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询问大地
“红三村”老人对秦兴体烈士的缅念，牵出了当年冀鲁豫边区党和军民血肉相连、生死相依的悲壮历史。
老人和秦兴体的故事感动了整个鲁西南。
菏泽市委、市政府领导当即作出指示，全力支持帮助老人完成他们的愿望。市政协领导敏锐地察觉到，经济欠发达的鲁西南地区，拥有冀鲁豫根据地光荣的革命传统，应尽快开展“抢救行动”。
菏泽市政协主席刘勇、副主席付守明、陶体华亲自投入到冀鲁豫根据地历史的征集、写作、宣传活动中。他们组织起一个精干的团队，要把这份宝贵的遗产作为一项重大的文史工程、思想工程、政治工程、改革工程挖掘出来，留给后人。
时任菏泽市委书记的于晓明前往“红三村”访问老人，并亲自南下贵州，慰问南下的老干部，了解当年冀鲁豫的光荣传统。他对笔者说：“菏泽不仅是牡丹之乡、书画之乡、武术之乡，她还是革命之乡。冀鲁豫当年留下的革命精神，是菏泽腾飞最大的资源和财富！”
冀鲁豫根据地的历史，是欠发达的鲁西南拥有的最大“金矿”。
我们行走在这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平原上。
菏泽，古称雷泽。《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耕历山，渔雷泽。”古时雷泽西纳济水，通黄河；东入泗水，通淮、江入海。在古代运输工具原始落后的条件下，水系发达的菏泽成为中原一带的交通枢纽，商舟往来密集，被称为“天下之中”。
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以及蚩尤、少昊、共工、鲧、大禹等，皆在今天的菏泽地域留下了活动足迹。至今，菏泽巨野留有蚩尤墓，鄄城留有尧王墓。后来商汤灭夏，建都于亳（今曹县）。
战国时期，越国重臣范蠡帮越王勾践复国之后，悄然泛舟到“天下之中”的菏泽陶丘定居。范蠡运用他的商业智慧，三致千金而散之于民，被称为“商圣”。因范蠡曾被封为陶朱公，后人将他定居的陶丘更名为定陶，传承至今。
战国名将吴起、孙膑及孔子的得意弟子子贡，皆出生于菏泽鄄城和周边地域。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庄子也出生于菏泽曹县东南之地，在漆园（即今菏泽东明县境内）为吏。
项梁反秦战死定陶，汉高祖刘邦曾在此登基建立西汉政权，并娶了菏泽的吕雉和戚夫人为王后和妃子。
曹植在封地鄄城赋愤诗，唐末黄巢曾在此举兵起义。著名诗人李白、杜甫、高适等，都在菏泽留下许多佳作。北宋一百〇八好汉聚义梁山泊……无数历史壮举在此演绎。
进入“二十五史”的菏泽英杰达二百多人。思想家、军事家、教育家、经济学家、政治家数不胜数。
著名抗日名将赵登禹将军就出生在菏泽。当年他带着八百鲁西南壮士，每人身背一把大刀走上抗日前线。在长城喜峰口的对日作战中，身高一米九的赵登禹身为旅长，率部夜袭敌营，身先士卒，将他用一百八十块银圆打造出的两柄特制钢刀砍卷了刃。这一次奇袭，日寇在喜峰口留下五百多颗头颅，其中被赵登禹砍下的有六十多颗！此战催生了著名的《大刀进行曲》。
此役中，赵登禹的左腿被弹片炸伤。他的女儿赵学芬至今保存着赵登禹负伤后的一张照片，将军用两行遒劲的行楷在照片一侧写下：“肢体负伤为小纪念，战死沙场才为大纪念。”他的命运被自己言中，最终他倒在北平南苑保卫战的战场上，身中五弹，鲜血流干，年仅三十九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政部向赵登禹家人颁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编号为〇〇〇八〇号，签署人毛泽东。
建国后，党中央做出决定，不准以领袖个人名字给北京街道命名，但是，唯独有三条街道以国民党将领的名字命名至今——赵登禹路、张自忠路、佟麟阁路！他们是抗日战争中盟军牺牲的级别最高的三位将领（上将）。
赵登禹从鲁西南带走的八百男儿无一生还，全部牺牲在抗日战场上！
赵登禹在喜峰口刀劈日寇不久，他的家乡鲁西南也遭受到日寇的蹂躏。
1939年初，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派出一部分主力，到赵登禹的家乡——鲁西南，开辟敌后根据地，发动群众，抗击日寇。
今天，我们叩问这片大地，半个多世纪前，这里发生过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是否还留下了记忆？
我们站在一所中学的门口，询问一位放学的翩翩少女：“你知道冀鲁豫吗？”
少女想了一会儿，摇摇头，走了。
我们走进一座超市，询问一位带着女友购物的青年：“你知道冀鲁豫吗？”
“什么鱼？鲈鱼？”他憨憨一笑，“我不知道你们说什么。”然后就去挑选五光十色的商品了。
我们走进肯德基，买了汉堡坐下食用。对面是一位女大学生，我们问：“你知道冀鲁豫吗？”
对方觉得我们怪怪的，或者不怀好意，或者把我们的问话当成了一个什么邪教的联络暗号，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我们，然后什么也没回答，匆匆离去……
我们怅然。
难道时间是一面筛子，过滤了英雄的事迹和他们的精神？
难道货币、商品、高科技、娱乐大片，能遮挡住历史的光芒？
我们无权要求人们都记住烈士鲜血的重量，也无法参透当年先烈与我们今天生活的联系！
我们也更不能只期待三位耄耋老人靠刻碑记事来留住民族的光荣！
我们只能以自己有限的力量，从浩瀚的史海中，从时间的沉船中，打捞出依然在闪闪发光的冀鲁豫精神。
2.罗荣桓郓城战日寇
1939年初，春寒料峭。一支穿着灰色粗布军装的队伍，穿行在历史之页。
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六团，在代师长陈光（师长林彪因负伤去苏联养病）和师政治委员罗荣桓同志的率领下，遵照中共中央“打到敌后去，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从山西出发，越过一道道封锁线，挺进山东，以策应华北抗日战场。
当时日军主力主要在华北和山东胶济线一带。鲁西南没有铁路，公路也不多，不便于机械化作战。日军在每个县城驻军不多，主要依靠伪军进行统治。
杨勇率领的一一五师六八六团开进到鲁西鄄城扎营。这是我八路军作为正规军第一次踏上这片黄色的土地。当地的群众和一些开明绅士，听说平型关打鬼子的一一五师来了，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日寇1938年秋侵占鲁西南的重镇郓城，并积极向外扩展其势力范围。当时，驻郓城日军有二百多名，日军采取了“以华治华”的政策。原韩复榘部下、郓城日伪县长刘本功，派其弟刘玉胜驻郓城西北之樊坝。这伙伪军全部是日式装备，自盘踞樊坝以来，催粮、要款、奸淫、抢掠，无恶不作，当地人民恨之入骨。
具有抗日倾向的国民党郓城县地方部队保安司令祝璧臣，带着二十名当地开明人士，跋涉数十里，冒雨前去欢迎杨勇。祝璧臣原为国民党八十八师副师长，曾参与过围剿中央苏区红军，但现在他对蒋介石的消极抗日不满，倾向于八路军的抗日政策。他指控伪军刘玉胜盘踞樊坝之危害，要求八路军打击日伪，安定民心，解除人民的苦难。
3月2日，我一一五师师部率师直部队和六八六团进入郓城县郊。郓城县委书记梁仞仟带领县委成员来到团部驻地轩楼。他们也赞同八路军挑个“硬柿子”捏，拔掉樊坝日伪据点的想法。
樊坝位于郓城县城西北，距城十八华里，是伪县长刘本功据点中兵力最强的一个，驻伪军一个团共五百余人，装备有小炮一门，轻机枪十三挺，步枪四百余支。伪军团长刘玉胜亲率主力驻守樊坝，戒备森严。
杨勇率领六八六团接受攻打樊坝任务后，立刻进行了战前准备。当时，我军经过长途行军，非常疲劳，且刚到鲁西，敌情、地势都不熟悉，加之过去部队始终在山区作战，缺乏平原作战的经验。战前会议上，杨勇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具体情况，指出了我军的最有利条件是有地下党和老百姓的支持。
说到杨勇，不得不提一提平型关大捷。长征时杨勇就曾当过师长，国共达成联合抗日协议后，红军整编为三个师，杨勇“降职”当了六八六团的副团长，1938年1月任六八六团团长兼政委。在平型关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杨勇端起刺刀冲入敌阵，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平型关大捷是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与日军正面冲突取得的第一次大捷。
杨勇带领营连干部察看了地形，研究了作战方案，部署了战斗任务。
时值正月十四晚，元宵佳节前夕，樊坝戏台上正演着古装戏剧《杨五郎出家》，表达了外族侵略下的家仇、国恨。伪军团长刘玉胜却非常不满：“谁点的戏？死的死，亡的亡，除了哭还是哭，多晦气！”
刘玉胜并不知道八路军已到了郓城县境。
杨勇通过侦察了解到，敌人每天晚上两次将护寨河上的吊桥板放下，打更的巡逻兵走出围寨，巡逻一遭，如没有情况，就回到据点里去。
1939年3月初，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到达鲁西郓城一带。
杨勇决定在敌人将吊桥放下时快速打进去。执行突击任务的三营十连在红军时期被称为夜老虎连，多次在夜间完成奇袭任务。不料，突击排刚开始冲锋便被敌人发觉，敌人随即扯起吊桥，把突击排的一个尖刀班卡在里面，两个班被阻在寨外，突击排被敌人切为两截。被卡在寨内的尖刀班在围子的门洞里，同敌人进行了激烈战斗。
危急时刻，后续部队发起冲击，一阵猛烈的手榴弹爆炸，守寨门的敌人全部被歼。晚11点，一营突击队突入寨内，经过八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打进樊坝伪据点，并消灭了从郓城前来支援的一百多名日军。
旭日初升，樊坝东边团柳树庄的枪声依然激烈。这时，几个战士押着一个头上负了伤的俘虏来到杨勇面前。经过审问，他正是伪军团长刘玉胜。
杨勇让卫生员给他包扎好伤口，问他：“那边小庄里是谁的部队？”刘玉胜有气无力地说：“是我的一个营。”
杨勇说：“那好，你马上写封信，让他们放下武器，立即投降！”
刘玉胜见大势已去，随即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去。
不久，守团柳树庄的全体伪军左肩扛着枪，右手举着枪栓，走了过来。对于敌人的投降，八路军是有经验的，他们把准备好的箩筐放在路边，伪军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把枪栓扔到箩筐里，然后站队集合。
樊坝战斗共击毙击伤伪军二百余人，日军一百余人，活捉伪军团长刘玉胜及伪军三百多人，缴轻机枪十一挺，小炮一门，步枪四百余支，解放被掳妇女三十余人，村干部二十多人。
六八六团执行八路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对被俘虏的伪军，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受重伤的给予治疗，伤愈后，再由其选择去留。
杨勇按照毛泽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要求，对刘玉胜也采取了宽大政策。刘玉胜在鲁西曾作恶多端，民愤极大，杀了他也不冤。但是实行宽大政策，对于开展这里的工作，化解顽固派更为有利。为此，杨勇不但派医生给他和他岳父治伤，还亲自找刘玉胜谈话，向他晓以抗日救国大义，希望他改邪归正，重新做人。
当时，地处三省交界的边区司令多如牛毛，在鲁西北部有王金祥、齐子修、郁仁治、田家宾；在两濮及豫北有石友三、孙良诚、丁树本、杜淑、李旭东、孙殿英、庞炳勋等人；在湖西有冯子固、耿继勋；在鲁西南有孙秉贤、孙瑞亭、张子刚、王志杰、周倜等人；在水东地区有马逢乐……他们虽然都是反共顽固派，但又自成体系，抢地为王，各霸一方，各自拥有上千或数千支枪。做好刘玉胜的工作，可以教育其他的顽固派。
1939年5月，日军搞了一次突然袭击，当时杨勇身边只有一个连队，双方兵力悬殊，再加之日军施放了毒气，杨勇只得率部撤出战斗。在樊坝战斗中被俘的刘玉胜本可以乘机逃走，但他耳闻目睹了八路军抗日杀敌、救国救民的行为，对八路军有了新的认识。在突围中，他曾一度与部队失散，但又很快追了上来。
鉴此，杨勇决定释放刘玉胜，还特意还给他原来所带的手枪和马。这一切使刘玉胜非常感动，他声泪俱下地表示，今后一定要洗心革面，戴罪立功，以报答共产党、八路军的不杀之恩。
刘玉胜说：“我感谢杨勇团长的再造之恩，刘某有幸得以生还，实出意外。今后定要多为抗日救国做出贡献，再不做昧心之事。”
为了表示和自己的过去决裂，刘玉胜郑重地发表了一个“告同胞书”：
……玉胜不才，身为中华民国之军人，乃受敌伪之迷诱，沦为卖国求荣之汉奸……樊坝之役，幸被生俘，得蒙不死，倍享优待，并晓以救国救民之大义，教诲良深……玉胜扪心自问，愧悔交集，今日获释，恩同再生……誓当重整旗鼓，投效抗战，将功折罪，以雪吾耻，以谢国人……
刘玉胜的反正，对于我党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起到了极好的示范作用。
3.梁山水泊会议的争论
1939年8月，一一五师首长和鲁西军政委员会在鲁西南的梁山水泊召开联席会议，鲁西区各地委书记参加了会议。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在冀鲁豫创建平原抗日根据地。
会议上议论纷纷：
“我党我军的根据地大部分在山区和丘陵地带，平原无险可依，建根据地不容易。”
“当年捻军起义，曾在这里大败清军，杀死了清朝名将僧格林沁。最后因这里无险可守，退出鲁西南。”
“日军有飞机、汽车、坦克，在平原作战有优势，我们只有一双腿，打起仗来，无处隐蔽。”
“这里是平原，兵多为患，除了有日军、伪军外，还有中央军、红枪会、民团等，但他们相当一部分，并非真抗日，只为占山为王。我八路军在此创建根据地，几乎没有同盟军，必受排斥。”
“这里民风彪悍，民智未开，群众工作不好开展……”
“兵多民贫，这里的群众已不堪战争的重负，部队的后勤得不到保障……”
一直没有说话的罗荣桓发言了：“你们讲的都有一定道理，但这些并不是能否在这里建立根据地的根本理由。”
这时，罗荣桓把一本小册子举起来：“这是毛泽东同志刚刚写成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我们大家应该好好读一读，毛泽东同志说：‘中国有广大的土地，又有众多的抗日人民，这些都提供了平原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临时根据地的客观条件。’‘要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山地当然是最好的条件，但主要是须有游击队回旋的余地，即广大地区。有了广大地区这个条件，就是在平原也是能够发展和支持游击战争的。’”
会场顿时静了下来。
罗荣桓说：“游击战，是与人民共存共生的一种战争。哪里有人民，哪里就可以开展游击战争。平原虽无山地做屏障，但成千上万的群众，就是御敌的最强大屏障，只要坚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和群众生死与共，就可以形成一道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创建和坚持平原根据地完全是可行的。”
人民就是山，人民就是御敌的屏障！人民永远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会议形成决议：按中央指示，在冀鲁豫平原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
会议后，一一五师、地方党组织和地方武装立即分赴冀南、豫北、鲁西南，投入到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的斗争中。
1940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清平县（今山东长清、平阴）召开了冀鲁豫边区工作会议，正式成立了冀鲁豫边区委员会，王从吾任冀鲁豫边区书记，黄克诚兼冀鲁豫军区司令员。
一年后，杨得志接替了黄克诚的职务，成为冀鲁豫边区军事最高领导人。
4.辉煌的史诗
冀鲁豫根据地于1939年创建，五年后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敌后最大的抗日根据地。
冀鲁豫根据地辖二十二个行署，一百九十八个县，三万二千六百个行政村，二十三万平方公里，人口二千五百五十一万。
抗日战争期间，冀鲁豫根据地八路军依靠群众，歼灭、瓦解日伪军十五万多人，军民浴血奋战，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冀鲁豫根据地成为中国敌后抗日的坚强堡垒。
但冀鲁豫边区的贡献远不止于此。
1945年抗战胜利，中共中央任命林彪为山东省军区司令员，刚上任，就接到中央指示：美国提供大批军舰和飞机，向东北运送国民党部队。令林彪从晋冀鲁豫组建二十四个团的干部架子挺进东北。冀鲁豫子弟由此成为第四野战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6年晋冀鲁豫野战军成立，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改编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杨得志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曾思玉任副司令员，张国华任副政治委员，冀鲁豫边区子弟成为刘邓大军的主力。
1947年6月30日至7月28日，刘伯承、邓小平率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发起鲁西南战役。在北起黄河岸，南到陇海铁路，西自菏泽，东到大运河的广大地区，对国民党军队发起一次次大规模歼灭战。十战十捷，歼敌近二十万人。
1947年，刘邓大军数十万人从冀鲁豫出发，千里挺进大别山，拉开了全国战略进攻的序幕。
1947年8月，冀鲁豫区委从各地抽调近千名干部组成南下支队，随刘邓大军先抵大别山，后到江汉开展工作，建立江汉区党委，袁振任区党委副书记。
同月，冀鲁豫地委书记赵紫阳等率一批干部随军南下，建立桐柏区党委，赵紫阳任桐柏区党委副书记。
1947年9月，区党委再次抽调千余名干部组成南下支队，冀鲁豫干部李剑波任支队队长，随军到达豫皖苏地区。
1948年春，冀鲁豫区委书记张玺率一批干部赴豫西开辟工作，建立豫西区党委，张玺任区党委书记。
1949年3月，五千九百多名冀鲁豫边区干部战士组成南下支队进军大西南，接管江西、贵州。
冀鲁豫的干部成为许多新区的火种。
淮海战役期间，冀鲁豫边区出动民工三十多万人，牲口十二万头，支援战争的人次达到五千八百五十多万个，畜工一千二百多万个，组织担架一万余副，大小车十万多辆。
淮海战役后期，被围的杜聿明拒不投降。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装备已经今非昔比，几千门大炮围住了三十公里的“驻地”，一天之内即可全歼被围之敌。中共中央为了减少双方士兵的伤亡，下令推迟一个月发起总攻。毛泽东提出：尽量减少双方的伤亡，并亲自拟写了《告杜聿明投降书》。总攻时间的推迟，需要一亿斤小米的后勤保障，这并不在原来后勤保障计划之中。但鲁西南人民很快筹集了一亿零五百万斤小米，用平板车送上了前线。
冀鲁豫边区成为支援淮海战役的大后方。
1949年8月20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在冀鲁豫边区的基础上成立中共平原省委委员会、平原省人民政府。冀鲁豫根据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能给人以光明的地方，一定有火炬！冀鲁豫革命根据地本身就是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炬！
5.不能背叛的根据地
2008年，台湾知兵堂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突击丛书》。这套丛书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分别编著成册，比较客观、详尽地记叙了双方在三大战役中的兵力装备、战略部署、将领指挥之得失、战况过程、战斗结局等。
该丛书淮海战役一册定名为《徐蚌会战》，书后的两篇附录颇耐人寻味。“附录一”用列表的形式，对国共双方在三大战役中投入的兵力、武器、伤亡人数做了对比。从列表上可以看出，“国军”的兵力、武器都远远优于解放军，但解放军一栏却多了“人民支前”一栏：支前民工八百八十六万人，担架三十六万三千副，大小板车一百〇一万辆，牲畜二百〇六万七千头，粮食八亿五千四百七十六万斤。
“附录二”题为“徐蚌会战检讨”。“国军”总结出“决心不定，贻误战机”“单线部署，缺乏纵深”“将不能自专”“将领不和”等七大失败原因，但唯独没有检讨“国军”缺少人民的支持。
一支失去民心的军队，注定失败！
该书的编著者在“附录”中虽然客观地列举了支援解放军的民兵、担架和粮食的数量，但却没有揭示出，在这些数字的后面，有一个力大无比的巨人，他的名字叫“根据地”！
从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开始，革命的火种便以星火燎原之势，唤醒了被压迫在三座大山之下的穷苦百姓。
根据地的定义是什么？
有了革命的武装、革命的政权、革命的群众组织、革命的政党——共产党（而且前面的三种组织都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这四种组织在一定地区能够公开地合法地存在，各自执行自己的职权（如政权执行自己的法令、纪律、各种制度等），这样的地区，就叫作革命根据地。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经“三湾改编”后的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与南昌起义的朱德所部会师，先后在宁冈、永新、茶陵、遂川等县恢复和建立了党组织，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创立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于1937年至1945年间，先后建立了陕甘宁、晋察冀、豫西、东北、华南、湘鄂、冀鲁豫等十几个抗日根据地。
这一块块由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用血肉组成的抗日根据地，坚持打击日伪军，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正是这一块块零散而坚实的根据地，养育了共产党人和人民子弟兵。这一块块血染的根据地，成为共和国的奠基石。没有根据地，共产党人或许将变成黄巢和李自成一样的流寇。毛泽东在革命的早期就批评过“流寇主义”，毫无疑问，建立革命根据地，是毛泽东最伟大的军事思想、哲学思想、民本思想。因为革命根据地不是占土地、占山头，而是拥有民心！
共产党人在革命征途上，一次次被逼入绝境，却又一次次化险为夷。
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个巨人叫安泰，他是大地女神盖亚的儿子，力大无穷，只要他保持和大地母亲的接触，就可以不断地获得力量，不可战胜。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因根据地而生，因根据地而成长壮大，因根据地而取得了革命最后的胜利，锻造出属于人民的共和国。
我们可以忘却许多事情，但是对于革命根据地的记忆却绝不能遗失。
根据地，不只是一个历史名词！也不只是一个政治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