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作家》2010年第10期
栏目:记忆·故事
如今六十岁左右的读书人,或轻或重,可能都有点儿俄罗斯情结。
这种情结一旦形成,会如影相随,相伴终生,甚至会影响你的人生道路、艺术趣味、生活方式。由此可见,文学艺术的影响,多么深刻久远绵长,难怪有雄才大略远见卓识的政治家,都格外重视文艺的作用。
余生也晚,在中苏蜜月时代,还是个孩子,说句没出息的话,最初对苏联的好感,不是来自歌曲、电影、文学、绘画,而是来自饼干。
我生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上小学三年级时,大姐夫从苏联回国探亲。他是我县第一个留苏学生,个子很高,仪表堂堂,风度翩翩。当他穿着笔挺的中山装,蓝色夹大衣,出现在街头时,在灰头土脸的小城里,是一道吸引眼球的亮丽风景。人们在背后指指点点,议论纷纷:这是任兽医的二小子,在外国留学哪!看人家孩子多有出息,瞅瞅咱家的,一个不如一个。啥时候咱家大小子,也去留洋就好啦!人家脑子好,在县里考第一,在省里还考第一,他是那块料儿吗……
大姐夫来我家时,常有街坊邻居借故来串门,看看陈家未来的女婿,打听一下苏联的情况。我对那些集体农庄、斯大林、捷尔任斯基、莫斯科大学不感兴趣,眼睛盯着大姐夫送我的维芙饼干、巧克力、自动铅笔和小刀。母亲家教极严,家里有客人,小孩是不准吃东西的。我盼望人们快点走,我好吃那长长的、上面印着方格的褐色饼干。
那是我第一次吃维芙饼干,觉得好吃极了,心想长大我也去留学,天天吃这种饼干。那个自动铅笔,是紫色的,与铅笔一样长,铅条很长,不用削,可以用很长时间。县城里没有卖的,同学们都觉得新鲜,这个试,那个弄,没用三天就坏了。从那时起,我知道在北面,有个大国,叫苏联,对中国好,人们叫它老大哥。
可老年人不这么说,一口一个老毛子、大鼻子(管日本人叫小鬼子或小鼻子)。尤其是一些中年妇女,说光复那年过老毛子,妇女们不敢出门,脸上抹着锅底灰,东躲西藏,吓死人。有人阻拦:别胡咧咧,现在是中苏友好,人家是老大哥。友好就得说瞎话吗?哪有老大哥糟蹋兄弟媳妇的?那个老赵家的三丫头,不是叫老毛子祸害了吗?
我那时小,不懂他们说什么,反正不是什么好事。后来听说,那是1945年,苏联出兵东北,迫使日本投降,大部队从我们县城过了三天三夜,一些不守军纪的士兵,调戏妇女。几十年过去了,人们还记忆犹新。至于为什么叫他们大鼻子老毛子,我现在也闹不清,或许因为他们鼻子高、体毛多之故吧?但与他们有关的一些单词却留了下来,例如有人把葵花子叫毛子嗑,把小水桶叫维德罗(俄语音译)等等。
我在初、高中六年,外语学的是俄文,高三毕业时,能靠字典读一点俄文小文章。当时国内翻译介绍的外国文学,以苏俄为主,果戈里、契诃夫、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肖洛霍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等一些作家的作品,我都读过一些,还能背几首普希金的诗。中国一边倒,学习苏联,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985年,我申报高级职称。当时规定,一般干部加试外语,外事干部,加试第二外语。我报考的是俄语,但几十年不用,早忘光了,只好临阵磨枪,每天下班抱着录音机,请在北京教书的大姐夫为我补习,整整三个月,风雨无阻。考试时,作协与文联报考高级职称的在同一考场。试题挺难,相当于大学本科一年级水平,但恰巧我是照那本书复习的,答得还算顺利,心想及格问题不大。中间我去了次厕所,回来时卷子不见了,没敢声张,坐在桌前纳闷。
旁边的一位仁兄挤眉弄眼,示意在他手里。他是编辑,小说家,虽然学过俄语,但他的工作与外语根本不沾边,如今连字母都认不全了,又没工夫复习,考他外语,纯属赶鸭子上架。我如坐针毡,心里七上八下,咚咚乱跳。心想考好考歹不说,要是弄个试场舞弊,可够恶心的!但看那位仁兄,若无其事,神色自若,心想他上学时,肯定不是好鸟。卷子还给我时,手疾眼快,狡猾娴熟,像变戏法一样,没露一点破绽。结果我考第一,86分,他考第二,82分,都评上了副高。事后我骂他,鄙人从小就是良民,从没干过偷鸡摸狗的勾当,却让你吓个半死!他嘻皮笑脸地说,我请你喝酒吃饭,为你压惊。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他早从出版社社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但饭还没吃……
从那以后,我再没接触过俄语,纯粹是为考试而考试,浪费生命,毫无价值。不知现在报考高级职称还考不考外语,倘若平时工作与外语毫无关系,你考他外语究竟为了什么呢?
半个世纪过去了,斗转星移,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这个超级大国,已经分崩离析,冰消瓦解。但当我踏上俄国的土地时,心潮依然起伏澎湃:这就是俄罗斯文学描绘过千百次的天地吗?这就是俄罗斯人世代生息繁衍的家园吗?这就是在人类文学史、艺术史、科学史、政治史上都留下辉煌,使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希特勒闻之丧胆的俄罗斯吗?虽然没有朝圣的庄严,但却不乏尊重。
我想,不管这里发生了什么,对这里的土地,这里的人民,这里的历史,都不可小觑。
2007年7月20日