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海外文摘·文学版》2017年第02期
栏目：中篇小说
从操场溜出来的时候，他们在排队：先是立正，立正之后稍息，稍息之后又立正。向前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左转，向右转。有时候老师心血来潮，就把排队的人分成A、B两部分，一部分向左转，一部分向右转。叫一声向左向右转，A和B就背靠背各朝一方。接下来，连着两次，A和B又从不同的方向转到一起。还有向后转，转一下背过去，转两下又回过来，跟没转一样。原地踏步，左脚踏在一字上，右脚踏在二字上，从一走到二，从二走到一，有时也会让你从一走到四，从四那儿再折回来。
我是在他们齐声喊“一二三四”的时候开溜的。上厕所总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哪怕是政治课，是晚总结。通往厕所的路就像一个人字，一撇撇向男厕所，一捺通往女厕所。这一切都是规定好了的，男的写一撇，女的写那一捺，连校长连刘老师也不例外。牛阶级为了把一捺拿过来把一撇换过去，像老师批改作业一样，把男字打上一个×，换上女字。老师说这是流氓。那时候我还是个好孩子，是班干部，其实，我也想把那边的女字换成男字。换成男字就可以去那边看看，哪怕看一眼都是好的。
我顺着人字往前走的时候，刘老师正从一捺那儿走过来。假如还有第二个人，我就不用单打单直直地撞上她。我又不能像只老鼠那样到了这里又缩回去，我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野牛遇上狮子，大概就是这样。牛头上有两只角，难怪黄帅说要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刘老师走到跟一撇会合的地方，就站住了。我一下就把角和刺忘了，像往常一样叫了一声“刘老师”，甚至还讨好地笑了笑。仿佛她还会像过去一样给我一个笑脸，说句什么。她说：
“还没下课，怎么就跑出来了？”
“我……”我马上明白了，我不再是好学生，不再是班干部，我改用一个坏孩子应有的腔调，“尿胀！”
“这孩子，怎么变成这样！”她侧身朝着那一撇说。
我又悔又恨——动不动讨好的笑容就往脸上爬，脊椎骨就往下弯！电影里的叛徒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么容易就叛变了，叛的还是他自己。没有谁会把自己拉去枪毙，去服苦役，我能够做的，就是把身上那点水狠狠摔到便池里。
事情是从一把锁开始的，要怪只能怪那把锁。
阿珍姐和昭大哥去走亲戚，门上挂着一把锁。我走过去，锁说：“家里没人，家里没人！”我走过来，锁说：“来呀，怎么不来呀？”爷爷的床底下有一把锤子，我很想一锤把它捶了。可是锁它代表阿珍姐代表昭大哥代表好多东西。锤子它不能代表爷爷，它也不敢代表我。能够动那把锁的只有钥匙。可是假如它因此就以为，没有钥匙我就拿它没办法，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我顺着屋阶下的排水沟绕到后面，那里有一扇门，门旁边有一扇窗。门从里面上了闩。我要做的是从窗户的栅栏里伸过手去，伸向里面的闩。手摸到了门框，中指甚至感觉到门闩就在近前，可是够不着。胳膊被窗栏勒痛，手指累得发酸，还是不行。后山的竹林里哗的一声响，手像触了电一样弹了回来。一只野雉格格叫着飞走了，狗只能朝天吠上几声。狗日的，把老子吓成一只野雉样。
我想，我得有一根棍子。犁田一根棍子，隔着犁耙就能够到牛屁股。教书一根棍子，不费力就可以伸到黑板上头。朱瞎子一根棍子，直着腰也能摸到路。阶级儿子有一根棍子，就可以把尿抛得老远。
整个竹林全是站立的棍子。要找到一根，先得找到刀。我不敢找奶奶要刀，在茅厕里摸了一把锄头。锄头力更大，下手比刀狠。一竿往上生长的竹子顷刻丢头去尾，把一段身子给了我。
棍子很容易就到了门闩那里。可是我的想法不能很好地送到棍子那头，那边的情形也难得传回来。手指比棍子强，可它到不了那里。棍子到得了，却不知道到达的是什么。眼睛没法弯进去，它只是在那儿瞎动。有一次似乎触到什么，可是一晃而过。回头再找，抵住的东西一动不动。我有些泄气：这里头哪一间屋子没有去过？无非是床呀衣柜呀，厨屋里有灶和碗柜，猪舍有茅坑，不止一次打机枪似的往里头射尿。收回棍子时，我想到那边那把锁。它该笑了：怎么，不行吧！
靠窗的桌子上躺着一面巴掌大的镜子，斜斜缺了一角，四个角因此成了五个。棍子从旁边伸过去的时候，它一直仰面朝天。拿起镜子，我眼前一亮。镜子斜斜地把目光送进去，一下就看到了门闩。眼睛跟手不在同一个方向上，让人不大习惯。棍子像是喝醉了，弯弯曲曲到了门闩上。我屏住呼吸，在镜子里拨动门闩——棍子那头一动，门呀的一声开了，很惊讶的样子。门开了一条缝，一推就可以进去。回过头来把门关上，插上门闩——现在它成了我的门闩。厨屋那边还有一扇门朝向前面的地坪，门外面的锁，它只听钥匙的。一个没有钥匙的人从后门进来了，它生气了：门扣一动，锁响了一下，一阵风从门缝灌进来。我用膝盖顶住门，把门闩上。锁在外面挣扎了一下，作废了。世界被关在门外，门内现在是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