水，不然，水一涮就没了。”
在严酷的现实中，人们与饥饿进行了顽强抗争。既抗争就得有付出，就会有牺牲。
抗争的首要方式，是腹中越饥饿，越要多参加劳动。好像故意与亚当·斯密二百年前说的“除了吃得尽可能多，劳动得尽可能少以外”那句话较劲。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多挣工分，多获得一点劳动补助粮。那时的每个劳动者，尽管面带菜色，却无不希望自己能分派到多挣工分的活计。饥饿在此特殊情形下，反而对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产生了巨大的激励作用。这种激励，即便在公共食堂解散以后的多年间，仍未消减。听赵家街福牛叔的长子瑞生讲，在他能参加劳动挣工分时，为能多挣些劳动补助粮，几经工种比较，实现了到每脱350块砖可挣一个劳动日的砖窑上劳动的愿望。他起早贪黑地干，又刨土，又和泥，又脱砖，一天竟能挣到三个劳动日。于是补助粮挣得比别人多些。但在那“三年困难时期”，不到劳动年龄的孩子们，则不具备这种能力。他们在父母都上了地，无人照管的情形下，则不免在家千方百计地寻找一切可吃的东西。有一家姐弟俩，因饿得不行在家捣吃了些杏仁，便中毒而亡。
依民俗，数伏那天各家都要煮一锅脱皮玉茭吃。为图锅里热闹，除了加点杂豆进去，还要加点杏仁。杏仁有毒，得炮制：先将杏仁泡在碗中，夹上块通红的煤块放进去，以拔除毒性，如是再三，且每次搁置时间不用一天也得半天。即使那不发苦的甜杏仁也不可多吃。
听小弟媳的母亲随楼婶讲，有户人家把仅拔了两次水的杏仁，赏给两头猪吃，结果胀死了一只。这姐弟俩可能懂这个常识，但饥不择食，则顾不得许多，没经任何炮制便在家中偷偷地捣吃了一些。当大人们收工回来时，这一女一儿，口吐白沫，不省人事，救之不及，相携而去。这是上冯庄在那年发生的一场颇令人嗟叹的悲剧。
当然，较安全的办法，还是收拾些野菜、树叶瞎胡吃。那几年，各家妇女不管去干什么活儿，都要一只荆篮或箩头，在往返的路上或工间休息时，用鹰眼一样的敏锐，去发现并猎获豆叶、薯秧、大麻叶、杏叶、洋槐花、洋槐叶、苦苣、骨碌碌葱、灰灰菜、刺苋菜、妈妈秧、羊桃叶等等一切可以充饥的植物。这些东西用途广，人能吃，猪也能吃。
然而这种捎捎带带、零敲碎打的做法，毕竟成果有限。有时则不得不扩大猎获空间。听夫人讲，她当闺女时，曾和她二嫂景先翻到东山后的贺庄一带去捋杏叶。下边村里的人发现了，便嗷嗷地和撵狼一样地喊叫。
至于发现粮食或红薯地里有可疑人影，更会听到嗷嗷的喊叫声。这喊叫声，多来自于登得高、看得远的山坡上的牧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