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我尚未退休,几次填写电子版干部履历表,都会受到警告。在“参加工作时间”一栏填上“1970年11月”,表上立即出现一条红线,提示我填写错误。我明白,这样填写有悖常理,意味着我参加工作时才15岁,是个童工;或是我虚增工龄,欺骗组织。警告之下,我哭笑不得,在心里道:我没有欺骗组织,我就是在十五岁那年参加工作。见我坚持不改,电子表无可奈何,只好任由我填完所有项目,指望有关领导用肉眼审查我的对错了。
领导肯定审不出问题。因为我的档案中,所有的履历表上都写得明明白白:赵德发,1970年11月参加工作。
我至今记得那个孟冬之月。在一场比一场更加凛厉的西北风里,我跟着一个叫宋世平的人走村串户,叫卖粉皮粉条。这年春天,宋家沟二村二队办起了粉坊,让宋世平负责。他带领两男一女每天早早上工,将地瓜干磨成糊糊,做成淀粉,再做成粉皮粉条。宋家沟虽然是有着两千口人的大村庄,但那时村民们消费能力有限,我们要经常推着车子去外村叫卖。
宋世平麻脸,瘸腿,那时有四十多岁。他为人正直,不疼力气,庄稼活儿样样干得漂亮,是我打心眼里敬佩的一个人。他两条腿不一般齐,走路一歪一倒,却照顾我尚未成年,身板不壮,多数时候由他推车,让我背着一根绳子在车前助力。我们爬岭过河,走进一个村庄,宋世平将好腿站直,将坏腿虚挂着,挺起肚子大喊:“换粉条啦!”我站在旁边,也帮腔大喊。刚做这个买卖时,我羞得张不开口,鼓足勇气喊上一声,脸红到脖子,仿佛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在做买卖,打算用粉皮粉条换回人家的地瓜干子从中牟利。经过宋世平的教育,我懂得了两点:第一,给生产队增加收入,全队一百八十口人都恣;第二,粉皮粉条是地瓜精华做的,晶晶莹莹,滑滑溜溜,谁吃到口谁恣。既然都恣,咱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于是我就理直气壮地叫卖,大张旗鼓地叫卖。不过,那个年代家家都穷,极少有人舍得拿地瓜干子换,拿现金买的更为稀罕。我们从早到晚要跑好几个村庄,才把买卖做完,而后推着两大筐地瓜干子,疲惫不堪地踏上归程。
回到村里,粉坊的另外二人还在忙活,或者磨地瓜干,让一头老驴拉着石磨转圈儿;或者做粉团,为以后的生产贮备更多的原料。其中一人是我远房堂叔,叫赵洪美,他将我们换来的地瓜干过秤,并清点交给他的现金。我是会计,这时从抽屉里找出账本,将入库的地瓜干和现金记个清楚。
那天傍晚,我记完账回家,正坐在屋里抽烟的父亲瞅我一眼,说:“你去当老师吧。”
“当老师?”我惊呆了。
“嗯,学校要扩班,老师不够。三个村的书记商议了一下,叫你去。”
那时宋家沟分成三个村,我父亲是二村的党支部书记。小学由三个村合办,凡是涉及学校的大事,都由三个村的书记商量决定。
父亲又说:“是金珂两口子提的建议,他们说你头脑聪明,成分也好,还是烈士后代。”
宋金珂是公社中心小学校长,他妻子吴芬在宋家沟小学当教师,与我家是邻居。因为这两口子有文化,我崇拜他们,常去他们家玩。但没想到,他们会推荐我当老师。他们说的成分好,是指我出身于下中农家庭;说我是烈士后代,是指我姥爷是南下干部,新中国成立前牺牲在河南。
我抓挠着头皮说:“我这点文化,怎么能当得了老师?”
父亲说:“反正要比小学生识字多。现在各村都缺老师,都是识仨教俩。”
我明白“识仨教俩”的意思,就是让认识三个字的人去教认识两个字的。但我想到教学的难处,就犹豫着不吭声。
母亲着急了,向我劝说:“当老师是个好差使,整天待在学屋里,风不打头雨不打脸,要多好有多好!”
听她说“风不打头雨不打脸”,我想起了我的梦想。自从十四岁辍学,我是把当上大队会计作为人生终极目标的。宋家沟二村的大队会计叫宋家章,五十多岁,会写毛笔字,会“唱账”。“唱账”,是会计们的独特艺术,即一边打算盘一边吟唱:“你加上,一千双零三;再加上,八百五十四……”我每次听他“唱账”,都像后来年轻人听流行歌曲一样陶醉不已。更重要的,是他一年四季不用下地,整天坐在办公室里,那才是“风不打头雨不打脸”的好差使呢。我当上二队粉坊的小会计之后,就暗暗计划好了我的人生“三级跳”:先把粉坊会计干好,过几年当上生产队的会计,等到宋家章老了,就接他的班,到大队办公室里坐着。三级会计,只有当上大队会计,才可以“风不打头雨不打脸”,别的都要和社员们一起劳动。
想不到,我的“三级跳”正踩在第一步上,却让宋金珂与宋家沟的掌权者将我推向了学校。不过,那时我正为早早辍学而后悔,再到学校亲近书本,也是我向往的一件事情。我就答应了父母:“去就去吧。”
接了这份差使,我心里像揣了个驴驹子,既沉重又不安。我走到我睡觉的西屋,往床上一趴,心里念叨着“识仨教俩、识仨教俩”,越念叨越是发怵。因为我的“仨”,就像我们家春夏两季的粮囤,少得可怜。
那时的我,没有任何文凭。
我读六年级时,“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宋家沟小学的老师积极响应,一位姓庄的公办老师带领我们高呼“破四旧”的口号,去村前砸了土地庙。我至今记得,当时从废墟里爬出一条青蛇,把我们吓得四散奔逃。尽管庄老师表现出这样的革命姿态,可过了不长时间却被人揭发,他是莒南头号大地主“庄阎王”的后代,从此成为红卫兵的批斗对象,经常在大会上戴着高帽低头弯腰。这一帮红卫兵正意气风发,却被新成立的另一帮红卫兵指责为“资产阶级保皇派”,两派人马经常在学校激烈交锋,有一回还造成流血事件,有两个人身受重伤。学校一片混乱,干脆关门停课。没学可上的我不知忧愁,整天跟一些小伙伴混在一起,上山拾草,下河摸鱼,不知不觉就是两年。
过了1969年春节,四里外的圈子村小学办起了初中班,我和几个伙伴收起玩心,背着书包去了。我们读的这种班叫“帽子班”,意思是在小学头上加了一顶中学帽子。办这种“帽子班”用意不错,可是小娃娃顶了个大帽子,总是空空荡荡不踏实。果不其然,由于师资力量不够,更因为当时的政治氛围,我们学不到什么东西。那时的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不但学文,也学工、学农、学军。到了我所在的学校,却不是“以学为主”,而是“兼学”成了“主学”。学工没有条件,因为农村没有工厂。学农得天独厚,师生们整天去生产队里干活。学军,老师教给我们一套“旗语”,还组织大家在学校旁边的荒岭上练习“捉特务”,谁发现了情况,就用“旗语”报告。我们手中没有小旗,只好用胳膊比划。“捉特务”,头几回我还觉得新鲜好玩,玩过几次就感到没有意思,反正特务都是同学装的,扒了皮认得骨头。那个春天特别干旱,经常刮着热燥燥的南风,学农学军的我们就像地里缺水的麦苗一样,蔫了吧唧,没有多少生气。
春天将要结束时,我对这样的中学生活产生了强烈的厌恶情绪,心想:与其在这里干活,还不如回家干呢,在自己的生产队干活还能挣几个工分。这时我也意识到,身为长子,应该帮助父亲为全家七口人挣饭吃了,就决定离开那儿。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五叔赵洪臣。他比我大一岁,是我同学。他说,学校整天不正经上课,他早就烦了,也不想上了。
在我参加的最后一堂“学军”课上,同学们都到树林或采石坑里搜寻“特务”去了,我找了一处僻静地方坐下,看着岭下有两行房屋的学校,盘点了一下我入学四个月学到的全部“文化”:
语文和政治:没有课本,只学了几段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数学:学了初中第一册的四分之一,即“有理数”一章;
物理:只学了前三页的“度量衡”。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天下午南风凶猛,将松树上的花粉吹得纷纷扬扬,像一股股黄烟。我知道,每年松花粉飞扬的时候,便到了播种花生的季节。我想,明天队里如果种花生,我可以去搁种子。那个活儿简单,就是挎一篮花生仁儿,在大人犁出的墒沟里,隔十来公分就放上两粒。
放学回家,吃晚饭时,我向全家人宣布:我不上学了,到队里挣工分去。父母听后对视一眼,而后继续吃饭,谁也没有劝阻。
第二天,我找队长要活儿干,他想了想说:“你割驴草吧。”
我们队有四头驴,有活出去干活,没活就在棚里吃草。冬天,它们吃花生秧、地瓜秧之类的干草,其它季节则吃青草。这时,山上的青草长了起来,队长让两个男孩割来喂驴。另一个男孩是宋世平的儿子,比我大两岁。我们每天割回八大筐,正好让驴吃饱。
我五叔与我同时辍学,生产队让他放猪。他赶着一群大猪小猪,让它们到地里自力更生找食儿吃,自己坐到一边优哉游哉。
我割了大半年驴草,歇过一个冬天,我们生产队决定办粉坊,让我去当会计。会计并不是专业的,我每天凌晨就被宋世平叫醒,去粉坊里挑起两个铁皮水桶,到二百米之外的水井挑水,一气挑上十几担,灌满几个大水缸,而后再干别的活儿。每当做粉皮粉条的时候,我负责烧火。在院中一座大灶前,我左手来回拉动风箱,右手拿火铲填煤拨火,让锅中水保持沸腾状态,能够将宋世平或赵洪美手中漏瓢里漏下去的粉条快速煮熟。烟熏火烤,满脸煤灰,我成了一个丑陋的小鬼。长时间劳作,单调乏味,我昏昏欲睡,拉着风箱前仰后合。做粉条时,队里要抽调多位姑娘帮忙,她们看着我的狼狈模样都忍不住发笑。几十年后,她们都成为老太太了,见到我还会笑谈我当年烧火时出的洋相。
1970年11月的一天,我要去小学生面前出洋相了。
宋家沟小学在村中央的小河边,1930年代初期由我的老姥爷宋世厚创建。我老姥爷是晚清秀才,在外当过多年私塾先生,后来担任临沂县板泉区石河乡乡长。民国时,宋家沟属临沂县,所在的石河乡有几十个村庄。宋乡长虽然装了一肚子《四书》《五经》,却对新式教育接受得很快,在他的倡议和组织下,宋家沟的富户集资建起了学堂。这在板泉区是第二所,第一所在板泉镇。学堂有正房八间,高大宏伟,房梁都是双层,且带立柱,在全村绝无仅有。院子东面、南面各有三间配房。这座学校建成后,培养了一批人才,有的后来成为共产党的干部。我母亲小时候也在那里念过书,她八十多岁时还能背诵当年学过的课文:“秋风起,天渐凉。暑假满,进学堂……”
抗战爆发,学堂停办。几年后,这里成为八路军一一五师的兵工厂,主要制造迫击炮弹、手榴弹和雷管。据说,那时每个工人身边都有一个生铁铸成的大甏,一旦发现手里正在装配的家伙冒烟,立即塞进去,以保性命。我小时候到河里玩水,有的小伙伴还摸出了生了锈的手榴弹。抗战结束,这里改成学校,却保留着战争痕迹:用炸弹壳当钟铃。炸弹壳锯出半截,像半边西瓜皮一样挂在校园西头的洋槐树上,中间悬一根丝瓜样的铁柱,铁柱上拴一根长绳,到了规定的时间,便有老师过来拉绳“打铃”。“预备铃”,“上课铃”,“下课铃”,各有不同节奏。这个“炸弹铃”敲起来特别响,“当当当当”,几里外都能听见。这铃声,也成了全村人的报时钟,听到铃声,大伙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地里,就知道时间到了什么点儿。
1970年冬天,宋家沟小学有三位老师。一个是宋家星,担任教师组长。他比我大七八岁,已经教过几年耕读班,还在县工读师范进修过一年。按照辈分,我叫他大姥爷。一个是吴芬,三十八岁,是公办教师。我管她丈夫宋金珂叫大舅,因而叫她大妗子。再一个是王玉翠,是个二十多岁的胖姑娘。她父亲过去给我老姥爷家当长工,土改后就住在雇主家房子里,与我姥娘是邻居,我从小管王玉翠叫大姨。
那天我到学校报到,分别向他们叫“大姥爷”、“大妗子”、“大姨”,他们都笑。宋家星说:“出了学校,那样叫可以。在学校里,你应该称呼宋老师、吴老师、王老师。”我不好意思地笑笑:“明白了。”
见我站在那里手足无措,宋家星说:“你不用紧张,锻炼锻炼就好了。”吴芬和王玉翠也一起安慰我,让我先熟悉教材,备备课。
吴芬找出四本书给我。我一看,是小学语文、算术的第四册和第六册。我问:“怎么这么多?”吴芬说:“你教的是复式班。”我问:“什么是复式班?”她说:“就是两个年级放在一个班里。因为学生少,只能这样安排。你这个班,是二年级和三年级。”
我傻眼了。来当老师,本来就发怵,没想到竟然要教这样一个复式班!
但我想,既然来了,什么样的重担都得挑。就像我在粉坊挑水,担子再沉,也得咬牙挺住。我咬咬牙,向他们点头。吴芬老师告诉我两个年级的语文课进行到了哪里,算术课进行到了哪里,我找到有关内容,折页记住。
这天上午,我一直在办公室里备课。办公室是一间小东屋,又矮又破,与八间正房形成鲜明对比。我翻看几册课本,觉得上面的字都认识,算术题也都会做,加上吴芬老师上课回来,向我讲了复式班的教学要领,我的紧张情绪缓解了一些。
下午,我开始上课。宋家星老师迈着两条长腿,去敲响上课铃。“当当当当”,像一下下敲打我的心脏。我心慌气短,额头出汗,差点儿晕过去。吴芬老师拿起课本、点名册和粉笔盒,往我怀里一塞:“上课了,去吧。”
我只好接过这些东西,像上战场一般走出办公室。
我要教的那个班,在院子西北角。正在院里玩耍打闹的小学生,这时正分头奔向自己的教室。我刚到中途,有几个学生一边往二、三年级教室里跑,一边大喊:“朝来喽!朝来喽!”
他们竟然喊我的小名!而且用尖利的儿化韵喊出那个“朝”字!
这种轻蔑,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我像进入当年的兵工厂遭遇炸弹一般,严重受伤,魂飞魄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