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2月，赵望云又从故乡束鹿出发，去冀南的晋县、赵县、临漳、肥乡、广平各县旅行写生。他终日坐着大车奔波于田野，夜宿简陋的小店，途经十余县，描写农村的景象。他笔下的这些平民生活，至少可以代表华北农村生活的一部分，如此朴实劳苦的平民生活，已经逐渐趋向不安和动摇。几个月后，他所作的通讯画稿有一百三十多幅陆续见诸报端，并由《大公报》印成《农村写生集》。
当时，在广大读者眼里，《大公报》有两个有名的记者，一个是写通讯的范长江，一个则是写生画家赵望云。
他所作的《疲劳之农夫》，画里的农民有些佝偻，布衣所包裹的躯体却是粗壮的，并非文弱的绣像人物的移植。画里的线条也不再是呆板的刻线的复制，应物象形，可见粗细、锋面和节奏的变化。并且利用墨染来捕捉光影，制造形体的量感，这更是不见于版刻画谱的技巧。
这年夏天，他被报社派赴陇海路沿线旅行，路线是从连云港到潼关。这段工作因病作画不多，时间不长即告结束。
秋天，他携夫人杨素芳、女儿桂敏及三姐居住天津，受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之聘任美术教师，为期四个多月。
赵望云的写生通讯在《大公报》发表后，引起了当时隐居泰山当“寓公”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的关注。当《农村写生集》印出单行本后，冯玉祥即派赵逸云携带他平时剪报的题诗，从泰山赶到天津，商议印行写生集的题诗本，合作出版冯玉祥题诗和赵望云写生画。取得报社经理胡政之同意后，他便应约与赵逸云赴泰山与冯玉祥晤谈。此为赵望云与冯玉祥的初次相识。
冯玉祥在写生集序中认为，中国农村的破产，可以说达到了极点，人民究竟是在一种怎样痛苦的状况下生活的呢？在赵君这一部写生画里，却已很生动地告诉我们了。
冯玉祥说他为赵望云的画题诗的动机，是想让白话诗通俗到农夫大众一听就懂，从而唤醒陈腐的民众，让城里人看看乡间的痛苦，动员人们救济复兴农村，建设农村工业化。
在农村写生集的自序中，赵望云写道：“到民间去的口号，无须再喊，但希望我们生在乡村的人们，走入城市之后，不要忘掉乡村才是。我是乡间人，画自己身历其境的景物，在我感到是一种生活上的责任，此后我要以这种神圣的责任，作为终生生命之寄托。”
之后，他又赴泰山住了一个时期，与冯玉祥处得更密切了。当时在冯玉祥左右的，除夫人李德全和子女外，还有赖亚力、吴组缃、张伯锋等人。
赵望云后来说：“我对冯先生很尊敬，特别尊敬他对事业的重视。他曾对我说，我们应该共同搞我们理想的事业。”
铁马秋风（1934年，塞上）
这年春天，赵望云二次受大公报之约，与记者杨汝泉同行，开始了塞上旅行写生。
他们从唐山西行，冒险穿过当时日军占领区的罗文峪、喜锋口，又经古北口到八达岭，随后顺京绥路到了张家口和张北县一带。同时，他们还到了山西大同和内蒙草原。
在劫后的鸿桥镇，他看到的是日寇践踏后荒凉的大街和灾民的惨状。长城线上的关口罗文峪，被鬼子的飞机大炮炸成一片废墟，哀鸿遍野。
平原上点缀着葱茏的林木，村落由丛木婆娑中透出，在茅草柴扉里往来的都是粗衣粝食的男女，每一个都在痛苦挣扎中生活着。在赵望云眼里，风景是那样的美丽，而村民的心情却与那美丽的风景毫不相称，这是多么耐人寻味的现象啊！
外观上极平常的乡村景象，有时是难以激起感情波澜的，冀南之行后，他希望瞻仰一些难得的奇迹，便有了这次长城沿线的旅行。
在这次旅行中，他已经感到民族脆弱的缺陷。长城天险，在现状之下已经不容夸耀。为了保存那种奇迹的暗影，只有描摹几幅图画献诸社会，以期读者得到一些感触。
他说，长城线山脉的连绵与雄壮，使人心胸扩展。走出居庸关，纵观西北的平原，又可见到中国的富饶。经张垣，过万全，在张北的荒原上，极目远瞻，有“浩浩乎平沙无垠，复不见人”之景象。他回想河北农区，人多产少，相形之下，殊觉难以为情。大同的古风，他感不到意味，惟有晋绥草原上的牲畜群，和环绕土丘穴居的农民，而尤以群山巍峨起伏的雄姿，却给予他一种不可磨灭之影。
旅途中，赵望云曾与日本侵略者遭遇，鬼子凶暴地抢走了他的画稿。国难当头，他的内心燃烧着复仇的怒火。
塞上旅行的画稿百余幅，陆续发表在《大公报》上。同年，出版冯玉祥题诗本的《塞上写生集》，佐以杨汝泉之文字说明。
冯玉祥在序中说，大众时代的艺术，是为大众服务的工具，无论诗和画，能够真切地写出劳苦大众实际生活，才是中国当前急需的艺术。赵望云认清这个迫切的艺术任务，独能勇敢地开辟了一个新天地。这百幅图画，描写出国土沦亡后处在水深火热横暴淫威之下的父老兄弟姊妹的种种生活状况。惟有唤醒他们的社会意识，奋起斗争，才能够复地雪耻，挽救中华民族的沦亡。
胡政之的序中说到冯玉祥题诗，“以叱咤风云之名将，迫而为骚人墨客之所为，以诗歌见志，将军之不幸？抑国家之不幸也！”
农历十月，子振湖生，此子八九岁时夭折。
年底，赵望云又应江西基督教会的邀请，赴江西南城、黎川等地为《大公报》作速写画稿。
重于泰山（1935年，泰山）
这年秋天，赵望云携带夫人杨素芳、女儿桂敏，全家移住泰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